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肩膀，两边不一样高，右肩耸起，左肩比右肩低很多，走起路来，身体变得不均衡起来，仿佛两条腿也不一般长了。
　　 母亲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又嫁给同一个村子的我父亲。村子当年也就是五六十户人家，人口多的时候顶多有二百人吧。地处交通不发达的山区，许多年前，所有的活计基本需要肩膀挑。
　　 家里有六个孩子要养活，还有常年哮喘的婆婆，母亲和父亲肩膀上的担子很重。男劳力最能干的可以挣十分，母亲这样的女劳力，干一天只给六分。散工时，往集体场院挑麦子、玉米或者花生等，一百斤给二分，为了多挣几个工分，每次散工，总是尽力多挑些。夏季麦收，扁担两边的麦捆捆得很高，挑着担子，在前后根本看不到人，只看见一双脚在快速迈着。秋收时，挑玉米，母亲总是把两边的篓子装得满满的，连篓子的提系都挤满了玉米，仅仅勉强可以把担杖勾插进去。
　　 但是那时，劳动力价值极低，一个劳动日十个工分仅仅值八分钱。一年拼死拼活干，到大雪纷纷的寒冬腊月还在整地，父亲和母亲挣的工分，等年底生产队决算下来，还不够我们家领的口粮钱。我家到年底还欠生产队一百多元钱。油盐酱醋，点灯用的煤油，全靠鸡屁股里抠，孩子上学，学杂费靠勤工俭学刨药材来解决，但是书本钱、生活费也没有着落，还有，奶奶喘得严重了，要打吊瓶，也需要钱。
　　 母亲用柔弱的肩膀，帮着父亲支撑着这个家。她在秋季农忙过后，去山里摘酸枣，或者买人家几篓柿子，回到家，烧上热水，把大缸搬到东炕上，用温水揽柿子，给柿子去掉涩味，然后约了伴，一起去赶集卖。臧家庄的集市，要向北翻山越岭，爬坡下塂，挑着一担柿子，几十斤的重量，要挑着一直走。路，都是些羊肠小道，路边的杂草丛生，甚至覆盖了道路，赶上有露水，一路下来，裤子都是湿漉漉的，腿上被荆棘划伤处便红肿发炎。没钱买药，又得整天上山干活，不等着愈合，又一次次被露打湿，就会流脓疼痒。但是，并不能停止母亲和同伴们挑着担子去赶集的脚步。因为一大家子等着她们赶集卖了钱，好买家里急需的物资。
　　 去臧家庄经过范吉旺口子，一路累得唇干舌燥的母亲，和伙伴们奔着赶到范吉旺山底下的黄泥脸，泥崖下有一个泉眼，水很旺，趴在泉眼喝足了水，就有了劲头继续赶路。在臧家庄集市把两大菜篓子的柿子卖掉，可以给家里买点小咸鱼或者割几角钱的肉，回家给老人孩子们改善一下生活。不敢多买的，家里有一千个窟窿等着这些分分毛毛的钱去填补呢。
　　 清早出发，在家里糊弄着啃了点凉地瓜，路上带块玉米饼子或者一块地瓜，留着赶完集好吃，因为回到家早就过了饭顿。尽管入了秋，但秋老虎毒辣着呢，正午的阳光炎炎照着，一路上饥渴交加，再次奔到泉眼那儿灌上一肚子凉水，脚下又有了奔走的力量。
　　 有一次，头天晚上下了大雨，已经揽好的柿子不能等，再放几天就会酸掉。因为柿子是赊来的，还等着卖了钱还给人家本钱呢，更有孩子们的书本钱还没有出处。于是，六七个妇女还有典成二伯出发了。山路泥泞不堪，他们一步一滑，到了去臧家庄必经之路的大河边。
　　 河岸边堆集着一群来赶集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都被浩荡汹涌的大河给镇住了。怎么办？已经走了十几里山路，好容易到了大栾家的大河边，担回去，累且不说，本钱也就飞了。望着十几米宽波涛汹涌的大河，典成二伯咬着牙，说：“过吧。”他先下水，一个肩膀挑着一担，河水不时没过大腿，他扶稳两只肩膀上的担子，踉踉跄跄过了河。放下担子，又回来一一接应村子一起来的妇女，帮着她们把一担担柿子挑过了河。河南岸的泊地人都十分惊讶，啧啧称奇：“山场人真是猛，要钱不要命。”
　　 那一天，母亲她们身上的衣服，一直滴滴答答地淌着水，直到卖完柿子，还是湿漉漉的。
　　 有一次，去赶高疃集，走时天就阴沉着脸，到了半路的哨子村，开始下起了毛毛雨，挑着六七十斤重的担子，大家顾不得累，健步如飞，疾奔往到下一个村子，等挑着担子到了董家沟村口，大雨如瓢泼一般，大家急忙寻得一座没有装上门窗的空空筒的房子避雨。雨越下越大，实在无法挑着担子去赶集。大雨一直下到了中午，等雨停了，集市也该散了，没有法子去赶集了，大家只好挑上担子，去中桥周围的村里沿街吆喝着卖。村子里有的人家没有钱，可以拿着东西换，一颗鸡蛋换两只柿子，或者换一碗山枣，一直等到担子两边的篓子空了，才往回返。沿村叫卖，多走了很多路，返回时饥饿交加，等到了哨子村外山上的泉眼，大家再次喝足了水，才有力气拖着步子往家回。
　　 赶集，不管到臧家庄还是去高疃，都是二三十里的山路，翻山越岭，还得挑着担子走，有时候饿了，就吃只柿子。后来，母亲看见柿子深恶痛绝，不管是软软的柿子红，还是不涩的硬柿子，抑或甜甜的柿子饼，她都不沾着。可见当年卖柿子的日子在她心中留下了多少辛酸。
　　 母亲还被生产队安排挑过大粪，和村里另一个中年妇女一起，到各个家挖出大粪，挑到果园队的大粪池。大粪池在果园队场院上面的山坡的一块苹果地里，母亲担着两只大桶，装满了人粪尿，一步步上坡，经过果园队的场院，再继续挑着爬坡，一路需要用手托着肩膀前的担子，防止粪桶底部碰到渐渐高起来的山路，把粪水扬了。当然更怕摔碎了桶，那时还没有胶皮桶，粪桶都是泥土烧制的罐子，陡起的山路，更要小心翼翼，不要让罐子碰到羊肠小路边的地堡堰石头上。一担，连同两只沉甸甸的泥罐子，也不止六七十斤，恶臭味一直在身边萦绕。上坡担着，担杖前高后低，必须得手劲帮助担子平衡，肩膀也分外累。挑得时间长了，右肩膀老是耸起，抗击着重压，吃不消，需要换肩膀，母亲便把担子从脖子后换到左肩。左肩大概练得少了，不太会担，于是，不久，沉重的担子又回到了右肩上。
　　 但是庄稼人都是吃苦耐劳的命，每天，母亲清早上起来还要上菜园，去浇菜，去时挑上一担院坑里的浑水，回来时把两只空桶挂到一面，另一面的菜篓子里装满了各种蔬菜。后面的两只桶变轻了，前边的菜篓子很沉，母亲就得尽力往担杖前面靠，一只手托着肩前的担杖走。秋季下来地瓜，分了挑回家。不管分多少，九口家的地瓜几乎是母亲一担担挑回来的。因为父亲在生产队分地瓜时掌称，分到我家的，他只能把自己担的大筐装满，等着分完所有的，才可以往家挑，其余的都得母亲挑回家的。因孩子们都读书，在学校住宿。白天在集体刨地瓜，夜晚分，母亲累了一天，黑灯瞎火的，还得从很远的山里一趟趟往家挑地瓜，该有多辛苦。半夜挑完了，还要把被三齿镢伤了的地瓜捡出来切片，天不亮再挑着湿地瓜干去山里找石硼晾晒。
　　 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母亲和父亲更是用肩膀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把粪土挑到地里，把粮食搬运回家。干旱时，还得挑水浇灌。终于，把一个个孩子养大，送出山村，让孩子可以望到更远一些的世界。但是，母亲却付出了青春的岁月，付出了无数的汗水，付出了健康的身体。长期的过度劳累，身高只有一米五三四的母亲，尾椎韧带严重脱落，而今她的腰身早日不再挺拔，身形变得佝偻，肩膀也一高一低，走起路来，其背影已经失衡。
　　 在土里刨食的贫困日子，母亲用柔弱的肩膀，挑起来了孩子们未来的整个世界。母亲曾说，人啊，是最抗磨的，别的东西都能磨坏了，就人是磨不坏的。我想，人也会磨坏，所谓的不坏，是母亲那颗为儿为女操劳的心，是母亲对儿女无尽的爱啊。不管岁月如何变迁，日子多么艰难，这，永远是磨不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