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届的高考，被录取的知青可用“凤毛麟角”来形容，录取率是29比1，是历届高考录取率最低的一年。我们农场参加考试的有近百名知青，1977年只考上两名大专和三名中专（1978年又有几名考上）。我以247分的成绩被安阳师专中文科录取，一下子变成了七七届的“大学生”，这在农场成了特大新闻。我一进农场宿舍，立刻被知青们围住了，连带队干部、农场支书都对我笑脸相迎。
　　 近三年的下乡知青生涯，使我感慨很多，我是手持“大学录取通知书”离开农场的。后来，我听说农场的知青于1980年全部返城了，好赖都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知青进城以后，新的生活开始了，广大知青按照路数和命运，奔赴了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原来在农场一起吃饭一起下地的知青们，上班就业以后，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就此拉开了距离。
　　 原来有500多名知青的杨小屯农场一下子沉寂了。至于知青农场的财产归属，据说农场的屋舍、土地和各种设施，包括粮食、牲口、农具、拖拉机及机井，全部整体移交给了鹿楼公社和杨小屯村。
　　 “上山下乡”这段历史，距今已有45年了。这段峥嵘岁月，似一条跳荡的激流，使得每个知青都终生难忘。农场虽说生活条件艰苦，我们毕竟在那里渡过了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那时我们正年轻，那颗跳动的心脏活力四射。
　　 从18岁到23岁，正是知识青年放飞理想的时候。在绿色的田野里，在跳动的油灯下，曾洋溢过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曾发生过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尤其那些结成夫妻的知青家庭，他们的感情基础，正是在农场的庄稼地里打下的，知青宿舍里那一盏盏跳动火苗的煤油灯，见证了他们美好而牢固的爱情。
　　 500多名知青后来各奔东西，有的成了政府公务员，当了领导；有的进了大型国企，当了企业高管；有的当了教师或者校长；有的当了医生或者院长；有的成了科技干部；有的经商做生意成了大老板；有的成了个体经营户。还有几个到外地发展，在北、上、广混得都相当不错，收入极其可观。但人数最多的还是留在鹤壁当工人，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在这些工人当中，有些人的命运很可怜，由于单位效益不好，企业破产，他们失了业。偌大的年纪，平时靠打零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截至2020年，我们这一茬知青多在60—65岁左右，青春已经远去，逐步进入了老年，原来的容颜改变很大，都当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如今，杨小屯农场的大部分知青都退了休，除少数人在工作，大部分在家闲居照看孙子、孙女。虽然大家平时见面的机会很少，各自的生活轨迹也大相径庭，但大家谁也忘不了“文革”后期上山下乡那段历史，忘不了广阔田野里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三年下乡知青生涯，对我个人来说，也是“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历练过程，使我懂得了乡村农民生活的不易和发展经济、富强国家的必要。比比总书记习近平在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整整7年的知青生涯，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至少我吃的苦、糟的罪，心里承受的压力，比他要少得多。
　　 忆往昔，苦难辉煌，岁月峥嵘。上山下乡这段经历，磨炼出了我们这一代人不怕吃苦，不畏艰难的品性，不但使我们终身受益，也将这种坚强不屈的品性遗传给了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