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东山头上的红叶又开始飘落了，南飞的大雁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天空掠过，似乎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秋天来了，随后就是冬天。如果人生如四季，那么年过半百，就应该进入了冬天。也不知是不是人之常情，进入冬季，更容易怀旧起来。过去的数十年，一如大雁飞过，确实没留下什么痕迹，倒是童年时那清贫中的和谐，是单调中的多彩，是那样令人伤感却又万分留念。那些平凡而深刻的童“痕”，在头脑中更加清晰起来……
　　
　　 一、“电影”情结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农村正是集体化，山里娃的生活就是上半天学，割半天猪草，然后就是吃饭、睡觉……
　　 一天到晚就这样枯燥地过着，大家似乎也没有更多的想法。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莫过于难得一观的“坝坝电影”。当时山里还没有通电，政府的放映队自己配备了发电机，挨着轮次到乡下去放映。现在回想起来，一个生产队恐怕至少都要半年才挨得到一回，所以难得得很。该哪个生产队放电影了，便由队长选派七八个身强力壮的社员，抬的抬，挑的挑，扛的扛，提的提，把发电机、放映机、银幕、片子盒等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运来，足足摆放半间屋子。
　　 机器到了，高兴的就不止是小孩了。队里会提前收工，各家各户都得早早地准备晚饭，像过节一般。为了确保安全，生产队要选派宣传人员挨家挨户通知宣传。“看电影，好事情，家里一定要留人”这样的简单快板，我们小孩子都烂熟于胸了。
　　 晚饭后，人们便扶老携幼扛着凳子拿着火把哼着无名的山歌往放映点赶。记得有一回，就我们家留谁看家的问题，召开了半个小时的家庭会议还没有得到解决，最后，还是爷爷主动退出，留在家里啦。现在想起来，当时真够委屈老人家了。
　　 放映点一般选在较大的院子里，用两根长长的楠竹在院子的下方撑起雪白的银幕，只等天黑，节目就开始。“雪白的银幕搞搞挂，挂呀挂树梢；生产队里放电影，放呀放《春苗》……”男女老少聚在一起，大家或随意唱着歌儿，或盯着银幕拉家常。不管聊得多火热，只要电影一开始，便全都打住；不管看得懂还是看不懂，不管老人还是小孩，都是那样的投入那样的专注那样的兴奋那样的激情。
　　 有一件至今想起还啼笑皆非饿事情。那一年，电影《三打白骨精》传到了我们山区。我们大队的三生产队预约了这场电影，但由于时间关系，放映队说只能在白天演，因为还有几个预约的排着队。所以，三队就在他们的“庄屋”（队里用来收庄稼的屋子，相当于仓库）里关着门放。我们四队有几个社员也兴冲冲地跑去，结果被拒之门外。我们队的老队长当时气愤愤地说：“隔几天我去弄战争片子《上甘岭》来，也不准他们看，羡慕死他们三队的！”果然，不到一个月，我们四队就约到了《上甘岭》，在队里最大的院子里放，不过三队的群众还是来了，由于是晚上，院子又大，谁还去说那些不让三队看的难听话呀！
　　 这坝坝电影呀，是山里人唯一的文艺大餐，跑个十里八里去看一场难得的电影，对于童年的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从《沙家浜》到《铁道游击队》；从《刘三姐》到《三打白骨精》；从《上甘岭》到《一江春水向东流》；从《小花》到《英雄儿女》……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片子，都无不牵动着童年匆匆的脚步！
　　 而今，在偏远的乡村，“电影”这一时代的名词几乎从儿童的记忆里消失了，即使偶尔有电影对去播放一些正能量的影片，真正能集中起来观看的群众也寥寥无几。至于像当年我们那样大的孩子们，已经全然弄不明白有的电视节目为何称着“电影”了。“电影”虽然已经远去，但那情那景那镜头那火把还历历在目，那留在记忆深处的“电影”情结，是怎么也挥之不去的。
　　
　　 二、父亲的“背影”
　　 五年小学，两年初中转眼就过去了。初中毕业时，还不到十四岁。当我从老师那里拿回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时，心里很有些不是滋味；当我从父亲那里听到“没钱，不要再上学”的决定时，心里也没有了太多的想法，只是叫父亲给我编个“笆笼”，准备秋后给生产队拾稻穗挣点“工分”。
　　 初中老师知道了，特意找父亲谈了话，谈些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父亲让我上学了。在那时，“劳动”在学校生活中是占重要地位的。《通知书》上就规定了：每位学生在开学时必须交“矿篼”一挑（后来才知道是由于学校没通公路，用来在集镇上挑煤的）。于是，父亲就开始砍竹编篼。由于我人小力薄，父亲说不要编得太大。
　　 开学那天，父亲帮我将行囊（衣服、大米、红苕等）装在矿篼里，亲自送我到几十里外的高中学堂。一路上，父亲坚持一个人挑，只是让我跟在他的身后走；一路上，父亲有说不完的话，什么“不要思乡”啦，什么“努力学习”啦，我都一一地听在耳畔，飘在风中，只觉得空着手紧赶慢赶才能跟上父亲的脚步。
　　 在经过一处悬崖时，忽然上前方垮下一大滩泥石，距我们不过三、四米远，着实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只感到那一瞬间，父亲肩上的矿篼一滑，一把将我拉过去，飞速地向后奔跑。好一会，父亲才停下脚步，喘着粗气道一声：“好险！”待垮塌处平静了，父亲才又挑上担子，叫我在这边等着。只见他挑着矿篼，飞一般地冲过垮下的泥石，放下挑子，眼睛盯着上方，对着我说：“快冲！”在父亲的掩护下，我也飞一般地冲过了“敌占区”，这才又放松神经继续赶路。
　　 由于是第一次出“远门”，对一切都感到陌生。在新的学校里，报名入学者甚多，真可谓“门庭若市”。父亲问一位老师我在哪班，那位老师一指前边的墙说：“那里贴着哩！”于是，父亲说让他看着行李，叫我去看看在哪班。我腼腆地挤进人群，在密密麻麻的几大张“榜示”中寻找了好半天才看到了我的“大名”。于是，我们根据提示找到了班主任，交了学费，来到早就安排好的寝室。寝室里已经有些同学了，他们有的已经铺好了床，坐在那儿聊天；有的正在操作，他们的“脸皮”好像都比我厚。父亲为我选了一个下铺，并亲自为我铺好稻草……
　　 天色还早，父亲回家还走得拢。想到父亲就要离去了，就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了，想在心里，泪在眼眶。嘴里虽然没说，但父亲看得透我的心思，“知子莫如父”呀！他看了看天色，说：“今天不早了，我就不走了，明天再回去！”我心中暗自高兴，也深深地懂得了父亲的“借口”。
　　 一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想到这十多年来，都是在父母身边度过的，可谓“呵护有加”呀！如今，让我一个人“独立”生活了，能适应吗？由于学校有纪律，不敢说话，但我分明也感受到了，父亲也没有入睡的。
　　 起床铃响了，我和父亲同时起床洗漱。
　　 早饭后，父亲又像先前路上般对我叮咛一番，便迈开了回家的步子。我随父亲转过学校旁的山头，目送父亲渐渐远去。父亲的背影越来越小，但我分明看见父亲在不时地回头、挥手……此时，我的眼泪涌出了眼眶！
　　
　　 三、不平凡的“菜票”
　　 在那个老式书箱里，一本泛黄的书中夹着一张油印的泛黄的“菜票”，面值0.03元。透过这张太平凡不过的“菜票”，高中两年的生活又浮现在眼前。
　　 那时虽说已经恢复了高考，但作为贫穷著称的家乡，多数人家都还不能满足温饱。读书的生活怎么办？只靠自己每个归宿假回家背点大米红苕马铃薯之类。菜呢？就是用瓶子装点放盐的辣椒面或“苞谷泡儿”（用干玉米在锅中炒熟，再放点盐）。其实，当时学校食堂的菜每份才0.03元，肉是0.30元一份，这个价格在现在看来，是最便宜不过的了，但在当时还没有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的家乡，就是这“廉价”的消费也是相当困难的。
　　 当时是两周一次归宿假，周日返校时，我们几位伙伴都早早地动身，背上自己的“生活”，跋涉几十里路来到学校。返校时，父母一般都没有给钱，只有那慈祥的祖母往往给我五毛或一元的“私房钱”。来到学校，一般都立即将钱买成菜票，在吃辣椒面的同时，间或间也吃份小菜，至于肉，那是一直不敢奢望的。
　　 记得学校有些校园地，划给各个班耕种，种出的蔬菜都好像是卖成钱归班上了。名说是归班上，但也不知道具体用途，我们也不好向班主任询问，老师也从来不谈起这些。高中的最后一期，高考前一个月就举行了毕业考试，根据成绩，我们文科班三十多人中，只有我等六人有资格参加高考（大家戏称“六君子”）。在最后复习的一个月中，由于“物以稀为贵”，加之我们都是学校的“苗子”，所以学校和老师都在生活、纪律上“网开一面”了。我们班种植的四季豆、茄子等，就被我们“六君子”摘来享用。我们嫌学校食堂蒸来不好吃，离校近的一位同学从家里拿来小锅，我们就常在宿舍后的空地里“埋锅造菜”，那段日子还真的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眼前的这张泛黄的菜票，见证着那段平凡而令人难忘的日子。我虔诚地把它夹一本泛黄的书里，放置在书箱的最底层！
　　
　　 四、油灯下“舂米”
　　 在“打米机”还没有进入咱山村的时候，弄出点大米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当时的大米加工，全国很多地方都用碾子，而在我们乡下，大多使用“檑子”（这“lèi”字该怎么写，查了几种工具书都不得要领，就只好以“檑”代替了）。
　　 说起这“檑子”，它和“石磨”应该说是同宗不同“性”的大米加工工具。其制作原料主要是木材和楠竹，原理上完全模仿“石磨”而制成。可以说，这“檑子”就是巨型的“木磨”而已。使用时，将稻谷倒在上面，两个人推动，稻谷就被“推”破谷壳形成糙米了——当然，这“檑子”的制作是非常讲究技术的，一般的木工师傅还不能胜任。
　　 儿时见得多了，认为大米就是这样得到的，倒没生出什么感慨。在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是上高中时归宿假晚上在煤油灯下“舂米”的情景。每次归宿假回家，父亲便要用“檑子”推稻谷。虽是“木磨”，但推起来也较为吃力，即便是冬天，男劳力也不需多一会耳就会热汗直流。由于白日里要“抢工分”，这推稻谷的事一般都在晚上进行。那时没有电灯，只好点上一盏煤油灯照明。我家那盏煤油灯，说起来还算“高档”。那是一盏有玻璃罩罩着，不怕风吹的“小马灯”，还是跟随了祖父多年的“祖业”，父亲就靠它照着推稻谷。
　　 推稻谷的声音可比推石磨大多了，在夜阑人静时，这“轰轰哗哗”的声响传得老远老远。
　　 一阵忙乎，去掉谷壳的糙米出来了，和谷壳混在一起，然后用“风车”进行分离。不过，这“糙米”要变“熟米”，累人的活儿还在后面——必须依赖“碓窝”，那是一个大石窝，将“糙米”放入其中，用一根两头大中间小的木棒（由于在“碓窝”里可以打“糍粑”，所以又称“糍粑棒）一下一下地使劲舂。直到把糙米表面的米糠舂掉，再用风车或米筛分离米糠，就得到了“熟米”。
　　 这一番折腾，往往就是大半夜。这“煤油灯”下舂米的场景，有岁月的刻痕，有清贫的快乐，更有难忘的记忆。
　　
　　 五、马铃薯“味道”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东西吃不够，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大米饭和马铃薯！”我与马铃薯结下不解之缘，是在五六岁的时候。
　　 父母亲每天早饭后就扛着工具拖着疲惫的身体挣工分。家里就祖母、祖父和我。人们都说小孩子是吃长饭的时候，况一日三餐都是粥。说“粥”，似乎有辱“粥”的形象——那只是用少许麦面或玉米面放入一大锅水中煮成的连狗都撵不上的“浑水“而已。至于米饭，那是很少有的。像我这种毛孩子，尽管顿头上”喝“饱了，可一个时辰过去，肚子又瘪了。亏得家里还多少有点自留地，祖父就自然成了自留地的承包人。自留地上除点蔬菜外，全种马铃薯。祖父常说：”洋芋（马铃薯的俗称）可以当饭吃，多种点好！“
　　 那年生活特别紧张，就是那种“稀粥”也喝不上。本来体弱的我愈显不济，整天围着祖母哭着闹着跳着要东西吃。祖母忽然间想出个办法，在自留地的马铃薯地里刨来几个尚未长大的马铃薯烧了给我吃。可这是背着祖父的，因为祖父知道会吵：“你爸妈抢工分都没吃，你一天到晚都耍，还饿呀！”而后，每天我哭着闹着跳着时，祖母就悄悄去刨马铃薯，刨出后又将土盖上，还真神不知鬼不觉。到了挖马铃薯的时候，祖父诧异极了：“这么好的洋芋怎么就结几个小子子儿？”我正想说，又被祖母一眼瞪了回去。
　　 到上学的年龄了，我还是独钟马铃薯。早上煮几个放入书包，权作“加餐”之用。那一年端午节早上，父亲特意吩咐多煮点马铃薯，让全家吃个够以算过节。我把肚儿弄得溜溜圆上学去。老师问我：“早上吃什么？”“洋芋儿！”“烧肉吗？”“煮的！”老师听了摇摇头说：“能吃烧肉的太少了。”
　　 后来上高中时，每次归宿假背的“生活”里几乎都马铃薯。学校里，由那位好心的炊事班长帮我加工。现在，马铃薯已经不是什么佳肴美味了，但他那特殊的“味道”，使我对它的那一份情感始终未曾改变。每年我都要种上几块地，或煮或煎或炖地品个够，品出风味，品出艰辛，品出那段特殊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