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刚写下这个标题，我就有些后悔，觉得对不起南京，对不起母亲，也对不起自己，因为母亲是南京人，我是南京人的儿子。想到我是南京人的儿子，这个题目多少就有了自嘲的况味。
　　 其实，我是个生在青岛海滨的山东人，跟南京没有多少关系，直到我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才随母亲由黄海边上的一个小镇去了趟南京。那时运动的风暴已经来临，母亲带着我和小妹先去了南京城，见了姨妈、娘舅，而后就乘了一辆破烂的大巴车，一路颠簸，一路扬尘，到了江苏最顶头、也是最穷困的泗洪县——那场内乱的风暴以革命的名义将我的外公、外婆刮到了洪泽湖畔，他们将在这里种稻子、放鸭子，用当时时髦但损人的话说，就是劳动改造。
　　 母亲一路上忧心忡忡。那时，父亲已经接到命令，他的航空兵师将从滨海转移到内地的大山里，我们一家当然也就得跟着挪窝。运动来得凶险，命令也来得急促，母亲心里打鼓，不晓得此去是否就是生离死别。
　　 母亲大概在脑海里预演了各种不同的见面情景，一路上不断提醒我和小妹，要懂事、要坚强，不要跟着外婆流眼泪。我和小妹也都傻傻地满口答应。到了泗洪县，我们换乘了一只小木船，晃晃悠悠了一个上午，还在船上吃了午饭，才到了外婆居住的小村子。
　　 跟南京城里到处喧嚣、到处都是乱窜乱吼的红卫兵、满街满墙都是大字报的情境不同，这个三面水抱，一面滨湖的水村出奇得安静。洪泽湖上碧水涟漪，大田里，翠绿的稻子、茭白随风轻扬，河边上有闲散的鸡在啄食，懒洋洋的狗躺卧，水里是不时发出“嘎嘎嘎”欢叫的水鸭群，鸭群很庞大，有数百只。
　　 不等我们下船，外公、外婆和小姨妈就一起笑吟吟地迎了过来。虽然才到几个月，看得出他们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外婆说，大队里用水杉木给他们盖了房子。她在家里种菜，小姨妈在队上种稻，外公放鸭子，一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里乡亲们对他们很好，常常送水鲜给他们吃，送柴火给他们烧，不用担心在城里时要办学习班，要交代、要做检讨、要被批斗。这里人好、风景好、空气好，在外婆的叙述里，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母亲放下心来，带我们在这个苏北的小村子住了三天，临行留下钱钞、粮票，依依不舍地又带了我们兄妹向北方奔去。
　　 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南京人的天性。从大城市被直接赶到僻远穷困的农村，别人当作天大的事、承受不起的事，许多人哭着闹着要寻短见、要上吊，外公外婆却当作是个寻常事，某种意义上还当成了好事。他们在乡下一蹲就是十年，无怨无悔。以后外公平反了，上边要求他们回城，外公、外婆却有许多不舍，想在那儿终老。外公、外婆始终记挂着那个艰难的十年里，乡亲们对他们的好，临走时，将房子送给了大队，将所有物件通知乡亲们自己去拿，拿完拉倒。两个人就那么空着手回了南京城。
　　 长大了，我就想，只有南京人才有这般心性。
　　 八十年代初，我从部队转业到了江南小城无锡。常常听到两句当地俚语，一句是“江阴强盗无锡贼。”一句是“南京大萝卜。”“江阴强盗无锡贼”，别人听的是贬义，无锡人却有些暗喜，在吴语的语境里，那是表扬他们和属县江阴人在商品经济大潮里，会抢占先机的厉害，和在生意场上的贼精。
　　 这个“南京大萝卜”，从哪儿飘来的，还真没地方查考，从好的方面说，是说南京人实在，没有花花肠子，从缺点说，是指萝卜长大了容易空心，暗指南京人缺心眼。外地人到南京，千万别当面说“大萝卜”，不然，没啥好果子吃。南京人不说“大萝卜”，他们说“二”，“二杆子”，或者“二五”，据说这个“二五”有“革命傻子”的意思。巧的是当年的邮电部居然给南京的电话区号是“025”。江苏省内，镇江电话区号0511，苏州0512，南通0513……无锡0510，偏偏给南京的是025。谐音起来，不是“您二五”就是“通二五”，想到电话区号，有“统通二五”的喜感，让人不禁哑然失笑。
　　 不管外人怎么编排，“南京大萝卜”却在外人认为的缺心眼里有自己的活法，自己的浪漫情怀。《儒林外史》写道，日色西斜，有两位粪夫，挑了一天大粪后，并不急着回家，而是先到永宁泉去喝一壶茶，然后相约了去雨花台看落照。那种面对困苦，依旧记得享受生活的人情练达，是“南京大萝卜”所独有的。
　　
　　 二
　　 南京这座城，据说差不多有二千五百年历史。诸葛亮说它是“虎踞龙盘”，刘禹锡说它是“山围故国”。走进烟雨中的南京城，一扇扇往古城门次第打开，一座座岁月楼台在朦胧中隐隐临风。大江奔流，群山葱茏，金陵王气，随山岚而升。
　　 这里有着王朝兴衰的传奇，有着旧时王谢的风流，有着夫子庙翰墨的遗篇，有着秦淮河的灯火阑珊，有着金陵十二钗的女儿梦，有着紫金山中山陵的风雨春秋……南京是座有故事的城市，南京人说，那都是别人的故事。
　　 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在灭吴之后，在秦淮河南岸，如今雨花台和长干桥之间的一片高地上建起一座城，这座城据说是由和美丽的西施姑娘有那么点暧昧关系的范蠡建造的，因此，也被称作“范蠡城”，现在被史学家们叫做“越城”。
　　 这就有意思了，南京城从一开始就不是由南京人自己建造的，而是由外来的占领军建造的。越人建造了这座城想着作为进攻出发阵地去攻打楚国，没想到，以熊为姓的楚王大展熊威，一举灭掉了越国，南京城遂成了吴头楚尾。
　　 之后，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都曾在此建都，南京是名副其实的“十朝古都”。有人计算过，从东吴到民国，这里曾经出过五十多位皇帝和总统，若论顶级的王公大臣和政客，起码超过一个加强营。不过，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南京人。
　　 新世纪以来反腐倡廉，南京出了两个著名的大贪官，原市长季建业，原市委书记杨卫泽，他们都不是南京人。南京人说，在南京的历史上，从知府到市长，没有一个是南京本地人。今年抗疫防毒，全中国都在严防死守，但南京禄口机场失守了，新冠病毒快速蔓延至河南、山东、湖南、上海、云南等省市。南京感冒，害得全国吃药，城乡各处，又开始刷脸、刷码、测温，一时间，南京被骂成了过街老鼠。南京人一起喊冤：那个东部机场的董事长，是从无锡派来的！
　　 就算为南京城泼墨添彩的著名作家，写《南京》的朱自清、写《金陵古迹》的石评梅、写《中山陵》的郭沫若、写《燕子矶》的黄裳、写《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俞平伯、写《南京盐水鸭》的范小青，也没有一个是南京人。
　　 既然这座城市当官的，管事的，写字的，泼墨的都不是咱南京人，因此“南京大萝卜”也就什么都不在乎，不在乎就养成了一种不着急、不在意的从容性格，反正就算天塌了，也有外面来的大个顶着呢。有人形容南京人的从容不迫，说是火烧眉毛时，南京人会从脚丫子救起。叶兆言说“即使明天天要塌下来，南京人也仍然可以不紧不慢，仍然可以在大街上聊天，在床上睡觉，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在麻将桌上打麻将。”
　　 我外公是有着典型南京人性格的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着急。一辈子都过得无所谓，一辈子都生活的懒散。他有个三部曲的处事程式，叫做“什么事？”“多大事？”“没得事！”解放前，他的四弟是地下党员。一天正在家里以打麻将为掩护和几个同志开会，忽然间，有特务在外敲门。他的四弟和同志们想跳窗撤离，外公说，这外面就是秦淮河能往哪里逃？我去应付。他喊了四弟和一个同志，坐上家中马桶，自己去开门，一边殷勤地将特务往家里引，嘴上还向特务打听：家里人染上了霍乱，到哪里买药啊。特务听了，向屋里望一眼，看见两个蹲马桶的，转身跑了。
　　 抗战中，南京失陷，外公果断丢下生意、实业，带领一家人，隐匿到乡下，过起了原始的农耕生活，不但躲过了南京大屠杀，也迎来了抗战胜利。对于那些身外财物，外公总是说，那有多大事？了不起从头再来。解放后，外公响应国家号召，放弃所有，成了公家的人。在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后，开始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面对一波接一波的打击、委屈，老头儿总是对人说：我女儿、儿子都在革命队伍上，能有多大事？直到文革来了，他被以“反动资本家”的罪名扫地出门，划着小舢板，在洪泽湖的茫荡云水间放鸭子，他依然笑语：能有多大事？没得事！他们早晚会放我回去。在乡间，他和乡亲们打牌、喝酒，高兴了还喊两声京戏。真给他说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小平同志重新出来，他也在此后被接回了南京城。
　　 南京人这种随遇而安，什么都不在乎的“大萝卜”性格，是他们的优点也是缺点。这种性格带来的另一种特征就是无伤大雅、不拘小节的疏慢。天老大，我老二，地球还被我踩着。想起来干点啥，“大萝卜”是不顾后果的。这次禄口防疫，江宁封城，六十四岁的南京老媳妇毛老太，居然不管不顾政府法令法规和一切政令通告，居然透过层层封堵，从南京潜逃扬州，搓麻、逛街，造祸一方，四处散播病毒，一个人倾倒一座城。
　　
　　 三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大暑天，门外白杨树上的知了有一声没一声地烦叫，河沟沟里的青蛙不时地“呱呱”两声。我母亲坐在窗前，手里拿着张照片，眼里泪水涟涟。我午睡起来，悄悄凑近一看，是母亲南京的外甥们，每个人身上都穿了件纱布衫。我不由得笑出声来：这漏肉漏风的还真凉快。
　　 母亲叹口气说：你大舅和舅妈来信说，孩子们要开学了，交不上学费。你看看他们多可怜，身上穿的，这是拆了口罩做的纱布片儿。说完了，母亲就问我讨要十五元钱。她说，刚给你爷爷、奶奶寄了生活费，这个月没啥钱了。你大了，多少也给家做点贡献。
　　 那些钱是我在暑假里，在纱厂装了一个月的织布梭子，累死累活挣来的中夜班费。我说，娘，那是我攒了要买口琴的钱。一样是初中生，我能自己挣钱交学费，他们咋就不能？想到我那个大表弟只比我小几个月，我虽然把钱拍在桌上，心里却是一百个不情愿。不愿意也得掏钱，是我见不得母亲那张泪汪汪的苦瓜脸。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我的娘舅受家庭出身牵连，被部队赶回来到工厂做个普通的技师，舅妈也是“剥削阶级”出身，被安排在居委里压面条，一个月只能挣个200毛，他们有四个孩子，在南京那样一个大城市，生活确实困难。
　　 你困难，别人也困难，你得想办法克服困难呢。“南京大萝卜”没这个觉悟，他就是吃不上喝不上，也不会想太多。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朝没酒回家睡。得过且过，他不会想办法去挣那个酒钱。
　　 改革开放后，上世纪九十年代，面临大规模的职工下岗，江南流行这么一句顺口溜“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当个体户。”我居住的江南小城无锡，也有着“下岗当老板”的豪言。但“南京大萝卜”却没有这种豪情，也没这种冲动，他们习惯了在国企吃大锅饭，就算没有大锅吃了，也更愿意给别人打工。
　　 “南京大萝卜”从不眼馋别人发大财，他们也不愿意为发大财背井离乡去闯荡江湖。他们快乐地挣着别人眼里的小钱，以自古以来养成的慢节奏，养家糊口，过着无伤大雅、不拘小节的疏慢日子。就算穷极了，一时吃不上饭，也不会穷急生疯。最多是三五成群地跑到朝天宫广场上去骂骂娘。骂完了，气顺了，哼着小曲儿走回家。
　　 有人调侃“南京大萝卜”，就是上吊都不会在家里找绳子上梁。他要慢慢穿戴整齐了，不急不忙地到栖霞山、燕子矶这样风光秀丽的地方去。反正早晚是个死，又不急那一会儿。
　　 中国有海派，有京派，一样的曾经十里洋场，一样的曾经有过皇城根，南京却撑不起个“宁派”来。在上海人眼里，全中国都是瘪三；在北京人眼里，全中国都是乡下人。在南京人眼里，外来的都是有钱人、有权人，只有自己是平头百姓。城里当官的、做学问的、搞艺术的都是外面来的。就连秦淮河里八个明艳的漂亮姑娘，也都是外地人。好不容易有了个叫莫愁的小姐姐，还被专家们论证说是个河南人。总之，在南京地界上，自古以来出了无数的名人、能人或者类似与今天“网红”的人，可惜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南京人。
　　 在这种情景下，“南京大萝卜”自己都觉得当个南京人实在没啥意思，干脆也就不想承认自己是南京人。阿Q知道自己不如人，却能说出：妈妈的，我祖上比你们阔气。“南京大萝卜”连这点出息都没有。据说，世纪初，有关部门对171位南京居民进行“你是哪里人”的抽样调查显示，只有一成的人，自称自己是南京土著。近一半的人不认为自己是南京人，虽然他们都出生在这个城市里。既然都不是南京人，这座城市的大事小事，管我啥屁事？不管我屁事，我为啥要为它使劲，为他努力？
　　 南京人有着这样的心态，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南京这个地方说是地处江南，其实跟中原腹地就隔了一条江，每当历史时期，中原的皇权更迭，皇帝们就带着大臣、妃子往南迁，都城的首选之地就是南京。东晋南渡，带来一群河北人、河南人、山东人；南宋逃难，同样带来一群河北人、河南人、山东人；等到朱元璋建都金陵，又带来一群安徽人、浙江人。都城南移，免不了要带来大量的贵族和官吏，这使得南京本地人就没了什么当官的机会，一直到现代南京成了江苏省会，南京人的父母官，还都是外面升迁来的。历史上的南京人，又不善于经商，也就没出过徽商、晋商那样的大商人。有人调侃说：南京人当大官不如北京人，做小官不及苏北人；发大财发不过上海人，发小财又发不过“小上海”无锡人。官场不行，商场也不行，“南京大萝卜”也就认清了历史与现实，既然成不了精英分子，倒不如踏踏实实地过自己的小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