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黑泽明完成了电影《罗生门》，这部电影改编自芥川龙之介的两部短篇小说《罗生门》和《竹林中》，随后在第1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金狮奖，这是日本电影第一次在国际影坛上获奖，日本电影——也是整个亚洲电影由此开始走向世界。
　　 影片问世几十年来，有关其思想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存在很大的争议。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影片表达了人的不可相信与对人性的绝望；第二种观点认为，影片表现了对客观真理存在的怀疑；第三种观点认为，影片抨击了人的自私、堕落，同时肯定了人道主义。
　　 一、真理的相对性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在关于同一案件的四种叙述中只有两点是不矛盾的：即武弘之死与真砂失身。但是，关于武弘被杀的经过，几位当事人与目击者的说法完全不一致，矛盾重重。
　　 强盗多襄丸说是他杀死了武弘。他强奸真砂之后，想走。但真砂哭着拉住他不放，她说，多襄丸和武弘，两人必须死一个。于是他便和武弘决斗，杀死了武弘。
　　 武弘的妻子真砂说是自己杀死了丈夫。她遭强暴后，被绑在树上的丈夫用阴森、轻蔑的眼睛盯着他。她说：“从他的双眼中，我所看到的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悲痛，而是冰冷的目光和憎恶的表情。”她在屈辱与精神错乱之中，用匕首刺死了丈夫。
　　 借女巫之口说话的武弘承认是自杀。因为多襄丸强奸了她的妻子后，要求和他结婚，妻子想跟多襄丸走，便让他杀死她的丈夫。多襄丸吃了一惊，推开她走了。妻子也离开了那里。武弘在极度的屈辱与绝望中自杀。
　　 旁观者樵夫则说，强盗多襄丸强暴过真砂之后，跪在地上请求真砂跟他走，说他愿意金盆洗手，改恶从善。真砂二话没说，捡起匕首将捆绑丈夫的绳子解开。两个男人明白她的意思，是要用决斗的方式来决定她的命运。可是武弘说他才不愿意为这样的女人决斗，还骂女人在两个男人面前出丑，为什么不自尽。强盗多襄丸也表现得很怯懦，不想决斗。于是真砂也采取了同直到此时截然不同的态度，气急败坏地大声痛骂他们俩，骂他们名不副实，有意激怒二人，让他们决斗。多襄丸和武弘不得已才出手，名为强盗和武士，但本事平平，一个将刀插进地里，另一个把刀砍入树中，拔也拔不出来，决斗成了撕扯式的扭打。而真砂趁他们决斗之际，只身逃走了。最后，多襄丸碰巧从地里拔出长刀，刺死武弘，但他自己还在瑟瑟发抖。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认为：“世界的意义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不可计数的意义。人们解释世界的方式是无限的，我们面对现象，应当寻求多种多样的解释。”影片试图说明，每一个人看待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时，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内心都深埋着自己的某种动机和目的。所以，任何一种叙述，都不是完全客观的、确定不移的。尽管每一个人所表达出来的观点和看法，都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也存在着极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谬误性。完全客观的事物或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
　　 影片里有四个关于事实的版本，三个当事人都称自己是杀人者，关于杀人的原因与过程都不一样。樵夫作为目击者和见证人，理应客观公正地描述事实，但他的叙述也前后自相矛盾，先前说武弘被剑所杀，最后却又承认自己确实顺手拿了插在武士胸口的镶螺钿的匕首。从影片的叙事来看，它触及了一个现代解释学的主题：一个由人参与其中的历史性事件在它发生以后，它的事实、价值和意义，并不存在完完全全地如其本然的原初叙述。它在它的叙述者的连续不断的叙述中，总是使自己的本来面目若隐若现，从而具有一种漂泊不定的开放性。
　　 综上所述，“电影天皇”黑泽明所要表达的哲学理念是：客观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
　　 二、人性的虚伪
　　 《电影的观念》的作者梭罗门认为，《罗生门》的主要意图在于揭示人们为了维护自我形象而编造的谎言。
　　 导演黑泽明曾在自传《蛤蟆的油》中说，“人对于自己的事不会实话实说，谈他自己的事时，不可能不加虚饰。这个剧本描写的就是不加虚饰就活不下去的人的本性。甚至可以这样说，即使人死了，也不会放弃虚饰，可见人的罪孽如何之深。这是一幅描绘人与生俱来的罪孽，人难以更改的本性，展示人的利己心的奇妙画卷……如果把焦点集中在人心之不可理解这一点来读它，那么，我认为就容易理解这个剧本了。”因此，可以将影片理解为是要表现人性的虚伪。
　　 《罗生门》之所以给人们以毁灭性的打击和强有力的震撼，就是因为片中的虚饰已经超越了它的一般意义。在这里，虚饰是掩饰罪恶的借口，至此，人性之恶已经发展到极致。强奸犯多襄丸得意洋洋地当众炫耀自己的魅力与武功，而武弘与真砂却反目成仇，没有丝毫的人间真情，人性的灭绝竟达到了如此地步，给人以极端的压抑与绝望。
　　 影片中，乞丐说：“撒谎是人之本性，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们甚至都不能对自己诚实，但那是因为人们太脆弱了所以才撒谎，甚至对自己撒谎。”多襄丸、真砂和武弘为了美化自己，减轻罪恶，便掩饰自己的过失。强盗多襄丸承认他是凶手，却还要歪曲事实，就是要表现他的英雄气概。真砂撒谎是想强调她被男人抛弃后的深深的痛苦，并为自己的罪恶开脱。而武弘想把自己的死归咎于真砂的背叛和不贞，试图挽回懦弱无能的男人的尊严。面对真相，三人都选择了撒谎，就连樵夫也在光天化日之下掩饰真相，其用意只不过是否认他拿了那把插在武弘胸口的匕首。
　　 在对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中》进行改编时，黑泽明加进了暴雨倾盆的罗生门段落，其灵感来自芥川龙之介的另一部短篇小说《罗生门》。影片中的罗生门，是藏污纳垢的场所，是罪恶产生的渊薮。芥川龙之介曾经这样描绘罗生门的景象：“荒芜不堪的罗生门下，被狐狸当成栖身之所。盗贼也住了进来。最后，甚至衍生出没人认领的死尸抛弃在城楼的习惯。因此，夕阳西下后，人们都惧怕这一带，没人敢在城门附近走动。”
　　 三、人道主义的胜利
　　 黑泽明在日本《电影旬报》1952年4月上旬号刊登的采访中谈到：“所谓近代怀疑精神——幸运的是我还不能达到它，我愿意单纯一些。也许在这些地方有个飞跃。我这样安排人物，就是想让人物以意外的姿态突然出现。假如只是挖苦的语言，那批判就浅薄无聊，如果乐观地想一下，实际上对于那种严厉的批评我是有些怀疑的，但是，那时候的确是个飞跃啊。”这段话向人们宣示了黑泽明一贯强调的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充分肯定人的生存价值和人生意义的道德理念，以及人道主义最终会取得胜利的道德信念。
　　 影片在小说的基础之上，增加了罗生门段落和樵夫角色。暴雨倾盆的罗生门段落是全片的纵贯线，也是影片主旨所在。在荒芜不堪的罗生门下，樵夫、行脚僧、乡下人如同三个审判官，对丛林事件与纠察使署当事人的供词做出了不同的评判。
　　 乡下人是一个坚定的人性恶信奉者，以“人人都在作恶，我也不妨作恶”为人生哲理。他不但冷嘲热讽行脚僧和樵夫的感叹，而且在最后还实践了他的人性之恶——抢夺婴儿外套，人性之灭绝令人发指。他的行为与强盗多襄丸的行为又有何区别？
　　 行脚僧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但是，现实的残酷和人情的冷漠让他迷茫失措，开始怀疑人性之善良。最后，当樵夫毅然收养了弃婴，并对他说：“我已经有6个孩子，再添一个也不过一样的辛苦”时，他慨叹道：“幸亏你，我还可以相信人，我可以继续保持对人类的信心了。”
　　 樵夫是整个丛林杀人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黑泽明研究者佐藤忠男说：“樵夫这段叙说，并非为了把真相搞得更加复杂，而是为了弹劾和揭发呈堂的三份当事人的供词里的谎言。”樵夫对丛林事件的叙述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客观的佐证。多襄丸、真砂和武弘可以任意撒谎、虚饰，但是他们的行为和谎言却完全暴露在樵夫的监控之下。樵夫也参与了丛林事件，偷了一把匕首。在纠察使署的呈堂上，他扮演事件的目击者和见证人的角色。三位当事人扑朔迷离的谎言令他大为感触，于是，在藏污纳垢的罗生门下，他供认自己目击了整个过程。最后，他的良心被发现，承认自己拿了插在武弘胸口的镶螺钿的匕首，并收养了被遗弃的婴儿。
　　 “婴儿出现”是一个具有象征意象的段落，哭声意味着黑暗中的一丝光明、一种希望。樵夫毅然收养弃婴的行为，体现了人的善良本性的恢复，显示了黑泽明作为艺术家对待人生的积极态度。在结尾部分，黑泽明遵从并按照大众对人生持有的永恒信念，以乐观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人性的看法：人性中尽管善恶交织，但善总是更有力量。
　　 婴儿的出现是阴沉压抑的影片中的唯一的一抹亮色。他的出现，唤醒了人类最本真的善性，人并不是如整个凶杀案所反映的那样虚伪、毫无人性以至无法拯救。尽管婴儿的出现在整个影片中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似乎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好像有些说教的味道，但这正是黑泽明一贯的人文主义理念的流露。正是通过这个偶然事件，人的善性和责任感再一次被唤醒，“他人即地狱”的观念被多多少少地颠覆了，支撑人精神上最崇高的价值理念并没有轰然倒塌！这种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生活、看待艺术并充分肯定人的生存价值和人生意义的理念，构成“电影天皇”黑泽明重要的电影思想，即：人道主义最终会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