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官场中的急流勇退表现了他的精明。他上疏告病请求退休，李鸿章听说后写信告诉老师：“奏章的语气不可太坚决，这样除了让人觉得痕迹太重没别的用处，而且未必马上就能退休，即使退休一二年，其他地方若发生战争，仍然免不了被皇上征召，到那时就更加进退两难了。”曾国藩觉得他学生的这些话都切中事理，这使他陷入思考之中。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决计今后不再做官，也不打算回老家享清福，只求在军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高位，不享大名，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大祸大谤。如果遇上小小的凶咎，我也只将听之任之。”
　　 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他还陈述了不能逃避的看法：“我们兄弟蒙受国家厚恩，享有赫赫大名，终究不能退藏避事，也只好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将祸福毁誉置之度外，坦坦荡荡，行法俟命而已。”曾国藩只求能将自己闲置起来，不进不退，不露不退，这样既可以消除心腹们的后顾之忧，也可以避免其他同僚的闲言碎语；既不至于让皇上为难，也不至于让自己处于被动之中，既可以保持自己晚节和清誉，又可增加自己的体恤皇上的名声。真是一箭数雕。
　　 身在官场，时时都会遭遇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当挑战来自朝廷时，常给人以泰山压顶之感。曾国藩、李鸿章师徒二人，却每次都凭着自己的绝顶精明，化险为夷，变不利为有利。
　　 无心问鼎
　　 湘军初创时，原系保卫地方性质，并无出境作战的计划。后因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清廷不得已命曾国藩率军援鄂，可是曾国藩以准备未妥，迟迟不出兵，清廷多少有一点不满意。及湘军克复武汉，便有人向咸丰进言，去了洪秀全，来了曾国藩。因此清廷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时，曾国藩的辞呈尚未寄出，而清廷便已收回成命，另易他人。这不但使曾国藩难堪，且使湘军将领无不愤慨，这也正是湘军想造反的根本原因。
　　 咸丰帝曾留下遗言说，克复金陵者王。事实上，曾国藩攻克金陵以后，却仅仅给了一个一等侯。曾国藩幼女曾纪芬曾言，家乡人一听到这个奖赏，都说侯爵太细即太小之意，不满之辞，已露言表。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太平军失败后，有许多御用官吏乘机制造事端，想把湘军将领一网打尽。于是编修蔡寿棋奏劾曾国藩、曾国荃破坏纪纲；监察御史朱镇奏劾湘军纪律废弛，并列举湘军将领罪状。其他如胜保、穆彰阿之流，更是散布谣言。清廷又下诏，要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便引发了湘军的造反之声。
　　 湘军营内不满声四起，有的甚至提议拥曾国藩造反。曾国藩为稳定军心召集众将，命巡弁取纸笔，巡弁进以簿书纸，曾国藩命换大红笺，随后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不知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分为上下两联：
　　 倚天照海花无数
　　 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读联语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凛然，最后则是惶然。而在他身后观读联语的众将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最后，曾国荃用黯然的声调宣布：“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千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曾国藩明知众将的来意，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彼此之间，都不点破。
　　 曾国荃和湘军攻灭太平天国，为清朝立下了盖世大功，以当时湘军战功，拥立曾国藩是用不着费气力的；而曾国藩以十四字联语，把他们的打算消弭于无形之中。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当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欲以盛筵相贺，但曾国藩不许，只准各贺一联。于是李元度第一个撰成：“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元度。在《曾国藩日记》中也有多处戒免李元度审慎的记载。曾国藩死后，李曾哭之赋诗一首，其中有“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句，潜台词仍是这件事。李联被斥，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符曾意。曾国藩寿诞，胡林翼送曾国藩一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曾国藩最初对胡联大为赞赏，但胡告别时，又遗一小条在桌儿上，赫然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见了，将纸条悄悄地撕个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说：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左宗棠把这一联派专差送给胡林翼，代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后，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改，加封转给了曾国藩。曾国藩看后，把下联的“似”字用笔改为“未”字，又原封退还胡。胡见到曾的修改，乃在笺末大批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曾国藩改了左宗棠下联的一个字，其含意就完全变了，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所以胡林翼有“我何词费”之叹。
　　 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东下。在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但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当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达开也曾提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
　　 曾国藩不想当皇帝，避免了中国历史上又一场恶争。况且以曾国藩当时的实力，确也没有全胜的把握，权衡利弊，为保住自己苦苦经营几十年的名声，为保全他那把历经沙场的老骨头，不得以委曲求全，明哲保身，也不失为上策。
　　 天津教案：为侵略者辩护
　　 如果说攻克天京是曾国藩一生事业的高峰，那么，天津教案处理的失败，则是他声望跌落的起点。在这一事件中，曾国藩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名毁津门
　　 1869年3月9日，曾国藩接任直隶总督。直隶地处京畿，长期以来，由于吏治败坏，军备废弛，加上永定、滹沱河长年失修，常常泛滥成灾，百姓怨声载道。曾国藩上任伊始，企图复兴大清帝国，首要的是整顿吏治。他先后两次“查明属员优劣，开单具奏，分别嘉勉降革”。与此同时，曾国藩抓紧清理讼狱，亲自拟定《直隶清讼事宜十条》，他本人“每日分时，清理案牍”，“遇重大之案，则亲自鞫讯，每月数次，统计专折奏结重案及京控发交之件，前后凡五十余疏”。他向朝廷奏报说，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共注销咸丰初至同治七年旧案11000余起，具结新案78121起，“多年淹滞尘牍，为之拂拭一清”。
　　 随后，曾国藩又开始整治永定河。在永定河之下流与海河相连处--韩家树，节节挑挖，疏通河道，使浑水直达海河。同时在河身壅塞的中段，加以开挖疏通，加深河床。通过几个月的治理，修治永定河工程竣工。正当他准备整治滹沱河时，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发生了，清政府命曾国藩前往办理，从而使他名毁津门。
　　 1870年6月，法国天主教(天津)育婴堂突然死亡婴儿34人，人们怀疑教堂蓄意虐杀中国婴儿，与此同时，天津附近不断发生迷拐幼儿案件。1870年6月19日，乡民查获用迷药拐婴的案犯武兰珍。审讯时，武兰珍承认系受教堂王三主使，并供认先已迷拐一人，得银洋五块。民众大愤。6月21日下午，天津民众聚集在法国教堂与法国领事馆前抗议示威。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中国三口通商次臣崇厚派兵镇压，崇厚没有照办。于是丰大业与下属西蒙手持洋枪闯入通商衙门，朝崇厚开了一枪，并称“百姓在天主堂门外滋事，因何不前往弹压？”两人归途中遇天津知县刘杰，击伤刘杰随从。群众愤怒到了极点，当场殴毙了丰大业和西蒙，随后冲进法国天主教堂和育婴堂，殴毙外国传教士及其侵略者20多人。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俄等国立刻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遣军舰前来进行武力威胁。怯懦无能的清政府在侵略者的恫吓下，派遣崇厚充任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赔礼道歉，同时，命曾国藩以直隶总督身份处理此案。
　　 1870年7月8日，曾国藩抵达天津，刚一下车即将拐犯武兰珍和犯罪教民王三开释。接着，又将天津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三人革职。随后又颠倒黑白，为侵略者的侵略行径涂脂抹粉，公然为侵略者辩护。他说：“天津可杀二十，他国即可杀四十；今日可杀二十，异日即可杀二百，洋人在中华几无容身之地。”“仁慈堂之设……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巨。彼以仁慈之名，而反受残酷之谤，使洋人之愤愤不平也。”
　　 曾国藩自知自己昧着良心说这些讨好洋人的假话，必将遭到人民的反对，但他依旧一意孤行。7月17日法国公使罗淑亚从北京赶到天津，曾国藩急忙接见，以试探洋人的口气。罗蛮横地提出让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和总兵陈国瑞为丰大业抵命。法国海军头目也猖狂地叫嚣：十几天内若无切实办法，定将天津化为焦土。曾国藩不答应“三员论抵”之说，又害怕法国开战，于是急奏清政府，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送交刑部治罪。曾国藩上奏之后，满以为能够搪塞洋人，遂以养病为名，将张、刘二人放回原籍避风。不料总理衙门一日一催，并派大理寺卿成林亲提张、刘二人。曾国藩不知所措，忙将张、刘二人找回，交成林押解刑部。
　　 与此同时，曾国藩大肆搜捕6月21日参加反洋教斗争的爱国群众，逮捕了80余人，但是其中供认不讳的“真凶”只有七八人。曾国藩认为只杀这几个人数目太少，难以使洋人满意，于是，他对被捕群众严刑逼供，一定要凑够20人之数，为丰大业等人抵命。这种做法，不仅为广大群众所切齿，而且遭到同僚的反对，连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和长子曾纪泽都认为做得太过分，去信劝阻。曾国藩不听劝阻，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赔款白银50万两，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发放黑龙江以赎罪。
　　 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杀民谢敌的行径，受到朝野上下的强烈谴责。清廷为了推卸责任，于1870年8月29日中途换马，改派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若说，攻克天京是曾国藩一生事业的高峰，那么，天津教案处理的失败，则是他声望跌落的起点。
　　 天津教案办结之后，对曾国藩的谴责更甚，“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即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曾国藩闻之引为大恨，中经几许周折，财、力兼施，只不过将难堪之处略为掩饰了一下。
　　 这样，曾国藩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后世评价
　　 章炳麟：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清)容闳：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太平军起事后，不久即蔓延数省，曾文正乃于湖南招练团勇，更有数湘人佐之。湘人素勇敢，能耐劳苦，实为良好军人资格，以故文正得练成极有纪律之军队，佐曾之数湘人，后亦著名一时。
　　 (清)吴汝纶：公之谋议，思虑深远。进规中原，议筑长墙以制流寇；策西事，议清甘肃而后出关。筹滇黔，议以蜀湘两省为根本；皆初立一议，数年之后，事之成否，率如其说。而驭夷为著尤。
　　 李立泉：曾国藩除了镇压太平军大节有亏以外，同样做过一些好事，如他热心创办洋务，提倡向西方学习，主张经世致用之学，这些思想和作为都是值得肯定的。
　　 蒋介石：大满清之所以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者，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隆替之征也。彼洪杨石李陈韦之才略，岂不给比拟于曾胡左李之清臣，然而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给变易风俗，挽回颓靡。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
　　 伟大领袖毛主席评价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