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日子贫穷，每年只有春节的时候家里才有机会做新衫。因为我排行老二，有时好几年没有新衫穿。哥哥穿旧的衣服留给我接着穿。哥哥和弟弟机会比我多，每年都有新衫做。因为哥哥是老大，弟弟不会要我穿破的衣服。
　　 虽然很不情愿，但也只有听从父母亲的安排。做新衫的日子，我也会瞎高兴。那时的乡村，每到年关将近，走乡串户的裁缝师傅很抢手。他们帮人做衫，必须农户口头预约，上一家做好了全家人的衣服，下一家就会马上去帮裁缝师傅把衣车杂物挑回家里。在客厅上，铺下床板两块，师傅一来就开工了。开工之前，必须叫头家烧一炉好炭，用来填入铁烫斗，以便烫衫。我感觉那时候脚踏衣车的声音非常动听，听上千百回也不厌倦。
　　 新衣服留着大年三十中午才穿。拜完祖先之后，全家人沐浴更衣，把最好的衣裳穿上，然后去拜年。有做新衣服的年，特别高兴。没有做新衣服的年，我躲在家里，不愿出去村中见人，内心充满了自卑。
　　 到了十七岁，我才有机会给自己做了一套衣服。
　　 那年已经是情窦初开的时候了，我在美术班读书，却喜欢上邻村一个美丽的女孩，她比我小一岁。但她在陶瓷厂工作，因为爱我，给我剪了一块灰赤色的“的确良”布。我拿了布匹，自然很开心。计划找村里的裁缝师傅做，可是看到父母挣钱那么艰难，不敢找他们要钱。在裁缝师傅的店里，看到店里的墙壁空空荡荡，就跟他说，你帮我做这套衣服，我给你画一幅画，助你生意兴隆怎样？裁缝师傅开头不怎么愿意，按那时的工钱，做一套衣服要十元钱，也许在他的眼中，画不如钱好。我只好跟他说了家里困难，我自己读书又不能挣钱，终于感动了他。接下来，我按照学校教的，买了一张纸胶板，在上面精心画了一幅《八仙过海》，八位神仙人物是汉钟离、张果老、韩湘子、铁拐李、吕洞宾、蓝采和、何仙姑、曹国舅。这几位人物，画的栩栩如生，形态逼真，我确实是花了功夫的。画好了用透明薄膜包装好，拿去他的店里，亲自帮裁缝师傅挂上，给他补壁。裁缝师傅一看画的那么好，立即喜笑颜开，连连称赞，之前的勉强神态再也看不到了。
　　 裁缝师傅拉了张椅子，叫我坐下。他这时已经把我的衣服车好了，但是还没有烫好。他就当着我的面，给烫斗加了红红的木炭，翻来覆去的，把我的衣服烫得有棱有角。这是一套款式新颖的“小西装”，因为量体裁衣，所以非常合身，穿上簇新的衣服，那种喜悦，真是不可言状。在人前，我也显得自信了。正是“佛要金装，人要衣装”！
　　 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有一段穿西装的历史。我正式穿上西装，大约是九十年代末。我在新造镇广播电视文化站当文化干事。镇里举办八项工程落成典礼，邀请市、县来宾，镇领导觉得参加典礼的工作人员不能穿着太寒酸，在大会上要求所有男士必须穿西装打领带，女士穿西装裙。这样我们广播站的职工集体去番禺商业大厦买服装。
　　 到了市桥商业大厦，大家都选了自己喜欢的款色。我那套是淡黄色的西装，穿上身显得文质彬彬，十分得体，自我感觉良好。在工程庆典期间，我穿着这套西装，的确给我争脸。
　　 至此我爱上了西装，冬春季节，几乎是两套西装更换不离身。偶尔还打上领带，显得精神奕奕，玉树临风，引的不少陌生女子盯着我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成家后的我用打工的积蓄到城里买了一套房子，生活越来越好了。妻子看到我喜欢穿西装，有一天在折价店看到有一套毛料纯棉西装，原价六千多元，折后两千多元，咬牙给我买了一套。从此我就有了一套能见的人的高级西装，参加各种会议，可谓风度翩翩。
　　 我的全日制学历只是中专，但运气真的好，在广州遇到了许多贵人，因为我文学上的成就，2006年底，我从镇里调到区文化馆担任副馆长，并担任馆里的文学指导老师。半年后，又调到图书馆担任馆长。图书馆属于服务行业，工作人员的服装，讲究整齐划一。但没有经费购买服装，大家只好穿自己的衣服上班，这就显得五颜六色，不像专业服务队伍。某年政府拨了一笔福利费，员工们用这笔钱做了西服。整个队伍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可是，上级派人来巡查，指出用福利费做工作服，用途不对，必须当私人购买。大家退款后都不穿了，馆领导也不好强求大家，这样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
　　 改革开放后生活越来越好，穿衣再也不是难题。我不讲究名牌，一百几十元的衣服穿在身上觉得舒服好看就好。而且衣服不易烂，十几年前的衣服舍不得扔掉，家里的衣柜早就装不下了。旧的轮着穿，花钱去买新衣服的举动越来越少。相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业余时间，写诗作文，画画写字，成为一种习惯。如今对物质的需求越来越容易满足，构成了当下的整个生活状态。
　　 如今无论是网上或实体店，无论是什么牌子，衣服都不会太贵。人们更讲究个性化的穿着。多年前参加一个诗会，就有女诗人穿着汉服来参加，显得很特别，自然获得众人的赞许。一旦有了表现的机会，自然不会放过。我最近比较喜欢浏览购物网站，对于影视里的着装颇感兴趣。忍不住手痒，购买了一件明朝书生的儒服，闲暇时间，穿上儒服于书房煮茶听雨，思古之情悠悠而生，自得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