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就是一个锻炼人、改造人、磨练钢铁意志的地方，除了黄土泥巴之外，生活条件的艰苦出乎人们的想象。杨小屯农场极度缺水，吃水靠拉，我们的知青宿舍和伙房的卫生条件很不好，到处爬满了苍蝇。因缺水无法洗干净蔬菜，饭菜中挑出个苍蝇、虫子是常有的事。
　　 杨小屯农场很穷，知青的伙食很差，大家平时难见个油水。农场给每个出满勤的知青每月发45斤饭票，粗粮、细粮各22．5市斤，白面馍和黑窝头要掺和着吃。伙房早晨起来是小米汤或面汤，半碗咸菜一个馍；中午或是馍或是捞面条，加一个炒蔬菜（茄子、南瓜、冬瓜等）；晚上跟早晨差不多，有时加一个炒菜或是蒸红薯。
　　 大家的顿顿饭菜上面都爬有苍蝇，伙食以杂粮为主，大米和肉终年见不着。即使这样，很少有人抱怨农场的伙食不好，干了一天活儿，吃啥都香。有一次过端午节，伙房为知青改善生活，支起大锅炸油条，每人限购一斤。当时知青们高兴万分，人人奔走相告，伙房的窗口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尽管油条炸得软踏踏质量不高，但是大家吃得那个香啊，难以用语言描绘。
　　 还有一次，农场的一匹马病死了，知青们立刻剥皮剔骨，将马肉切成块上笼屉蒸，除了盐之外，也没什么佐料可放。大家疯传：“中午伙房开洋荤嘞”，知青们高兴得什么似的，简直象过年一样。我记得那次的马肉一点也不好吃，肉很硬，嚼半天也嚼不烂，无滋又无味。就这也被知青们蜂拥抢光，吃得一点不剩。
　　 地处丘陵的杨小屯农场没有水，使得知青们的生活苦不堪言。农场原来建有一个畜水池，平时存些雨水来用。后来畜水池中生了虫子，水浑得没法吃，农场的带队干部只好派一个男知青赶一俩小毛驴车，到三里外的杨小屯村的井中拉水，一天数趟。每每拉水车一到，大家便端着脸盆、提着水桶蜂拥抢水。第一次，我慢了一步，没有抢到水；第二次，只抢了个盆底；第三次，我因抢得快，被一个女知青斥责为“强梁”。
　　 由于吃不上干净水，常有知青拉肚子，甚至拉脱了水，不得不动用救护车拉到城里的医院去抢救。有一年夏季，因我饮用了不洁水，拉过一次恶性痢疾。当时，我头昏眼花，浑身发烧，下不得床，吃不进饭，肚子疼得象刀绞。除了吃了几片“合霉素”外，农场也没啥好药。那时仗着自己年轻体格好，硬是躺在床上挺着，挺了一个星期之后，病自己就好了。那次农场一下子病倒好几个，有一个女知青拉脱了水，差点丧命，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才好。
　　 鉴于这次“吃水事故”，鹿楼公社和矿务局联手在农场北部的农田里，打了一口机井。从此，知青们便吃上了干净水，我们再也不用去抢水了，有了这眼出水旺盛的机井，农场知青们的日子好过多了。有了水，贫瘠的庄稼地变成了水浇地，农业产量直线上升。有了水，我们可以尽情地洗头、洗脸、洗衣服、刷鞋了，改变了成天“灰头土脸”的模样。
　　 农场最难过的是冬天，知青宿舍起初没有煤火，冷得象冰窖，大家冻得直跺脚。知青宿舍的墙很薄，门、窗四处漏风，屋里脸盆里的水都冻成了冰。知青们的手，几乎个个都冻得裂开了口子，许多人生了冻疮，患感冒是家常便饭。我们宿舍的4个女知青，晚上穿着棉衣睡觉，每人盖两条厚棉被，就这样还冻得瑟瑟发抖。
　　 后来，农场给每个知青宿舍盘了青砖“煤火”，发了有烟煤炭。但由于“煤火”炉膛太小不好烧，煤的质量又差，知青宿舍的“煤火”几乎天天熄灭。每到晚上下工回来，我们宿舍的4个女知青，就得狼烟地洞地捡柴和煤生火，滚滚浓烟呛得我们直咳嗽。
　　 农场的电力不足，经常停电，电灯泡几乎成了摆设，知青宿舍便点煤油灯照明。白天大家劳累了一天，晚上便成了知青们说笑打闹的天堂。吃完晚饭，是知青们最快乐的时光。有唱歌、吹口琴、笛子的；有听半导体收音机的；有看小说写日记的。大多数知青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胡吹乱侃，或讨论国家大事，或讲着发生在城里城外的稀罕事，或相互起外号打闹逗乐。
　　 那时的知青打架斗殴的很少，都挺讲哥们义气。有好东西大家分着吃，有烟大家一起分着抽。有的人干脆将饭票合在一起使用，过“共产主义”生活。
　　 当时的农场缺少文化生活，许多知青买了口琴、笛子，就自己学着吹，歌本叫《战地新歌》。有些知青会唱歌、唱豫剧，就放开嗓门，来它个一段两段。我会唱京剧样板戏选段，就经常给大家唱，大家都夸我唱得“不赖”。豫剧《朝阳购》，是最受广大知青喜欢的戏曲，几乎人人都会来上两嗓。有两个女知青的嗓子极好，洪亮又细腻，将豫剧《朝阳沟》选段，唱得婉转动听、有板有眼，剧中人物也学得有模有样，引得大家拍巴掌叫好。
　　 年终分配是杨小屯农场最令人瞩目的时刻，农场要召开全体知青大会，带队干部和老农全部参加，由知青连长宣布分配结果。经过核算，杨小屯农场每个工分0.045元，每个知青按年终工分核算劳动报酬。连长、排长、班长每日记10个工分，男知青每日记9个或8个工分，女知青每日记8个或7个工分，生病和体弱者每日记6个工分，雨工只给粮食不给钱。知青平时出勤越多，年终分配的就越多。
　　 每个知青的工分，经农场会计核算后公布。按每个工分0.045元计算，连长、排长、班长一年能分140—120多元钱；普通男知青一年能分80多元钱；普通女知青一年能分60多元钱。我每日仅记7个工分，又因病误工，仅分了40多元钱。因杨小屯农场的土地、财产有限，以上便是知青们的一年辛苦所得。许多知青对年终分配有意见，但人微言轻，“和为贵”，大家发发牢骚就算了。
　　 杨小屯农场很穷，最缺的就是钱。一年下来，知青们除了挣点工分，也没什么收入，日常的零花钱还是靠家里。农场离城市有30多里地，知青们每每回家乘车，因买不起车票。就成群结队地聚在公路上拦截卡车或拖拉机。那时的卡车司机们知道这一带“知青点”多，理解知青的难处，大部分一招手就停。也有司机使横不停车的，知青们便记住他的车号，今后再看见就扔砖头砸车。还有几个胆大逞英雄的男知青，敢去扒飞车，敢抓住倒车镜往车门踏板上跳。但最终还是酿成了惨剧，一个被轧死。一个被轧伤，两个男知青的母亲在医院里哭得死去活来，许多女知青陪着掉眼泪。
　　 资格最老的知青，在农场度过了长达6年的青春时光，大家在农场慢慢地长大了，有的已经22、23岁了。正值豆蔻年华的知青们，处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之中，在长期的艰苦劳动中，美好的爱情，在一些男女知青之间就悄悄地萌发了，有人开始偷偷地写起了情书。一些在农场里长期相处，彼此心照、颇有好感的男女知青，双方每晚必聚在宿舍里，在煤油灯下“嘀嘀咕咕”地谈心，说悄悄话。同屋的其他知青知道他们是咋回事，便借口躲了出去。这种“煤油灯下的嘀咕”，便是青春初恋的开始。
　　 那时的知青可不象现在这样开放，谈恋爱全是“地下”，心里有数，但嘴上谁也不敢承认。男女知青之间谁对谁有了好感，就互相帮忙干活。男知青帮女知青割麦子、拉车、挑水；女知青帮男知青洗衣服、打毛衣。爱情的信物便是男女之间互赠礼物，那时因为大家都没钱，知青一个比一个穷，男女双方互赠的礼品，不过是送个塑料皮儿笔记本、一支钢笔、一条毛巾什么的。别看这些小小的礼物，那可是爱情的见证，男女知青之间如果传递了这些东西，八成是心里有点意思了。
　　 农场知青们的日常生活很单调，也很苦闷，但是爱情，却使他们变得激情勃发，满面春风，绿色的原野激荡着一颗颗驿动的心。农场的男女知青长期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流汗，在一起愉快地交流情感。正处青春浪漫花季的男女知青互生爱慕之情，迸出爱情的火花，这也是人之常情。
　　 农田的丘陵小道上，知青恋人们扛着锄头，一起上工，一起收工，一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好不开心惬意。夏收之时，麦浪滚滚，黄色阡陌间，传来他们阵阵爽朗、舒心的欢笑声。晚间回到宿舍，他们便开始偷偷写日记或是情书，用文字表达相互的爱慕和牵挂。有些同宿舍的知青，似乎看出了门道，就想方设法去偷看室友的日记或者情书，然后嘻嘻哈哈地逼着男女双方“如实交代”。
　　 那时的男女知青没有花前，但有月下。夜晚，明月高悬，月晖如水。那些陷入热恋、青春荡漾的男女知青，就溜出农场外，去钻小树林或庄稼地，反正哪黑往哪走。知青恋人们背着人缠绵悱恻，充分享受美妙的二人世界。在空旷静谧的田野里，他们二人或甜甜蜜蜜地在一起拥抱接吻，互诉衷肠，或躺在庄稼地里海誓山盟，私定终身。面对一轮明月，他们憧憬着美好的青春未来，编织着自己的一个个生活美梦。伴随着美好爱情的青春时光，是广大知青一生中最激动、最美丽、最值得回味的黄金岁月。
　　 谈恋爱的知青趁回家探亲之机，二人就回到城里一起压马路、看电影。或者男的骑着自行车载着女的逛街兜风；或者女的领着男的到自己家中帮父母干活。农场的带队干部与老农，若看出谁对谁有好感，他们就主动牵线搭桥，捅破窗户纸，让互生情愫的男女知青公然谈恋爱。这种纯洁的爱情是艰苦劳作的甜味剂，我们农场里有好几十对呢，他们在返城后都结成了夫妻，并生了孩子。
　　 这期间，全国开始盛行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鹿楼公社给杨小屯农场下拨了一个“北京体育学院”的上大学指标，这让知青们眼热得不得了。但数百名知青谁能被“推荐”上去呢？因名额太少，大家没有信心去争。最后由农场领导班子确定了一名在知青中有较高威信的男知青，去当“工农兵学员”，到“北京体育学院”体育系上了大学。对这名男知青的表现，大家还是比较服气的，杨小屯农场总算没有出现“走后门上大学”的情况。
　　 在杨小屯农场的数百名知青中，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平时爱读书、看报，听广播，没事就写诗、写日记，还有写小说的。这几个人好聚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发表各自的独到见解，我就在其中。
　　 马棚里有个养马的男知青，人长得很帅，好读古书，文言文的功底极好，成天一副忧国忧民、怀才不遇的样子。他常说：“我们的大好时光，都浪费到这里了，我们总不能一辈子待在杨小屯农场。国家要发展，早晚需要人才，我们应当回到城里读书学习，当栋梁之才，建设国家。”还有一个爱看报纸新闻的男知青说：“我现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提出质疑，我认为这是条死路，没有发展前途。”
　　 他们的这些见解，非常新鲜独到，又很大胆，跟当时的“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政治口号正相反。这些话一般人是不敢往外说的，但他们就敢。这些观点在当时看来的确不合潮流，但确有先见之明，少数带队干部也赞成他们的观点。
　　 场部领导看我们几个人有点“文才”，便让我们定期出“知青专刊”墙报，用诗歌、散文、漫画和新闻报道来反映知青生活。我爱画画和写作，场部领导就让我做“知青专刊”墙报的编辑。于是，我就让农场那几个平时爱写作，爱读书、看报，听广播，好聚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发表各自“高见”的知青们提供稿件。
　　 每期图文并茂的“知青专刊”一张贴出来，就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功夫不大，墙报跟前就吸引来大批的知青观众。大家认真地阅读、评判墙报里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标题、每一幅漫画。后来高考，我们几个舞文弄墨的“办报人”，都陆陆续续考上了大学。马棚里那个养马的男知青，人很聪明，1978年回城后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十年动乱结束。凡是在农场里生活过的知青，一过了“上山下乡”的新鲜劲，便开始想家，尤其是在农场里生活过二年以上的知青，都怀念过去的城市生活，将当初“扎根农村干革命”的信仰与追求抛之九霄云外。
　　 知青当初豪情万丈、如火如荼的革命激情，伴随着农场严酷又艰辛的农耕生活，一下子熄得干干净净。在“文革”结束，全国大批农村知识青年返城的大潮中，鹤壁市各农村、农场的知青们也开始四处托门路、找关系回城，杨小屯农场也不例外。
　　 1977年初，在鹤壁农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陆续返城，将户口、粮食关系从农村迁入城市。尤其是一些干部子女，凭借父母的关系，“内招”回到城里就业，有的直接进了机关、事业单位，开始领取国家的正式工资。
　　 “回城必须有门路，好工作必须有关系！”这是当初农场知青坚信不移的信条。于是，知青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高级门路的，进城到事业单位或国营大厂当工人；有中等门路的，进城到一般国营小厂当工人；有点小门路的，到杀猪厂、锅厂或什么集体小厂当工人；没有门路的，就老老实实呆在农场当农民。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年间，中央为许多“文革”遭受迫害的老干部平了反，其中包括邓小平。1977年11月份，全国恢复了高考制度，这是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所做的重要工作之一，全国为之沸腾。由于报考的年龄放宽到35岁，又无论婚否与出身，全国城乡的无数知识青年都跃跃欲试。
　　 那些回城无望的知青，听到了恢复高考的广播后，就到处借书，油印资料，一头扎在准备参加高考的复习准备之中，这其中也有我。1977年12月7日和8日，成千上万的农村知识青年丢下锄头，走进了考场。我清楚地记得，走进考场的知青们是那样兴奋，脸上激荡着青春的光彩，他们个个信心百倍，盼望踏进高等学府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