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年】父亲(散文)
2015年2月1日。上午9时,我在厂里上班,突然接到大哥的电话,说父亲要走了。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一刹那还是有点慌。十分钟赶回老宅,路途似乎很遥远。
父亲脸色灰白,神情俱无,已是弥留状态。我冲过去握住他的手,还有温度,却没了分量。我心里发闷,感觉没有流泪,眼镜片子却蒙上了一层热雾。大姐喊:“小弟回来了,小弟回来了,爸爸醒醒,爸爸醒醒……”
父亲没有反应,大家的心里一片冰凉。突然,父亲眉睫动了,仿佛被大家的哭喊声惊醒,眼皮颤动,嘴巴张开,没睁开眼,却流出了泪水。我赶紧抖动父亲的手,大声地呼唤:“爸爸,爸爸……”
父亲不再有反应,我终究没能把他拉回来。二姐拿来了两只金色的纸元宝,让我赶紧塞在父亲的手里,并紧紧握住,直到手掌冰冷,不再落下。
母亲早已小中风,平时有些糊涂,那天却很清醒。三姐说母亲大清早便抓着父亲的手不放开,一边流泪,一边喊着父亲的名字:“品泉、品泉……”
三个姐姐七手八脚帮父亲擦洗身子,我和大哥、二哥一起帮父亲换衣服。父亲最后穿一套中山装,胸前插一支钢笔,下面的口袋里一边装两包“南京”香烟,另一边装了五百元钱。
牵着我的手,一路陪伴我长大的父亲,终于要被挂在墙上了。大哥在无锡舜柯山选定了父亲的墓地。骨灰安放时,二哥默默地点了一支烟,吸了两口,然后插在香灰里。我悄悄地把父亲戴了一辈子的手表放了进去。
一年后,母亲也离开了我们。母亲去得很安详,跟了父亲一辈子,追他而去了。
父亲1928年11月11日出生,2015年2月1日离世,终年88岁。
父亲16岁那年,爷爷被日本鬼子抓去,关在青阳小学。由于交不起赎金,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家里失去了顶梁柱,苦难的生活从此开始。父亲和奶奶辛辛苦苦拉扯大了他的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所幸小时候读过中学,刚解放就入了党,做了农会干部,生活才有所好转。1952年在老家的祠堂里了创办了群胜小学,不久被派往前洲中心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后来又去石塘湾中心小学做校长。在教学相长中,父亲结识了同为老师的母亲,一起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们六个,实在不容易呀。
十年动乱期间,农民出身的父亲,在玉祁中心小学做校长。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只要能跟上形势,是可以免遭冲击的。但他同情被揪斗的老干部,领着一群红卫兵和后勤处的工友,戴着红袖套,冒充工宣队,高呼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把胸口挂着“走资派”的牌子,戴着纸糊的尖尖的高帽子被揪斗的老友,洛社师范的老校长吕茂康带离了游行队伍,窝藏在洛师的食堂里。于是犯了错误,受了处分,被贬做了校工。
父亲本来就是农民,种菜自然是一把好手。校园的角角落落里,都被他种上了各色各样的蔬菜。食堂后面用砖砌了个棚子,喂养了几头大肥猪,年底时用来改善伙食,老师们纷纷竖起大拇指夸老周有本事。
后来,父亲被落实政策,调往洛师担任总务处长和校办厂厂长。“文革”结束后,又先后担任无锡县文教局计财股长、苏州地区教育局综合科长、雪浪文教工场场长等职。1982年前洲中学移地重建,父亲便主动申请回到家乡,专门负责前洲中学的基建后勤工作,直至退休。
父亲一生清贫,除了抽烟,几乎没有任何爱好。年轻时一边种地、一边教书,都是一把好手。兄弟姐妹中我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感情自然也深。退休后父亲学会了买菜、烧饭,照顾多病的母亲和幼小的孙辈,身体一直比较健康。八十岁后,有次便血,被诊断为前列腺癌。由于体质较好,医生说可以采取保守疗法,不用开刀。几年中用了许多昂贵的进口特效药,确实较好地控制住了病情。父母亲退休工资比较高,公费医疗保障也很好,平时有积蓄,子女生活条件都不差,因而父亲的晚年生活,算得上无忧无虑。
父亲胆子很小。七十岁以后第一次打吊针,吓得脸色发白。八十岁后患癌症,兄弟姐妹们不敢和他讲。病历都叫医生改过,检验报告明显也都藏起来,配的专用药,瓶子统统换掉。老先生戴着老花眼镜,一直在探究各种蛛丝马迹,经常要打听自己的病情。医生不承认,大家说没事,他也便觉得没有大的问题。父亲只是胆小,并不愚笨,应该有数,但其实内心里自己也不想承认。年龄越大,对未来越感觉恐惧,父亲最后一年的求生意识,越来越强烈,时常让我惊恐不安和束手无策。
父亲要走了。他自己不想走,大家也不舍得他走。尤其是母亲,吵吵闹闹一辈子,恩恩爱爱一辈子,没人能代替父亲在母亲心里的位置。父亲如果走了,母亲也留不长。
父亲要走了。晚年的父亲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味道,彻底回归了农民的思维和本质。他在用了大半生的通讯录后面亲笔写下了遗嘱:
树家风:团结友爱,互相帮助。
分遗产:1、存款由子女六人平均分配。2、房产按惯例由兄弟三人共有。3、家具杂物等由长子忆群负责处理。
父亲尽管很不舍,舍不下一生的亲情,舍不得并不可观的财富,但终究还是明事理的,怕因为遗产惹纠纷。父亲多虑了,他用一生的时间,早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长兄如父,父爱如山。
生离死别,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也正因如此,人生才更可贵,更值得去珍惜。愿在天堂的父亲随心所欲,一切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