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岸·忘】秦腔(散文)
一、收音机
在那年代,收音机可是稀欠的物件,谁家有一台收音机,那可就是为儿子找媳妇最显眼的招牌了。
我家的那台,是二叔当兵复员时带回来的。牙黄色的外壳,赫然写着毛体的“红旗”二字(“毛体”是我后来知道的)。端在手里很有分量,外又套一牛皮盒子,那牛皮都被磨损了、磨平了。这收音机可不是我所能轻易触碰的。一次我偷偷地拿了吱吱哇哇地旋转调频,就被爷爷当场呵斥了一顿,吓得我心跳手软,差点儿掉到了地上。每晚的七点四十分,便是播放秦腔戏的黄金时段。记得爷爷总是在暮色四合,家家炊烟袅袅的时候,捧着收音机满院子里寻找最佳的接收效果。于是,这收音机有时放在被炕烟熏得焦黑的窗台上,有时放在杏树下的蜂箱上,但爷爷都是寸步不离地守护着,有时干脆就那么一动不动地抱在怀里。他也总是将声音调得老高老高,陶醉着,享受着,哼唱着,炫耀着……那时候,我们谁也不敢大声地吵闹或是疯跑,直到秦腔戏播放完了,我们才各干各的。爷爷便过足了瘾一般地拉我讲戏,我有时爱听,有时就烦。但我爱听三国的戏,尤其爱听赵子龙怀抱了阿斗大战长坂坡的戏。爷爷睡的炕的炕墙上,就贴着一副五虎上将的连环画。我爱那猎猎的帅旗,爱那健壮的战马,更爱那能征善战、忠义有加的五虎将军。那时候,除了学校发的课本以外,哪怕连一张多余的字纸都找不到,更别说印刷精美的连环画了。
在那个物质非常贫乏的年月,农民仅有的那些演义了的戏说了的历史知识,主要地来源于秦腔戏,但也就是这些仅有的演义了的戏说了的历史知识,一再地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而也正是这些历史知识,成为了他们心中褒贬人物、取舍是非的恒久的唯一的标准,成为了他们享用一生并用来教育后辈儿孙的唯一教科书。
二、村剧团
从正月初四开始,会长们(一年里负责敬神的一应事项的人家,每年轮流)就开始搭台子了,而且当晚就要演出的。后来村里干脆集资盖了一栋舞台,那舞台就成了村里最高大最气派的建筑,也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去处。有了现成的舞台,会长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布置舞台了。他们照例要请村里唯一的书法家、村小学民办老师陈老师写对联。于是,舞台前台的横梁上,照例是要挂着牙旗形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八个大字的。有了陈老师的这八个大字,舞台就顿显生气。一到下午,舞台上便烟熏火燎,这是为戏子们取暖而生的火盆,就是在一面废弃的铁盆里装上草木灰,捣弄瓷实了,上面架干劈柴和煤炭。乐器班的乐手们各调试各的乐器,几声唢喇,几声二胡,就惹得孩子们早早地满爬了一台口。戏子们在后台,开始试衣、化妆,做最后的排练,哪怕一句唱词,一个动作。我想那时上演的戏,水平肯定不是很高。首先,教戏的师傅就没受过正规的训练。其次,有些戏要唱全本,需要的演员数量多,有些角色就完全是临时凑合的。但我至今惊服的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们竟也真的能唱全本的戏,要知道,大多数的演员可是双手画不了一个“八”字的,而且有些戏是边排练边演出的。
那时候,村里有那么多的人爱戏、学戏、唱戏。有的人甚至只为了能在台上亮亮相或是吼叫那么一两嗓子就已很足够了。而唱得好的,人们称之为“大班长”,这些大班长,不仅在本村唱,还去外村唱。一听说哪里来了更大的班长,就自带干粮,不论远近地去切磋,去学习。于是,大班长在村里人的心中是很有地位的。有些戏迷为了大班长能专心地演戏,就自愿跑去给他们家里做杂活,自己家的活计倒是懒得干的,真正的家懒外勤。这绝不亚于我们今天的明星崇拜。有时候,一家子就出几个大班长,甚至是一家子包唱一台戏,那可真算得上是村里的美谈。往往台下是父子,台上是兄弟,台下是公公媳妇,台上便是两口子。这样的角色转换,是只有在舞台上才被人们欣然接受而叫好的。但确也有很出洋相的时候,有的演员,唱到半中间忘了台词而急得团团转而被台下的观众哄笑了的也有;坐在那里只唱不动而又既臭又长被调皮的孩子拿了弹弓打歪了鼻子的也有;有台上相互配合不当先是挤眉弄眼实在点拨不通继而破口大骂甚至大打出手的也有。
台上有台上的热闹,台下自有台下的热闹。正儿八经看戏的有,找着看戏的由头撒欢儿的也有。孩子们自然是不往台上瞧一眼的,年轻人则将戏场变成了情场,往往一场戏下来,就有许多谁家的后人跟谁家的女子怎么怎么的传言。的确,演戏的几天里,戏场周围的田地里,或是麦场的草垛子背后,总能碰到黑乎乎的说着情话,你掐我逗成双成对的身影,拾粪的老头就经常能捡到他们丢下的卫生纸。那时候,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男女约会的主要手段便是口哨。于是,那时的年轻人,个个打得一口好口哨。一到晚上,开戏之前,村里就到处响起尖利的口哨,有的是有的放矢,有的是无的乱放矢,夹在里面凑热闹。而那口哨也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秘密,是千万不能搞错的。
老汉们是一吃过早饭就往戏场里去扎堆儿的。戏还没开,可并不耽误他们手中的活计。那年月时兴捻麻线,捻麻线,是先将胡麻秆在碾盘上用棒槌捶打成一团糟的乱麻,再将乱麻叉在一根“丫”字形的杈杆上,一边一点一点地扯乱麻,一边不停地拨转用猪骨头等为轴的转子。把式大的,捻得既快又好,捻的麻线粗细均匀,松紧适中,不会捻得,麻线总是起疙瘩,一捻一断。捻好的麻线,可用来拧成粗绳,或可用来织成装粮食的口袋。于是,老汉们穿着宽大的棉袄,一字儿地排开在暖烘烘的墙根下,一边儿捻线,一边儿说戏谈戏子,戏里戏外,议古论今。
戏要从正月初四一直唱到正月十五。十五那天下午,各家各户都为戏子们准备了砂锅,有的是一家做一锅,也有几家合做一锅的。实在做不了砂锅的,也要拿些过年的好吃的,哪怕几个油饼也行。戏场东头就支起了用学校的课桌拼成的大桌案,上面摆放着热气腾腾滋滋作响的砂锅子,等到戏毕,女人们就围着演员们团团转,专请自己喜欢的演员品尝自己的手艺,这又完全不亚于我们今天的明星签名仪式。
现在,村里的那座舞台已破败不堪了,成了附近人家堆放柴草的地方,平时就只有闲狗懒猫们出出进进。村里也有好多年没有唱过大戏了,那些一点一点购置起来的绣龙画凤的戏装和舞台道具也不知去了何处。曾经为唱戏而痴迷而苦练而受到村人追捧的戏子,也已没有了任何光彩而无异于任何一个早出晚归的庄稼人了。而敬神的事却依旧,但改作牛皮灯影戏了,那也只是到了敬神的日子,才叮叮咣咣地唱那么几天就又悄没声息地结束了,似乎谁也没有闲暇去观看,谁也没有留恋这戏要多唱几天,多热闹几天,就连爱热闹的孩子们也不去捧场了。而据现在的情形看,灯影戏恐怕也将在不久就要成为陈迹了,就像村剧团一样。最近两年,有人建议将灯影戏改作放电影,既敬了神,也有人观看,但有人反对说神会不习惯现代这东西的,达不到敬神的效果。而电影也确曾热闹过一阵子,但到现在,是连电影也冷清了。将来,人们拿什么来敬神,拿什么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不得而知。
三、《华亭相会》
村里人把办结婚这样的大喜事叫做“过事情”。而不论谁家过结婚这样的大事情,总是要播放《华亭相会》的。
村里人也总是将结婚的大事情选在十冬腊月这样的农闲时节。杀猪、压粉条、做豆腐、蒸馒头……一场事情总要足足准备十天半月的时间。
事情的一天,主要是款待自家人。包括亲族本眷及近邻好友。坐完席,这些人首先要推选出一名总管来,这个总管人选,须是德高望重,办事干练,能统揽全局之人。再由总管安排第二天正式事情当中各人应负的一应职责。不论是负责迎来送往这样需能说会道、熟知礼仪、得体大方的陪客——这些人代表着一个村的形象,代表着一个村在方圆十里八乡的文明程度——也不论是挑水劈柴打杂零使派的,都是因个人的实际情况而定,一旦领了任务,就必须尽职尽责,把事情过得红红火火,漂漂亮亮。然后用大红纸将各人所操持的详细事务出一张执事单贴在墙上,以供总管随时调拨,也供大家随时监督。
第二天,才是真正的“过事情”。迎亲的队伍天不亮就出发了。在我们山区,那时迎亲的主要工具是牲口,尤以马为好。新媳妇骑的马,要挑村里最俊的马,头挂红绸结的大红花,脖系拳头大的一圈响铃铛,马鞍是精雕细刻之物,是只有迎亲时才用的,用时又垫上一床红绸大棉被。迎亲的队伍一回来,就开始大放鞭炮,架在墙头上房脊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的便是《华亭相会》。“前面走的高文举,后面紧随张梅英。”送亲的娘家人是那天的上上客,要将酒席安排在上房的大热炕上。娘家人一开席,村里的人也开始开席,能坐上的就坐,坐不上的就在门外候着,等待下一席。于是,上房里,香烟缭绕,人出人进;洞房里,红烛高照,新人如玉。新糊的纸窗上,贴着村里最手灵的女人剪出的各种形状的“囍”字和吉祥的图案;院子里,搭起了大帆布棚,棚内安插着十桌八桌的席面,红筷子、白豆腐、肉丸子、粉条子、热乎乎、气腾腾,各个席口都恭恭敬敬地站着一个供席的,热情周到,笑脸相迎。这一桌女人们咯咯欢笑,那一桌男人们捋袖划拳。席间的空地上,端馍的、送茶递水的、跑腿的,如鱼般脚不点地地穿来穿去。大门外不知又来了哪路高朋贵友,一阵鞭炮,引得众人齐刷刷地往门口望。小伙们精精神神,个个赛新郎,姑娘们打扮得花儿一样,个个情窦初开,待字闺中。阿公也好,叔公也罢,统统地用油彩涂了个五花脸,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被大家前呼后拥,推搡着给这席那席的看烟敬酒出洋相。惹得大伙笑不拢嘴。
晚上的闹洞房就更热闹了。但那是年轻人的事,我们小孩子挤不进去的,即使挤进去了,也会被挤扁的。闹洞房的花样可多了,什么“吃过桥烟”呀,什么“凤凰叼柴”呀,什么“跪搓板”呀等等。据说,闹洞房闹得越凶越好,这样才能夫妻和睦,早生贵子,大吉大利的。于是,有挤烂了娘家陪嫁来得衣柜的,有压坏了缝纫机的,更有踏塌了人家鸳鸯炕的。但不论怎样,都不为过。
夜幕下,在每一户人家的泥瓦房的上空,在每一块人们终年劳动的田地里,在每一道被山风吹得光秃秃的山梁上,在冰冻的河川里,到处都回荡着拌和了时断时续有意无意胡乱飘飞的雪花的《华亭相会》的旋律。
现在“过事情”,都是新事新办。要么是在镇上的馆子里包几桌席,小范围、小规模地过一过。要么更简单,美名其曰“旅游结婚”,等旅游回来,就已是儿女双全了。所以,近年来再也没有过过那么大场面的事情了,我也再没有听到过《华亭相会》了。
四、再看《华亭相会》
一日于朋友家中闲坐,朋友问我看不看秦腔光碟,我问可有《华亭相会》,他说有。我就一下子来了要一看《华亭相会》的冲动。
此前,我不知看过听过多少遍的《华亭相会》,可能听懂的就那么一两句。我之所以在众多的秦腔戏中独爱这《华亭相会》,现在想来,只因它与结婚有关,与“过事情“有关,与全村人的大欢乐、大热闹有关。我曾无数次地想象自己将来也一定要过一个那样大欢乐、大热闹的事情的,但这梦想恐怕是要实现不了了。
看完该剧,我总算是对剧情有了一个较为详尽的了解。这多么像第一次终于看清了一直蒙在神秘面纱后面的姑娘的脸。但却发现该戏颇有可笑之处,试举例说明之:
当张梅英历尽艰险而终于于温府与已是开口闭口以“本老爷”自称的高文举相会后,她历数了自己一路的艰辛,尤其是被苏龙苏虎兄弟强逼成亲时,高文举的第一反应便是不顾张的死活而将全部的担心都集中在了其贞操问题上,“那你从了没有?”对此一问,也许张是始料未及的,因为不管你多贞操,但当有人当面提出疑问的时候,疑问即表怀疑,你是多少也有些有理说不清的慌乱的。但张到底是知书达理的闺秀,她对高的疑问并未直接置以是否,“我自幼熟读《烈女传》”,即是说,我读过《烈女传》,那我一定就是烈女了;我读过《烈女传》,那么不论外部强加于我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环境多么的险恶,我都会以死相守的。而从后面的对话及情节来看,高也再没有对张的贞操问题表示怀疑过。可见,与其说高相信了张,还不如说高更相信了《烈女传》。可见,《烈女传》在当时的社会功效,它约束女人贞操的保险程度,是足以让每个男人高枕无忧的。它是比任何一部法典都更厉害的东西,法束人不束心,而《烈女传》束人也束心。
《华亭相会》一直都很有舞台,而高文举更是读书人一直梦寐以求的一个成功典型。他是一介书生,自幼父母双亡,在舅家长大成人。他一面寒窗苦读,一面又有与他青梅竹马的张梅英这个生活中的“恩姐”,学问上的恩师型的佳人相伴,可谓才子佳人,此乃人生第一大快事。后上京赴考,高中皇榜,此乃人生第二大快事。接着,温相千金相中了他,就又掉进了温府这个温柔富贵乡,做起了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乘龙快婿。戏中说他是被逼无奈,可也并未见他愁眉不展,说什么哎呀呀我郁闷呀,此乃人生第三大快事。至此,人生何求?足矣!高文举这个宝贝疙瘩,真是占尽了天下便宜,享尽了人间滋润。但至此还不够,他又给你来了一个不忘旧日恩情,要伸张正义,将温相父女告到包拯府,而与张梅英这个老情人重归于好的大团圆结局。由此而赢得了世人的交口相赞,成就了一段千古流传的美谈。相比那个狼心狗肺丧命于铡刀口下而为人永世所唾骂的反面典型陈世美,可谓名利双丰收,你看他多高明!
好在今天的读书人连就业都成问题了,哪里还会做高文举式的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