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三次到建德。赏不尽千岛湖的湖光山色，看不够三江口的浩渺烟波。这一次，我专为梅城而来。
　　 “天下梅花两朵半，北京一朵，南京一朵，严州半朵。”传说中有半朵梅花之称的梅城，因其旧城墙垛状若梅花而得名。它的建城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三国时期，至宋代更是达到鼎盛。“千车辚辚，百帆隐隐”，是当时的京畿重镇严州府所在地。如今的梅城，只是杭州建德市下辖的一个小镇。
　　 烟花三月，一个云淡风轻的艳阳天，我终于走进了梅城，踏上了古街的青石小路。这里的每一条里弄，每一座古宅，每一座牌坊，它们的一砖一瓦，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行走在府前街，好似在历史的时空里穿梭。精雕细刻、美轮美奂的状元坊；庄重典雅、气势恢宏的三元坊，皆令我流连不已。正当我沉浸在南宋状元方逢辰和明朝宰相商洛的传奇故事里，不期然与一栋古宅相遇了。
　　 这是一栋清朝末年的老房子。外形有些像教堂，里面却别有乾坤。除了门屋和正屋外，还有三合院和附房。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风格。房屋虽然经过修葺，但依然掩不住岁月的沧桑。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民居。它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与八十多年前的浙大西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蓦然看到“竺可桢旧居”几个字时，我有一瞬间的恍惚。竺可桢，他的故乡不是在绍兴么？他是世界级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他写的科普文《大自然的语言》《哥白尼》，我至今记忆犹新。对，他还有个身份，著名的教育家，曾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十三年，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四大校长之一。
　　 当我看到另一个牌子，上书“浙江大学西迁建德办学旧址”，心里豁然开朗。这里就是当年竺可桢校长的住处，号称孙家大院，是物理系助教孙汭娘家的房子。
　　 走进院子，迎面是一组栩栩如生的人物雕塑。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西装革履，拄文明棍的先生。意气风发的神情里隐约有些忧戚和焦虑。我想他的原型就是竺可桢校长吧。他的身后紧跟着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男人。应该是他的助手。最后一排是一对知识分子模样的夫妻，妻子怀抱小孩，丈夫挎着行李。他们必定是教师的代表。没有任何文字介绍，我想它的名字应该叫《西迁路上》。
　　 浙江大学，不是在西湖之滨么？因何要搬到建德这个偏僻的小城呢？
　　 1937年9月，半壁河山已经沦陷。上海激战，杭州危在旦夕。往昔“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的盛景不再，人们担惊受怕，惶惶不安。偌大的杭城没有一张安静的课桌。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竺可桢校长，为山河破碎而痛心疾首，也为浙大的前途而忧心忡忡。他忧郁而睿智的目光在地图上逡巡，突然聚焦在距离杭州一百多里的“西天目山”上。那里山高林密，环境清幽。谁会想到在晨钟暮鼓的禅寺，竟然藏着两百多名浙大的师生呢？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从9月27日正式上课，到11月底去建德与大部队汇合，浙大天目山临时办学点只存在了两个月，却在浙大历史上，甚至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是在这里，酝酿已久的导师制扬帆起航，开创了中国大学导师制的先河，为日后浙江大学跻身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年级有了落脚点，其它年级的学生又往哪里迁移？竺可桢明白，这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西迁，堪比红军二万五千里战略大转移。搬去大城市是不可能的，只有去南方较为偏远的小城甚至乡村办学。第一站，他选定了位于三江口的建德梅城。
　　 梅城，是一座山清水秀，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千百年以来文风鼎盛。北宋范仲淹在此创办龙山书院，南宋教育家张南轩设丽泽书院，清代吴昌祚建文渊书院。竺校长选址于此，真是独具慧眼，用心良苦。
　　 1937年11月11日，浙大师生及家属，携带图书和仪器，分三批从杭州城外江干码头出发，沿钱塘江逆流而上，经过新安江到达三江口。15日，最后一艘载满师生的船只在建德城下大南门码头停靠，从巍峨的澄清门进入梅城。
　　 一路上，山高水长，有多少艰难，多少险阻，没有亲历的人根本无法想象。我看过一篇文章，有这样一个细节。11月，正是水瘦山寒的季节。新安江两岸峰峦对峙，航道狭窄。不好，一艘船只搁浅了。船夫急得满头大汗，身上的棉衣也湿透了。此时，一个男老师一声令下：“男同学，跟我来！”他们跳入江水中，推的推，拉的拉，十几人齐心协力，才将船只拖到正常的航道。此情此景，让我想到了列宾的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我伫立在里屋的一面墙前，对着三幅浮雕看了一遍又一遍，脑海里浮现出三个场景。
　　 第一幅，码头上，船桅耸立，一艘艘满载师生的乌篷船整装待发。我仿佛看见，一艘船的缆绳已经解开，却迟迟没有离岸，似乎还在等人。只见一对青年男女坐着黄包车，急匆匆地赶来，还带着几个大箱子。那是一位刚刚结婚的新娘，极不情愿离开杭州，但情势所迫，不得不跟着丈夫一家出发。她眼含热泪，告别父母亲人，踏上未知的前程。她舍不得娘家陪嫁的几大箱衣物，硬是求着夫君帮她带着。可惜的是，在后来的西迁途中，遇到敌机轰炸，只好弃之而逃。
　　 第二幅画面的主体是一群民工。他们挑着装满物资的箩筐，急匆匆地赶路。也许是赶往船码头，也许是赶往城里某个地方。他们也许没有想到，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们挑的是图书和仪器，也是一所大学的未来。竺可桢曾说过，大学最重要的是教授和图书、设备。正因为如此，到建德的第二天，竺可桢发现有400余箱仪器和图书没能运到，心急如焚。亲自带了两辆车，十多名员工，连夜返回杭州，去找回那些图书和仪器。
　　 第三幅，是一个繁华的街头。是澄清门外的黄埔街吗？据在世的老人回忆，这条黄埔街曾会馆遍布，商铺林立。过往的商船在古大坝外停泊消费交易，使得这条街异常繁华。那个学生举着喇叭在讲什么？我想他一定在说，同学们，同胞们，日寇的铁蹄正在践踏我们的国土，杀害我们的同胞。是可忍孰不可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国，还我河山……
　　 梅城，一下子增加一千多名浙大师生和家属。读书声，声声入耳；谈笑声，此起彼伏。古城，变得拥挤起来，也变得更加繁华。没有集中办学的条件，只能因陋就简，化整为零。行政办公在府前街方宅；教室分设在林场、天主堂、孔庙等处；宿舍在中心小学、万源当、东门街一带。
　　 清晨，朝阳初升，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活跃着师生们的身影。你看，两位中年教师，刚刚在黄埔街小吃店吃过建德豆腐包，带着一脸的满足，拎起公文包，急匆匆地往教学点赶去。他们是卢鹤绂和王淦昌吗？三五成群的学生，背着简易书包，出了中心小学的大门，一路欢声笑语，向着孔庙的方向走去。
　　 看报啦！看报啦！新出的《浙大日报》。傍晚，夕阳在山，古城氤氲在一片橘红色的霞光里。几位着校服，留短发的女学生，站在南城门，向来往的行人派发报纸。浙大人读书不忘抗战。他们利用自备的无线电收音机，记录新闻消息，编辑整理，创办了《浙大日报》。每天出一期，在建德共铅印了20多期，受到广大师生和市民的欢迎。
　　 周末，古城更是热闹非凡。黄埔街，古城墙，府前街，到处人流如织。那不是苏步青教授吗？趁着周末，他和夫人一起带着孩子，到黄埔街上打牙祭呢。
　　 那不是谈家桢教授吗？他在一位学生的陪同下，健步登上澄清门城楼。俯瞰三江口，遥望南峰塔，不禁脱口吟诵：“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夫子的羁旅之思，撩拨起他的缕缕乡愁。
　　 竺校长也来了。暂时卸下沉重的公务，偷得浮生半日闲。爱好摄影的他，挎着从国外带回的照相机，徜徉在梅城的大街小巷。行至思范坊，见一群穿长袍的人匆匆而过，一条黑狗好奇地回头张望。他不失时机地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现在成了一帧极具历史价值的艺术珍品。
　　 12月24日，杭州沦陷。就在这天，浙大撤离建德，向江西转移。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浙大西迁的队伍，穿越六省，行程2600公里，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湄潭，谱写了一部气壮山河的“文军长征”史诗。
　　 漫漫10年西迁路，竺可桢率领浙大人筚路蓝缕，将一所地方院校，办成了全国四大名校之一。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从11月15日到12月24日，浙大在梅城只停留了40天，却把西迁第一站永远留在了梅城。在动荡不安的岁月，竺可桢率领浙大，艰苦创业，求实务新，弦歌不辍，给梅城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延续了古城千百年的文脉。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子陵如此，竺可桢亦是。
　　 辗转在“竺可桢旧居”，我仿佛听到八十多年前的那部弦歌，依然在梅城上空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