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放学，我背着书包一溜烟跑回家。又是一个赶集的日子，我想看看那条粉纱巾卖了没有，集市中午就散了，跑慢了赶不上。
　　 跑到赶集点，卖纱巾的胖阿姨正在收拾商品，准备去下一个集市。看到我，阿姨笑着打招呼：“又来看纱巾呀？还没卖哩，你攒几块钱了？”我挠挠头没说话，其实我的全部身家只有两毛钱。
　　 纱巾太贵了，要卖六块钱，都够一家人过个丰盛的年了。那时鸡蛋才五分钱一个，六块钱等于120个鸡蛋。母亲每周给我吃两个鸡蛋，我得一年多不吃鸡蛋才能买下这条纱巾。而母亲给我的都是煮熟的鸡蛋，想卖也没人买。
　　 为了那条粉巾，我甚至设想过偷生鸡蛋。母亲养了三只老母鸡，她每天按按鸡屁股，就能判断出鸡第二天会不会生蛋，我偷拿一个，她也能知道。况且，母亲自小就教育我，要做好孩子孩子，这种事也就能停留在设想阶段，万万不敢实施的。
　　 也不能指望过年的压岁钱，那只是象征性的，过完年母亲就要收回去。我根本没处攒钱，仅有的两毛钱还是我在甸子上捡了四个鸭蛋卖得的。
　　 我不敢跟母亲要钱。我最大限度的试探，就是跟母亲说：“妈，集上有个粉纱巾可好看了，六块钱呢。”母亲用一声“哦”回答了我。“哦”就是不行，休想，不可能，是最直白的拒绝。所以，我只能每个集市来瞧一瞧，过个眼瘾。
　　 胖阿姨把粉纱巾从细绳上解下来，放进箱子里，推着手推车，奔下一个集市去了。土路坑坑洼洼，箱子在车上不停颠簸，箱子里的粉纱巾也在跟着摇摇晃晃吧。
　　 目送胖阿姨走远，我轻轻叹了口气回到家中，母亲已把饭端上桌。“都上五年级了，还没个女孩儿样，瞧你跑这一脸汗。”见我气喘吁吁的样子，母亲嗔怪地捋捋我额角散乱的头发说道，“快去洗手，给你煮鸡蛋了。”
　　 那时候的农村，纱巾算是奢侈品，女孩结婚的时候才会买上一条，买了也多放在柜里面，走亲戚、出远门才舍得系上。
　　 结婚嘛，自然是要喜气盈盈的，所以小媳妇儿们的纱巾都是红色的，这就显得那条粉纱巾更清新、更靓丽、更与众不同。
　　 不止是我喜欢那条粉纱巾，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儿都喜欢。上个集市，我就看见刚结婚的邻居贵兰婶儿和二刚嫂子站在粉纱巾旁看了好半天。
　　 纱巾确实太贵了，又不实用，谁也舍不得买。这不，在胖阿姨那条细绳上都挂了好几个集市，也没卖出去。我倒是挺高兴，这样个就能多过几次眼瘾。要是哪天有人买走了，我想看也看不着了。
　　 季节被滚烫的太阳烙印，日子被一个又一个集市分割。一转眼，春就变成了夏，我小学要毕业了。
　　 毕业是要拍毕业照的，九十年代初期，农村孩子很少有拍照机会，拍毕业照无疑是件大事，老师让我们好好打扮。
　　 我的两毛钱本可买两条漂亮的大绫子，但同桌小梅跟我说，她要带嫂子的红纱巾，还不停形容那红纱巾如何漂亮。小梅的炫耀一下激起我的好胜心。我次次考试都排在她前面，拍照也不想被她比下去，只好跟母亲撒谎，说老师要求女同学都戴纱巾，央了母亲跟贵兰婶儿借纱巾。
　　 母亲想了想，放下手里的活计，领我去贵兰婶儿家。贵兰婶儿的红纱巾放得可真隐蔽。她解开包袱，拿出一个匣子；打开匣子，又拿出一块红布；揭开一层一层的红布，才露出叠得整整齐齐的红纱巾。一看到贵兰婶儿的红纱巾，我就知道，这次较量我肯定赢了。
　　 母亲把红纱巾弯弯折折，做成一朵漂亮的大红花，系在我的辫子上，漂亮极了。我翻出了姨给买的桔黄色薄绒衣，找出过年做的蓝绿色裤子，粉色塑料凉鞋里还配了一双红袜子，十分隆重又艳俗无比，当时却觉得美到超群。
　　 六月的天已经穿衬衫了，我穿着薄毛衣捂得一身汗，我把这当成美的代价，而且乐于承受。
　　 去学校前，母亲嘱咐我拍完照就把红纱巾拿下来放进书包，免得刮抽丝。我一边含糊答应着，一边兴冲冲跑出门去，想跟小梅比个高下。
　　 班级热闹非常，同学们把最好看的衣服都穿在身上，凑在一起相互打量、相互羡慕。女同学的头上多扎着大绫子，戴大花的很少。小梅的大红花估计是自己弄的，皱巴巴耷拉着，开败了一般。同学们都围过来看我的大红花，我出了风头，很是得意，便把母亲的嘱咐忘在了脑后。
　　 放学前，我低头收拾书包时，大红花的一角不知怎么搞的，套在课桌的钉子上，纱巾上赫然出现一个豆大的洞，我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回到家，母亲让我赶紧去还纱巾，我硬着头皮拿出刮坏的红纱巾，不敢多说话。母亲骂了我一句，找出缝衣针一根一根地挑开丝线，试图把细细的丝线归回原位。丝线已被钉子拉长，怎么挑也无法恢复先前的细密平整。母亲烧了一锅开水，把红纱巾放在锅上方蒸了好一会，那些丝线依旧不肯服贴。
　　 母亲无奈，只好拉着我来到贵兰婶儿家解释。母亲讪笑地说，贵兰婶抚摸着红纱巾破损处静静地听，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母亲又讪笑地从贵兰婶儿手中抽出红纱巾。
　　 见母亲努力陪着笑脸的样子，我又心疼又自责。回到家，母亲开始骂我：“告诉你拍完照拿下来，你就得瑟，一点也不听话。现在咋办？拿啥赔人家？”母亲越说越生气，抬手朝我挥过来。我挺直背，承下了母亲的巴掌，没有躲也没有哭。见我的样子，母亲错愕片刻，转身出去干活了。
　　 母亲没再骂我，我更是后悔和忐忑，如果早把红纱巾收起来，就不会让母亲如此难堪，可天下哪有后悔药呢？
　　 晚饭后，母亲从匣子里掏出一毛、两毛、五毛的散票，数了一遍又一遍，都是五块五。“纱巾六块是吧？”母亲抬头问我。
　　 “嗯。”我把存了许久的、皱巴巴的两毛钱拿出来。
　　 “五块七应该能买下来。”母亲既像是对我说，又像是对自己说的。
　　 第二天是星期六，赶集的日子，母亲决定领着我去碰碰运气。
　　 “五块七就五块七吧。”胖阿姨一边麻利地解纱巾，一边对我说：“看你妈多好，这么贵的纱巾都舍得给你买。”母亲牵了牵嘴角，没出声。
　　 把粉纱巾赔给贵兰婶儿后，母亲拿出红纱巾，又折了个大红花系在我的辫子上，这条红纱巾完全属于我了。
　　 “打疼了吧？”母亲摸了摸我的后背说：“早点给你买那条粉纱巾就好了。”
　　 “没有，一点都不疼”被母亲一问，两天来的担心、愧疚涌上心头，我抽抽答答哭了起来。母亲为我擦干眼泪，又让我套上桔黄色毛衣，穿上蓝绿色裤子和粉色凉鞋，端详了好一会，说：“好看。”
　　 照着镜子，我摸了摸明艳的大红花，然后把它解开、叠好，用一块旧布包住，放进衣柜里。那个夏天，我的童年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