一
　　 红都，是我对于都的尊称。
　　 或许，红都之呼非我首创。但思来想去，欲对于都的印象用一字概之，非红莫属也。
　　 第一次邂逅于都，是去年晚秋时节。那次是匆匆路过，纯属蜻蜒点水，没有在心海掀起多大涟漪。说实话，仅尝了一碗飘香的珍珠粉，到山上摘了几箱黄脐橙，满足一下舌头的需求，便打道回府了。
　　 于都的珍珠粉很有名，曾上过央视的《舌尖上的中国》。有机脐橙是赣南的特产，黄皮金瓤，温润鲜美，解渴生津，余香不绝。总以为，我与于都的缘份，一面之后再难相见。然，缘份是一根看不见的线，表面看似断了，暗里却还连着。这不，时隔一年，我又去于都了。
　　 小雪那天，我驱车千里关山，一路风尘仆仆，从浙南来到了赣南。
　　 傍晚的天空，像一面硕大的调色板。高天上的流云飞霞，把于都山水渲染成了一幅彩色的画。一样的雩山，飞红点翠，绵亘在赤色的大地上；一样的贡水，淌金流玉，波澜壮阔地串起了一座红色的城；一样的渡口，烟波浩渺，在岸边静静地诉说着当年气势如虹的传奇。
　　 车下于都高速出口，映入眼帘的更是一片耀眼的红色。如血的夕阳，绯红的天空，一棵棵红叶似火的树，让我的眼眶几乎要溢满红，滴下紫来。脐橙长在田野畔、低山处，黄澄澄的，泛着淡淡的红，从山那边绵延到山这边，又从山这边蜿蜒到山的那边。路旁，掠过了一行行红色的字，一块块红色的牌子。“长征源”“长征第一渡”，这是党史上对于都的“红称”。周恩来说过的话——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红彤彤地塑嵌在开花的山坡上，甚是醒目。
　　 无限感慨，初冬的于都，竟然看不到一丝冬的影子，醉美了。
　　 贡水如玉渡如虹。
　　 朋友，你能想到吗？这里就是全球最大的客家聚居县，被称为“长征源”和“长征第一渡”的地方。
　　
　　 二
　　 于都，是一座悠久的城市。它地处赣南东部，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建县，迄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据史载，于都原名雩都，以城北雩山而名。1957年，因嫌雩字生僻，遂改名为于都。于都建县初，幅员极其辽阔，所辖区域包含现在赣南的瑞金、会昌、石城、宁都、安远和寻乌等县。素有“六县之母”和“闽、粤、湘三省往来之冲”之称。
　　 此番至于都，我是专程去寻梦的，不再盲目。因此，我特地选择在位于“渡江大桥”一侧的“枫叶花园国际酒店”下榻，因为那里离长征第一渡不远，便于漫步寻梦哦。办好入住手续，来到房间，我看到案上有一套介绍于都的丛书，便信手翻了翻，愕然。
　　 客家，是汉民族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民系。翻开客家的历史，随便拾起一段，就足以教人仰望。我略举两个例子。一是众所周知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由客家人组织发动的。其首领洪秀全及其核心人物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均为客家人。二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十大战区司令长官中，有六位就是客家人。我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官亦不例外，他们分别是八路军的总指挥朱德、参谋长叶剑英，新四军军长叶挺，包括重建后的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客家人，厉害吧。
　　 赣州地区，有客家文化摇篮之誉。而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于都，则是全球人口最多的纯客县。据统计，截止2015年，全球共有近九千万客家人，其中赣南占九百多万。于此算来，每十个客家人中就有一个是赣南人，每九十个客家人中就有一个是于都人。
　　 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编撰的《雩都县志》称于都风土人情如是说：“冠婚丧祭尚俭，居不求华，服不求侈，饮食不求异，器用不求奇，仆妾不求其饰，外观园池不求其供。”这是对于都民风精辟的总结和描述。多少年年来，他们保持着勤劳、勇敢、节俭的传统，敬畏自然，崇拜天道。
　　 陪伴我到于都的三个朋友，皆是土生土长的于都土著，也是清一色的客家人。路途之中，我向他们请教客家的文化渊源。他们说，十分惭愧，我们只知道我们是移民的后代，我们的祖先源自中原，也知道客家文化是古汉文化的活化石，但真的没有很好研究过。他们告诉我，客家人都长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脚小趾的指甲长有两瓣。一瓣结着传统的茧子，一瓣盛开着创新的花朵。
　　 于都，一个既厚重又神奇的地方。
　　
　　 三
　　 晚饭后，我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贡水边，开始寻梦。华灯初上，一江两岸，灯如昼，人如织。闪烁的霓虹，梦幻了一座城，也委婉艳丽了一江水。
　　 贡水枕着夜风，披着五彩的衣裳，浩浩东流去。渡口，就静如处子般卧在水边。一块红色的石碑，矗立在醒目处，上刻杨成武将军的亲笔题词——长征第一渡。
　　 清冽的江风，徐徐拂过，恍恍惚惚间，我仿佛听到了一首荡人心魄的歌：
　　 十月里来秋风凉，
　　 中央红军远征忙；
　　 昼夜渡过于都河，
　　 古陵新田打胜仗。
　　 这首诗歌是陆定一所创作的长征组歌中的第一首，亦是当年红军夜渡于都河，踏上长征路的生动写照。
　　 我非常坚定地认为：没有一座县城，能比于都更值得骄傲和自豪了。不服不行，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从于都出发的。
　　 让时光倒流至万马齐喑的一九三四年。
　　 那是十月中下旬的一个傍晚，在浩荡的秋风和血色的斜阳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从于都县城东门的浮桥上渡过波涛汹涌的于都河（贡江在于都境内的称呼），离开中央苏区，随军西进，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党史里记载的场景十分悲壮。从1933年10月开始，国民党结集百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受“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一年过去，全线出击的红军陷入了被动，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极端严酷的情况下，中央不得不将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于是，作为“全红县”和苏维埃巩固后方的于都，便成了红军主力的结集地。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中直机关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和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共计8．6万人，恰似红旗漫卷西风，齐集于都。并于1934年10月16日傍晚开始，分别从指定地点渡过于都河，踏上了风潇潇、雪漫漫的万里征途。
　　 当时的于都河，河面浪大风高，水流湍急，河上没有一座桥，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
　　 这是一次关乎红军，关乎苏维埃政权，关乎民族之前途命运的一次飞渡。危难之际，英雄的于都人民以客家人独具的慧眼和胆魄，作出了果敢的选择，他们不畏白色恐怖，不惜身家性命，坚定地与红军站在一起，支援配合红军北上抗日。那时，整个于都红透了。他们一方面组织武装，配合红军牵制和狙击敌人。另一方面组织了上万劳力，800多条木船，在于都河的有山峰坝至渔翁埠一线，用自家的门板、床板搭起了八处浮桥，供红军渡河。为了隐蔽红军的战略意图，避免敌机轰炸，他们在白天把浮桥拆了，到了傍晚和晚上，举着火把又重新把桥铺上，硬是把一个处在腥风血雨飘摇中的苏维埃共和国，完完整整地渡过了于都河天堑，走向光明的征程。
　　 其间，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恕不细说。
　　 周思来在跨过浮桥，离开于都的那一刻，不禁心潮澎拜，动容道：“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是啊！如果没有这红军第一渡，没有于都人民的牺牲和奉献，我想，共和国的命运可能就是另一种结果了。
　　
　　 四
　　 此刻，我就伫立在红军第一渡的渡口。渡口古老了，却不寂寞。有三五成群的人，立于平台之上，朝河里眺望。他们在眺望什么呢？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在眺望那一段十送红军的历史吗？不知。
　　 一年不见，河成湖了。河面很阔，波光潋滟，从此岸到彼岸，大约有六七百米的距离。去年不是这样的，当时也许是枯水期吧，一道清水，仅几竹竿阔，一个三级跳就可以跨过了。我想，后来下游肯定是新建了一道拦水坝，蓄水成湖了。处于伟大的时代，于都的面貌日新月异，甚慰。
　　 璀璨的灯火，把夜空染成了富态的橙红色，也斑斓了眼前的河。河水里五颜六色的火焰在燃烧，有红的、紫的、蓝的、白的。站在渡口朝上下游看，便可看到渡江大桥、长征大桥和红军大桥。三桥飞架南北，桥上灯光灿烂，车水马龙，犹如彩虹卧波。
　　 触景就会生情。
　　 一个念头蓦然袭上我的心头：眼前这一派炫人的夜景，可与八十多年前的景象相媲美吗？答案是明摆的，岂能比，怎可比？不可能啊，决不可能。
　　 八十多年前，那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呵！数以万计的人，举着万把火把，熊熊的火光，映红了一条河，一座城，一片天。那哪是火把哦，分明是于都人民在亲人面前，掏出的一颗颗鲜活的红心。他们把血液化火，温暖了远征的战士；他们以身躯为桥，铺通了红军的前路。
　　 一组啼血的数字让我为之震撼。据统计，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于都县共有6.8万余人参加红军，占当时于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又有上万名于都儿女加入了红军队伍，组成了八个补充团。全县可考的烈士达16336人，其中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达1.1万人，仅牺牲于湘江战役的于都籍红军官兵就有1126人。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于都，不愧为长征之源。称之红都，当之无愧。血性于都，彪炳千秋！
　　 号角已经远去，夜风依然如歌。历史不能忘记，英烈永垂不朽。今夜，我之所以不远千里，来到这个红色的渡口，决非是仅仅为了缅怀先烈。更重要的是，我要亲一亲那一江如玉的水，亲一亲那如虹的渡，来洗涤徘徊的灵魂，昏然的初心。
　　 我匆匆而来，久久不愿离去。很欣慰，我没有白来。我想，自此以后，我会常哼一首听似忧伤却也爱心满满的歌：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
　　 千言万语化作一句美好的祝愿吧。
　　 祝福你们，全天下的客家人！
　　 祝福你——于都，你这个血色之都！
　　
　　 （注：本文所涉的史例数据，参见于相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