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从邻县嫁过来的。两县之间，只隔着一条山脉。我们家在山这边，母亲的娘家在山那边。每次回娘家，母亲便要翻十几里山路。
　　 母亲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嫁过来的。据母亲说，当年与她一同嫁过来的，还有她们村子的另外几位姐妹。她们当年选择嫁过这边的同一原因，是因为那时是“大食堂”，那边的地多，人辛苦；这边的地少，人轻闲。随着后来食堂解散，她们就渐渐发觉，那边的日子过得丰足，这边的日子过得清苦。
　　 我们家兄弟多，母亲养育我们时，日子一直过得很艰难，没少接受过她娘家的接济。母亲的娘家有两个兄弟，但只有爹，没有娘。打我记事时起，就没见过外祖母的。想是在我生下来之前，外祖母就已经走了。但从来没人跟我提起。在我孩时的印象里，从来就没有外祖母这个概念。外祖父一直单身。
　　 外祖父个子高，一米七几的个儿，在那个年代，也算得上够高大的了。但外祖父成份不好，是地主。为这事，母亲总觉得矮人一等。乃至于有时候我们在外面与人家孩子斗嘴，被那“不懂事”的孩子骂一声“地主崽子”时，母亲就很生气地对我们说：“以后再有人骂你们‘地主崽子’，你们就说你们是朋志的孩子。”朋志，父亲的名字。父亲的成份是贫农。
　　 两县邻近，邻县的事，便常常会传到我们这边。据说，外祖父人缘好，很少遭受过批斗。但有时候运动来了，便也要配合游行的队伍“游街示众”。有时候，当游行的队伍经过我们村子时，就看到外祖父戴着纸糊的高帽，夹在游行的队伍里。母亲见了，便远远地躲开，或钻进屋子里，久久不愿出来。有时候一个人在屋子里嘀咕：“一辈子积积攒攒的，却攒下个地主。”
　　 据母亲说，外祖父一直很俭省，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所以才积攒下那份家业。但对于这些，外祖父从来不愿提起。就像偶尔有人提起他当年因赌博把整个家业输掉了近一半时，他也只跟他的儿女们说一句：“若不是当年把那些家业输了，我现在就成了更大的地主。”
　　 听起来，他似乎没有任何遗憾，倒有些“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感慨。他的克勤和克俭，似乎也只是一种惯性。他从来不觉得亏了自己。他的这种近乎刻板的生活方式，深深地刻在我孩时的印象里。
　　 在我孩时的印象里，外祖父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儿女们都已成家，外祖母也已不在。他一个人单过着，一个人养活自己，也不用操心谁。在那个挣工分的年代，他一个一等一的壮劳力，一年挣下的工分，扣除了口粮款以后，每年都有百数块的结余。这跟当时一些拖儿带女的人家比起来，也足见丰盈了。日子自然过得比别人宽松。但他却一直紧紧巴巴地过。年终结算后的进账，有时候队上拿不出现金，便让那欠账的人家抵着，有时候队上杀了年猪，便多分些肉给他。分得的肉，他便都熏了腊肉。而熏制的腊肉，他也只等到家中来了客人时才舍得吃，平常时是不舍得吃的。所以往往会吃到来年以后。
　　 小时候，每当母亲回娘家，我便总乐意跟了去。因为到了那里，我就能吃上外祖父的隔年腊肉，还有油煎豆腐和丸子。哪怕是盛夏的五、六月，哪怕是初秋的七、八月，都能吃上。尽管有时候贮存得太久，那年味渐渐地变了味，但那都是我在家时吃不上的。我们家兄妹多，过年时熏的腊肉，往往吃到过完年也就没了。最迟，也就留着开了秧元。但外祖父家，是常有的。
　　 我们家全是孩子，就父母两个壮劳力，人多劳少，那些年，分得的粮食总是不够吃。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父亲便挑担箩筐，去外祖父家。而外祖父家总有盈余，每次父亲去，都能从那里挑回一担稻子。就这样，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饥荒。
　　 最让我难忘的，是每年春节时，跟着父亲、母亲去外祖父家拜年。外祖父见了我们，便总会打开一个旧布包，然后从旧布包里，给我们每人掏出两毛钱来。这或许就是今天说的“压岁钱”、或者“利是”“红包”啥的。但那时是绝少有人家拿得出钱的。两毛钱不多，但在那时，也能买上二十颗糖果、或十盒火柴。我接了那钱，便总是很小心地折叠好，然后揣在兜里，一年半载的舍不得用，既不买吃的，也不买玩的。我那时已经上学，直到看上了心爱的连环画，我才掏了钱买下来。那时候的一本连环画，几分几毛钱就能买下。母亲说，我这一点很像外祖父，几毛钱都能用上大半年的。
　　 母亲说，其实外祖父有钱，他一个人挣工分，一个人吃，挣来的工分扣除他一个人口粮款，每年都会有结余。但他每年从队上分得的进账，他从来舍不得拿来用。真不知道他想把那些钱攒下来做什么。现在又不兴买卖田地了，难道他还想再攒下钱买些田地不成。谁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也没有人去向他打听。旁人不便打听，儿女们也不便打听。谁要是去打听，还不以为是盯上了他的钱呢。他依然那样不声不响地过日子，风不惊浪不起的。似乎什么都不曾想过，又似乎什么都想得很清楚。
　　 忽然有一天，他被市医院检查出患有癌症。医生对他说，他需要去省医院做个切除手术，市医院没有那设备。但他听了却摇摇头，坚决不愿去。儿女们一再劝他，他却说，他都活了这么大岁数了，人终究有一天是要去的，就没必要去花那个冤枉钱了，更何况，谁都说那病治不了的。
　　 儿女们听了，便只得陪着他痛心一回。而他，却仍像平常一样，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没有过份的焦虑，也没有过份的惋惜。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熬了一年多，终于熬不住了。临终的那一天，他把儿女们叫到床前，然后抖抖索索的……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来。他把布包递到儿女们跟前，对儿女们说：“这里是两百块钱，这是我这些年做工分挣下的……这些钱帮不了你们什么，你们就用这些钱……把我的后事办了吧。”儿女们听了，忽然就号啕大哭起来。
　　 村里来围观的人们，也跟着纷纷落下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