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那个高兴啊！那个激动啊！马上给贺老总打电话报告：天津队——赢了！贺老总在接见天津队的时候高度表扬了我们，他说：“天津队是真正的全国篮球冠军。”贺老总曾经连续多次在后来大大小小的会上表扬过天津男篮。
　　 回忆这场比赛，我们一直领先，从开局到终场，连平局都没出现，所以说打得非常精彩。终于不负众望，赢得了胜利。更厉害的是，赢下比赛后，我们心里高兴得很，却并没有“喜形于色”，表现出多么“狂喜”的样子，而是显得很正常，让人感到“赢”是理所当然的，一派大国风度。
　　 回到驻地（重庆道100号），我们兴奋极了，偷偷喝酒庆祝。这在平时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但是那天教练也网开一面，看到了就当没看到，没有约束我们的“放纵”行为。
　　 这次比赛我们是完全按照贺老总的命令，市委的指示，教练的安排布置打下来得，结果非常令人满意。
　　
　　 七、国家队体验
　　
　　 1959年，八一队、北京、上海、天津四支篮球队在北京体育学院集训，大约两个半月，集训后期传出消息，集训的目的是选拔国家队队员。有一天在走廊里我碰到了刘二柱，他年龄比我大，是中国第一代工人出身的篮球运动员，是贺老总非常看重的运动员。刘二柱告诉我：“小眼镜儿，你起来了！”我不明白连忙问他：“二柱，什么意思？什么起来了？”“你选上国家队了。”“真的吗？我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在北京体育学院，心里非常高兴，也挺激动。后来就正式下通知了，国家男篮选拔了12个队员，6个来自北京队，他们是钱澄海、杨伯镛、张锡山、白金申、张福奎、王利发；5个来自八一队，他们是蔡集杰、俞元煦、吴子秉、路廉翰、周春霖；唯一一个来自天津队的就是我，教练由陈文彬、张子沛担任。
　　 我非常珍惜加入国家队的机会，也更加热爱篮球。在国家队期间，我深刻感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对体育的重视、对篮球的重视、对篮球运动员的关心与鼓励。
　　 首先是从毛泽东主席。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要搞大型的庆祝活动，除观礼阅兵和游行外，还有大型的体育活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毛主席、周总理都出席了这届运动会的开幕式，开幕式上走在最前面的方队是优秀运动员代表，由各个项目选出的100名优秀运动员组成，我们身穿礼服（绿色西装上衣，白色裤子），胸前戴着国徽，被主席检阅，感到很荣幸。10月1日那天观礼游行，周总理安排的是运动员中要出政协代表、人大代表，参加国家议事，而且还要上观礼台，陪着毛主席一起检阅队伍，让我感到作一名运动员很光荣。我还从别人那里听到过一些故事：1949年毛主席接见中国篮球队，这是主席第一次接见运动队，他风趣地说：“还是你们高大威武呀，我打篮球不行，踢过足球，在湖南师范上学时当过守门员。”又勉励他们说：“出国比赛很辛苦，记住，你们是代表新中国的，一定要为国争光。”陪同接见的周总理指着程世春、张文仁他们几个介绍说：“这几个都是天津的，天津是篮球之乡，涌现了‘南开五虎’。”主席说：“好，五虎好，有虎劲，就是要不怕外国人，东亚病夫的帽子要从你们开始扔掉。”建国时毛主席还邀请中国篮球队上观礼台，并参加国庆宴会。这些都是毛主席对篮球队、对体育运动的关怀，他老人家还出席了第一届全国篮球体育工作者会议，带着其他领导人接见与会代表。
　　 再说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安排了国庆十周年的国际比赛，邀请了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三支球队来比赛。跟外国队的3场比赛我们都胜利了，所以周总理很高兴，其他领导人邓小平、贺龙、陈毅、彭真也都高兴，请我们陪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看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彩排，我们深受鼓舞。周总理还请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宴会，接见我们，教导我们：“虽然比赛胜利了，但我们不是参加正式的国际体育组织举办的比赛，我们现在的篮球成绩只能算世界前列，不能列在最高水平，将来有一天我们争取达到最高水平。”总理还给我们敬酒，告诉我们：“你们不但要提高中国的篮球水平，还要在全国普及篮球运动，要下到全国去普及。告诉你们一个好方法，记住我国省市自治区：两湖两广两河山（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五江云贵福吉安（新疆、黑龙江、江西、浙江、江苏、云南、贵州、福建、吉林、安徽）、四西二宁青甘陕（四川、西藏、宁夏、辽宁、青海、甘肃、陕西）、还有内台北上天（内蒙古、台湾、北京、上海、天津）”总理的教导我觉得在国家篮球队执行得很坚决很彻底，我在国家队七八年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都走到了。当时周总理还兼着外交部长，一有外事活动必然出席，所以我们跟总理的接触比较多，估计得有上百次。
　　 在国家队的几年时间很快过去，1965年12月底，国家队大换血调整队员，只留下身高2米以上的3个大个儿队员张光禄、符瑞德、滕大为，其他9个年龄大一点儿的全部下来了。回到河北队（天津）后原本组织上安排我当教练，但是我还想继续打篮球，不想结束篮球运动员的生涯，所以我就没当教练，当了篮球队队长，继续打球。
　　
　　 八、“盖帽王”的故事
　　
　　 我打小皮球的时候就能给别人盖帽，进专业队选拔时我给专业队的中锋盖过一次帽，这是我技术上的一个特长。“盖帽王”称呼是1962年5月中国篮球队对阵苏联篮球队的比赛后获得的。苏联队有个中锋身高2.18米，叫克鲁明，是世界著名球员。我们与苏联队的比赛60:55不仅获胜，而且比赛中我还盖了克鲁明一个帽，这个盖帽惊动了全场，也震动了克鲁明本人。赛后交流时克鲁明通过翻译告诉我，此前的国际比赛上，从未有人能阻挡我把篮球投中，你是世界上第一个能在比赛中给我盖帽的第一人。为此，体育报资深记者谢凯南专程来采访我，作为独家新闻——王家桢谈盖帽，登在体育报上，从此我就有了“盖帽王”的荣誉。
　　 之前，我有个“盖帽大王”的称呼，是天津市一位资深记者勾宪真采访我时给我“封”的。之所以叫“盖帽大王”原因有三：一是我姓“王”，二是我个儿大，三是我掌握了盖帽技术。
　　 在我练习、提高盖帽的技术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指点和帮助。比如我们称之为“中国篮球之父”的董守义先生，（20世纪）60年代董先生在国家体委担任运动司副司长，同时兼管篮球，经常来看我们训练和比赛。董先生告诉我：“你的盖帽不要往下压，不要力量大，要用小臂、手腕、手指去‘点’，向外拨，减少犯规的情况。”其他的前辈、教练许多人都鼓励我要把这项技术练好、练精、达到高水平。所以我也有意识地练习盖帽，希望它成为我的独特招数。
　　 为了更好地掌握盖帽技术，我开动脑筋想了各种办法。比如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捉到一只螳螂，忽然想到可以通过仿生学学习，螳螂捕食的动作跟盖帽的动作有没有联系呢，值得研究一下。我把螳螂放到宿舍的纱窗上，三天不喂吃食，饿得它肚子都瘪了。等到第四天，我捉了一个肉虫子，也放在纱窗上。不出所料，饥饿难耐的螳螂立刻就去捕食了，我借机仔细观察螳螂的动作，发现它捕食的时候，大腿、小腿、腹部都下沉，重心很低，但是两个螳螂臂却抬得很高，精神高度集中，两个螳螂须子竖起来。捕捉食物的一刹那，动作非常突然，不给猎物任何反应的时间，瞬间爆发迅速出“手”，一下子就把猎物抓住了。经过反复观察，认真琢磨，我把螳螂捕食的动作要领，运用到盖帽技术上，提升了盖帽水平。
　　 当时掌握盖帽技术的人不多，全国来讲也就四五个人。第一个要算八一队的俞元煦，第二个是上海的周明镐，第三个是沈阳部队八一队的于庆全（音），第四个应该就是我，下面比我年龄小的就是上海的杨家训。其中跟我同在国家队的是俞元煦，他的盖帽技术比我好，盖帽时不挨不蹭，不会犯规。我的盖帽在运用中时常有失误，因为用力大，大臂发力，容易犯规。
　　 关于盖帽还有个插曲。有一次国家队来天津比赛，我代表国家队出战，比赛中给天津队上篮的队员盖了个帽，没想到天津的裁判吹我犯规，实际上这个球我没犯规，观众和对方队员都认为我没犯规。这时候观众不干了，有一个老大爷观众就提出来：裁判，你这个犯规吹得不对，我买票就是来看王家桢盖帽的，好容易看到他盖帽，你还吹他犯规。结果裁判承认了错误，说：“大爷，我的失误，是我误判了。”
　　 我的盖帽技术是在训练和比赛中不断提高和成熟起来的，经过不断努力，才会运用自如，才会出现在国际赛场上给当时号称“世界第一中锋”的克鲁明盖帽。
　　
　　 九、戴眼镜打球趣事
　　
　　 运动员中戴眼镜的很少，我那个年代中国篮球运动员戴眼镜的，只有八一队的俞元煦和我。俞元煦叫“大眼镜”，我因为比他小，进国家队也比他晚，就被叫作“小眼镜”，当时北京的彭真市长、刘仁副书记、黄中副主任都这么叫我。也有人叫我“眼镜王”。
　　 我从正式进天津队打球就戴上眼镜了，戴眼镜打球有很多困难：一是容易掉；二是容易出汗，一出汗就看不清了，影响视野，妨碍观察。我的教练张栋材当年也是戴眼镜的运动员，他球打得好，别人防守他防不住的时候，经常故意打掉他的眼镜。有了前车之鉴，张教练告诉我要有备用眼镜。所以，每次比赛时都准备三副眼镜：一副戴着，一副放在包里，一副交给教练保管。
　　 有备无患，有一次打球三副眼镜果然都派上用场了。那是访问古巴期间与古巴队比赛，我带的眼镜被古巴队队员打掉了，当时就看不见了，满场地找也找不到。要是没有准备就麻烦了，没法比赛了，可我早有准备，立刻从书包里拿出第二副眼镜，带上继续打。哪成想不久后第二副眼镜又被对手打掉了，这不成心吗，幸亏还有一副，我毫不犹豫地走向教练，教练从口袋里拿出我的第三副眼镜，带上眼镜继续比赛，戴着这幅眼镜我坚持了40分钟，最后把比赛打下来了。
　　 赛后在古巴又配了眼镜，眼镜架是塑料的，比较软。后来有人告诉我，打球时用细绳或橡皮圈从后面把两个镜腿拴起来，箍在头上，眼镜就能固定下来不会被打掉了。这真是个好主意，从此后掉眼镜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在眼镜的问题上，国家可没少给我花钱，眼镜坏了就要换，一场比赛坏了三副就要换三副，都是国家报销。
　　 戴眼镜还影响穿脱衣服，别人换衣服时都是直接拽着衣服底边往上脱，我每次都是抓住衣领向上提，以免碰掉眼镜。
　　
　　 十、入党的波折
　　
　　 1959年到国家队以后，在毛主席、周总理、贺老总、陈毅的关怀下，在领队、队长、党务工作者的启发下，我逐渐对党有了认识有了热爱。第一个启发我的是国家篮球队队长吴自秉，1959年我们从匈牙利访问回来后，有一次聊天时他对我说：“家桢，共产党对你很好的。”我说：“这一点不用你说，我很明白，我很热爱党。”“自己应该加强对党的认识，要求进步啊，争取入党。”“好！我考虑这个问题。”另一个人启发我的是我们的领队黄烈，广东人，是当年贺老总120师战斗篮球队[2]的队员，八一体工大队的副大队长，引导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军事思想、矛盾论如何在篮球比赛当中运用等。他不仅结合我的训练、比赛、国际对手给我分析，让我要动脑打球，还告诉我要提高觉悟，加入党组织。随着我政治觉悟的提高，入党要求越来越强烈，1959年郑重写下了入党申请书。从第一次提出入党申请到1965年解决入党问题，其间经历了一番波折。
　　 当时国家各个运动队，包括足篮排球、兵乓球、羽毛球、田径、击剑、手球、体操、游泳等，好多优秀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都没入党，这里包括跳高世界纪录保持着郑凤荣，山东人，14岁调到国家队，1957年创世界纪录受到周总理接见。60年代了，她的入党还没解决。还有陈镜开、容国团这样破了世界纪录、拿了世界冠军的，也都不是党员。我们篮球队的队长钱澄海、杨伯镛，贺老总树立起来的体育界两面旗帜也不是党员。我们队里老队员中只有刘二柱是党员，他是上海码头工人出身，贺老总培养的第一代中国篮球运动员。还有教练陈文彬是党员，此外篮球队没有党员。
　　 周总理、贺老总对我们都很关心，有一次他们到运动队来看望我们，跟我们联欢。他们那天来的目的，我后来回忆，应该有两个：第一个是给运动队和文艺工作者作红娘。因为我们也都到年龄可以谈恋爱了，领导让把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学生和运动队的队员组织起来搞一个音乐舞会。接受这个任务的是国家体委，主办人是杨伯镛，承办人就是我王家桢。我组织的乐队由运动员组成，弹的、吹的、拉的都有，在会上大家跳舞、联欢、座谈……。联欢会在北京体育馆的练习馆三楼举办，周总理、贺老总、陈毅老总都来了，国家体委的领导、篮球队的领导也都出席了。周总理突然问到运动队党员发展迟缓的问题，问到有几个优秀运动员入党，回答说：“没有几个。”贺老总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入党？”国家体委政治司的同志回答说：“他们虽然是咱们国家的优秀运动员，但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都有问题。”贺老总一听就着急了：“家庭出身不可以选择，社会关系再复杂能比我复杂吗？我这么复杂的社会关系周总理都可以接受我入党，你们问问周总理，总理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你们怎么就不可以介绍他们入党呢？你们把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的问题都搞清楚，能影响他们入党吗？你们要尽快解决他们的入党问题。”会后国家体委认真落实贺老总的指示，着手在运动队发展党员。
　　 当时运动员中，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都从香港回来的，有港台关系。杨洁的姐姐夏梦在香港，也有港台关系。有的队员母亲是右派，有的队员父亲是国民党奉天警察局局长，有的亲属是国民党军警，有的亲属在台湾……社会关系都复杂。说到我呢，有两个问题。我的出身没问题，我是产业工人出身，我父亲是开有轨电车的。可是有一样，我父亲是国民党的集体党员，入过党，但是没填过表，没宣过誓，没参加过活动，后来就解放了。解放后我父亲向电车公司的党组织交代了这些问题，电车公司的党委书记谷桥告诉我父亲，给他定义为国民党集体党员，这件事到此为止，今后不再深究。第二件事比较麻烦，我有个舅舅，1945年日本投降后加入了国民党，担任了天津市八区国民党指导员（相当于区委书记）的职务，但是他这个指导员有职无权。舅舅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1945年的时候我才7岁，1950年他就被捕了，判了8年。所以组织需要了解，我也说不清。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我没有办法，很苦恼。当时我舅舅已经出狱是清河农场的职工了，我就大胆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了我的情况，希望他请假来天津一趟，跟我把问题说清，我好向组织交代。信是写了，但我并没抱多大希望，正好要出国去保加利亚参加社会主义友军运动会，我就走了。我舅舅接到信后，拿着信就去找农场党委书记和场长请假，没想到领导很痛快地答应了，批给他3天假，他就从茶淀（农场所在地）回天津了。偏偏我又不在国内，就委托我哥哥把他交代的问题记录下来。回国后我跟队里请了1天假，回家拿了材料回来，并未跟舅舅碰上面。舅舅的问题材料里写得很清楚，我如实上报了组织。这个时候是1965年10月，之后不到一个月，组织通知我11月29日下午2点半开支部大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结果全票通过，而且支部的意见里还有一条，我记得很清楚：能够主动协助组织搞清楚社会关系的问题。这是组织对我的肯定。所以说，1965年11月29日，是我正式入党的日子，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