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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北】家桢哥哥口述:篮球故事(随笔)


作者:望见马克 白丁,20.00 游戏积分:0 防御:破坏: 阅读:9715发表时间:2021-10-15 16:33:08
摘要:我哥哥王家桢,是五六十年代中国篮球队著名运动健将,讲自己篮球生涯的故事。


   一、小皮球的快乐与烦恼
  
   1938年农历腊月初三我出生在天津市西北角回民居住区——小伙巷牛圈街14号。给我取名的时候,家里人查了《康熙字典》,选用了“桢”字,“桢”是一种宝贵的桢树,家里人把我看成宝贝,希望我将来好好读书,当个科学家。谁也没想到我走上了篮球这条路。
   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学习很好,班主任老师给的操行评定是“天真”,等到二年级就不一样了,操行评定变成了“贪玩”。说我贪玩,主要是我喜好运动,尤其爱打小皮球。
   小皮球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儿童游戏,人数不拘,分成两队比赛,用粉笔在墙上画一个圆圈,把球投进圈内即为投中得分。后来有所改进,用铁丝弯一个圆圈儿插在墙上用来投球。当时天津的小皮球队很多,我知道的就不下几百个,我跟这些队都交过手,到处去打球,从天穆村到劝业场,能去的地方我都打遍了。
   小皮球无固定规则,都是由比赛双方根据场地的大小、形状等条件临时制定。我因为个子高,身体条件比较突出,在我打球最高水平时,对方总是给我规定两条不许:一是不许低手投篮。因为我身高臂长,罚球时把手往前一伸,就离篮筐很近了;二是不许从上往下投,容易弄坏篮网和篮圈。
   记得我们队曾接到请帖到天穆去打球,贺场子,那是我水平最高的时候,跟队友共六个人组成伊友队,一打就是一天,当地爱好打球的人还给我们准备午饭——馅儿团子、棒子面粥等,特别好。那么多队伍,我们队拿了第二名,高兴之余打球的兴趣就更浓了。当时我们用的是“永”字牌小皮球,最高档的。
   打小皮球让我快乐,也给我带来了遗憾。因为打小皮球,我没能带上红领巾这是我一生的遗憾。我小学的班主任温克勤老师,她最反对我打小球,认为打球就是不好好学习,贪玩,有时还发生打碎玻璃、损坏桌椅、砸到同学等状况。那个时候我很想加入中国少年儿童先锋队,但就是因为打球,老师不同意我入队。有一次因为打球我被请了家长,温老师在我家长面前,公开跟我讲:“王家桢,我告诉你,你一天不停止打小皮球,我一天不批准你入队。”一至六年级她都是我的班主任,因为我一直坚持打小皮球,所以很遗憾,从来没带过红领巾,没入过队,这也成为我一生都念念不忘的遗憾!有意思的是,2003年我65岁,得知我的班主任还健在,已经95岁了,住在北京牛街,我非常高兴,马上去看望她,交谈中再次提起这些往事,她仍然说:“王家桢,反对你打球我至今不悔。你今天问我,我还是愿意你好好学习,不同意你打球,即使你后来成了国家队队员,成了运动健将,我也不支持你。”哈哈,没想到半个世纪过去了,老师还是这个主张。
   在家里,因为打球,我没少挨母亲的打。不为别的,只是因为打球“费鞋”。我家当时生活条件不好,父亲是有轨电车的司机,昼夜上班,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我们兄弟姐妹一共7个人。父亲每月工资45元养活一家九口,比较艰难。我经常打球,太费鞋了,基本上一个月废掉一双鞋,有时连续打一天鞋就破了。我身材高,脚大,买不到合适的鞋,母亲只能给我做,辛苦一个月才能做完一双,每月都要给我做新鞋,母亲觉得又费钱又辛苦,所以反对我去打球。我背着母亲去打小皮球,一旦被她发现,就气呼呼地捶我几下,特别是看到鞋破了,我光着脚回来,就更生气,拿起笤帚疙瘩揍我一顿。每次挨打我都站着原地不动,任由她打,我知道家里条件差,心里也有愧疚之感。后来为了省鞋,我就光着脚打球了。
   注:查证山西人民出版社“万年历”第一版37页,公历是1939年1月21日
  
   二、打篮球的稚嫩少年
  
   打小皮球为我打篮球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打篮球这件事上我的领路人是小学的体育老师张维基和徐怀仁。张老师是天津文锦队(汇文中学校长组建的篮球队)队员,徐老师是天津的篮球一级裁判,喜欢打篮球,也愿意带着孩子们打篮球。当时学校有个篮球场,但是篮球活动开展得并不是很好,因为校方不支持。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张维基老师以天津市八区第九小学的名义组建了一个九友篮球队(九个人组成),自任教练,队员都是跟我同年级的学生,我记忆当中有穆怀清、刘学忠、于富田、闫炳武、赵金元、李金标、穆智敏、穆祥斌、常少奇。由于班主任的反对,我不能加入篮球队,只能在街道、庭院里等班主任看不到的地方偷偷打。那时有了逆反心理,你越不让我打,我偏要去打。
   我家北面有好几个篮球场,其中药王庙篮球场最热闹,好几个篮球队在那里打球,我记得有北方队、伊斯兰篮球队、文锦篮球队等,天天有比赛,周六日比赛就更多。周围的环境影响着我,可以说是对我篮球的启蒙。
   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刚打篮球时对篮球的认识有限,比较肤浅,以为球是实心的,觉得这么大的球,如果长传给我,砸到我、砸坏我怎么办?所以在接长传球时有些害怕,总是双手挡一下,等球落到地上反弹后才敢去拿。
   打篮球的乐趣有好多,比如篮球网子50公分长,其中20公分是穗,球投中后进篮圈,网穗一带球又回来二次进篮,得几分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规则是当时定的——给2分。我还投过盆网,篮网30公分,网的底端缩小,球投中后,网底一兜又出去了,算不算投中?当时规定——算,入圈二分之一就算投中。
   1952—1955年我在三十一中读初中,三年间我零零碎碎地打篮球,在体育场或有篮球场的地方打散球,我们叫自由球,三五成群、自由结合,半场三对三等。放学后去占场地,放下书包就打,一打就忘记时间了。我的班主任冉继才老师热爱体育,体育老师叫刘子玉,组建了这一支篮球队,当时我身高已经超过1.8米,被老师挑选入队,其他队员都是我初三的同年级同学。
   要说参加正式比赛应该是1955年天津市八区教育局组织的学生比赛,地点在基督教青年会会所[1],场地受限制只有端线没有边线,边线处画一条1米长的线,两边的墙就充当了边线。运球时可以碰墙,球触碰了边墙弹回来可以接着打,发边线球一只脚碰墙,一只脚落地发球。虽然跟现在标准的篮球馆相比,这个馆很“袖珍”,但在当时已经算作标准场地了。我以前都是在土地或水泥地上打球,来到这里是在地板地上比赛,感觉很轻松,体力很充沛,连续打一两场都不累。
  
   三、意外的选拔
  
   初中毕业后,1956年我有幸进了天津市篮球队。我是怎么被选上的呢,还得从时任天津市副市长李耕涛说起。李市长的工作千头万绪,但是他格外重视篮球,认为篮球是天津的一个名片。1955年底他下了指示,要求天津市公安局各个派出所普查户口,筛选1.9米以上的男孩子和1.8米以上的女孩子,为天津篮球队选拔后备力量。同时,天津篮球队也在到处寻找篮球苗子。范学周是天津篮球队的队员,因为伤病退役了,退役后负责寻找青少年队员。我经常在离家不远的天津市少数民族政治训练班院内的场地打球,因为我是回民,进出院子很方便,而且又有回民教练杨志明在那教我。杨志明跟我是邻居,也是一位兄长,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喜欢打球,是伊斯兰篮球队的队员。范学周就是在那里发现我的,把我领到天津市第一体育场进行选拔。
   我哪经历过这种场面?有两个一起打球的邻居跟我一起去的,一个叫常少奇,一个叫王德明,但他们都不到1.9米,年龄也比我大。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选拔,又没有服装,又没有球鞋,结果到那以后就被直接带到了办公室。当时我都不认识,后来了解到那天办公室里坐着的都是天津篮球的顶级人物:政府机关的体委主任副主任苏振起、纪裴芳,天津的国际级篮球裁判李清安,教练组成员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张长清,耀华中学的体育教师姚恩汉,体育学院的高志忠,有田志增、霍连富、王久功,都是天津市篮球的元老权威人士。当我被告知参加的是天津市篮球队选拔的时候,也不知道选拔怎样进行。姚老师走过来跟我说:“你下个腰,手能触地吗?”“压压腿能压下去吗?”我不费力都做到了。他又问我:“你全蹲臀部能挨着脚后跟吗?”我也能做到。我很奇怪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做这个动作,姚老师说他选的其他队员都住在和平区,小时候方便用的是恭桶,下肢做不了这个动作,看到我能做他很高兴。后来给了我球鞋和服装,让我进篮球场,在100多人中我显得鹤立鸡群。身高最高,但是人很瘦,家里条件不好,导致营养不足,别人都是五大三粗的很健壮。姚老师问我:“你跳起来能摸到篮圈吗?”我说:“能!”一跳起来一把手就抓住篮圈了,姚老师和教练组的人都很高兴。后面就是做操啊,投篮啊,运球啊,传球啊等等。
   经过这些考核后进入了分队比赛,五对五,每10分钟一组,接连上场,一点点筛选。别人都来自青少年体校、学校、工厂、企业、矿山等篮球队,都是经过篮球系统训练的,都比我打得好。我呢,因为有打小皮球的基础和打篮球的意识、基本功,打起来也比较轻松。来参加选拔的,人人都想被选上,可我不清楚这是天津篮球队的选拔,反而没有这么迫切的愿望,打起球来没有压力。对抗赛时每个人都想显示球技,各显其能表现自己,结果没人给我传球。10分钟后该我下场了,没想到不让我下来,换上了天津篮球队原来的老队员,一个是中锋吴振彪,一个是篮球队队长郭恩洪。郭恩洪专门给我喂球,让我展示投篮啊、运球啊、技术动作啊、战术意识啊。吴振彪1.9米,比我矮一点,他专门跟我对抗,看我的防守和进攻,这都是老专家教练组的安排,我当时并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思想负担,反倒打的比较自如。突然间吴振彪在篮下一个勾手,我防守呢给他来了个盖帽,打掉了他的球。当时在那个场合出现这个动作让教练组一惊。其实这是我打小皮球时培养的意识,掌握的技术,从单项上来讲在当时盖帽是一项高精尖的技术,所以老教练们眼前一亮,认为我的身体条件、技术条件、战术意识、思想视野都很好。选拔后告诉我:“回家等消息吧。”
   不久我就接到通知:到第三医院检查身体。一查体出现一个问题——眼睛近视,左眼300度,右眼800度。我想这是我个人原因造成的,因为我肯学习,爱看书,什么《新儿女英雄传》、《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还有外国的书我都爱看。我一般躺在屋里借着外边的灯光看,所以把眼睛看坏了。平时没有感觉,这时才知道自己眼睛近视。近视的我能不能进篮球队呢,专家们出现分歧了。主教练张栋材反对我进篮球队,二个原因:第一,眼睛近视;第二,身体太瘦,营养不良。李耕涛市长不同意他的意见,说:“第一,你打篮球不也戴眼镜吗?(张栋材教练也是近视眼)他将来进队打球为什么不能戴眼镜?他也可以戴呀。第二,他身体太瘦,68公斤,身高1.95米,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营养不良,到运动队后经过锻炼身体可以健壮起来,所以我同意他进篮球队。”就这样教练组一致同意我进队成为天津篮球队的一员。这些情况都是我后来了解到的,当时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一番曲折。
   我是1955年12月参加的选拔,到1956年1月接到了通知——到天津篮球队报到。拿到通知后我非常高兴,好家伙到天津篮球队报到,之前从未想过的事情。但是家里人持不同态度,他们还是希望我好好读书,将来当个科学家或者工程师,打篮球算是什么职业呢。我父亲当时拿不定主意,就向同事征求意见。记得他跟郭叔叔说:“我儿子被天津篮球队挑选上了,你看让他去好还是不去好?”郭叔叔说:“去呀,为啥不去呢。第一,可以解决他吃饭问题,篮球队伙食好,也减轻了你的家庭负担(当时我父亲45元钱工资养活全家9口人);第二,他的身高、条件,打篮球正合适。”就这样,我父亲被说服了。
   离家那天,父母已为我准备好行李,姐姐给了我1块钱。我坐上公交汽车来到马场道110号——天津篮球队驻地报到了。
  
   四、训练第一天
  
   我报到时是1956年1月24日下午5点,接待我的第一个人是天津篮球队的女篮教练,也是原来的男篮队长,他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从现在起,从今天起,你就是天津篮球队的一员了,你知道吗?”突然听到这样的话,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既没说“知道”,也没说“不知道”,只是“哦”了一声。他说的第二句话是:“进了篮球队,就要为这支队伍争光,为天津市争光,为国家争光。你要刻苦训练,怎么叫刻苦训练呢,你要汗流成桶——一桶一桶地流汗。”第三句话:“你进篮球队,领导们有不同意见,所以你不能享受我们的工资待遇,只能是供给制,每月100斤小米。”那时的小米价格是2角5分5厘3,每天的天津日报都登有小米价格。
   供给制队员衣食住行都由国家负责,工资每月25.53元。队里伙食标准每人每月45元,我要交12元,所以我还剩13.53元,再给家里10元钱,我自己只有3.53元。虽然我的待遇不能跟正式队员比(正式队员每月拿46元、56元的工资),但是对我来说已经了不得啦,每月25.53元的工资,还有100斤小米,我觉得很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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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篇文章中的‘我’从小热爱打篮球,但家人不支持,直到遇到两位领路人,才真正走上打篮球这条路。经过意外的选拔,‘我’被选入天津市篮球队进行训练,同时也征得家人的同意和支持。训练的过程极其艰苦,又不断参加各种比赛,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我’坚持了下来,直到被选入国家队。经过不断努力的训练,当选为队长,并光荣入党。这篇文章文笔质朴、情感真挚,推荐阅读!【东北风情编辑: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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