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日，阿根廷队战胜克罗地亚队，时隔八年后再次杀入决赛。八年前，即2014年的那场决赛，我的印象有点模糊了，但他们在之前的决赛，也是那届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决赛，我清晰如昨。同样清晰的还有我的朋友阿良。每次看阿根廷队的比赛，阿良那宏亮的大嗓子便会和那首美丽的《意大利之夏》一起，萦绕在我的心头。
　　 世界杯，总是受不了阿良。一个人可以让我把他和世界杯联系在一起，记忆和情感真是很奇怪啊。
　　 认识阿良就在1990年那个夏天，小镇的一个茶馆。几个年轻人围坐在一起，正聊着那些足球的事情，一个高大英俊的方脸小伙走了进来，大家纷纷跟他招呼。他不停地分烟，大嗓子说话，爽朗地大笑。我是来镇上工作不久的医务工作者，他是镇东郊的农民，照理我们之间交集的地方不多，但是我们有相互吸引之处，大约我欣赏他的慷慨豪爽，他欣赏我的文质彬彬，加上有足球这样的共同爱好，便使我们交往起来，成了朋友。
　　
　　 二
　　 从此我和阿良一起看球，看电影，喝酒，闲玩。遇见街头乞丐，他必慷慨布施，看见街头赌摊，他也会流连忘返。我一面惊叹于他喝酒如喝水、视钱财如粪土的豪迈，一面也隐隐地为他担忧。
　　 其时彩色电视机尚未普及，而足球比赛几乎都在半夜，要找到一个理想的有彩电的看球场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阿良人头熟，有办法，我们一起成功地看了几场比赛，快乐的场景依稀如在目前。我和阿良都是马拉多纳的球迷，阿根廷队的比赛几乎每场必看。看到尽兴处，阿良手舞足蹈，大呼小叫，十分兴奋。特别是半决赛战胜巴西队那一役，当“风之子”卡尼吉亚受马拉多纳妙传打入制胜一球时，他更是大喊大叫，甚至跑到门外院子里大喊，全然不顾半夜里把人家吵醒，自然也引起房东家人的不快。阿根廷队在老马的带领下终于进入决赛，我们的看球情绪也到了顶点。但到了决赛那晚，不知什么原因，找来找去找不到有彩电的可以看比赛的地方，阿良最后说，“到我家去，看黑白吧！”
　　 于是，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小峰，一起来到了阿良的家。房子建得不久，很宽敞，但里面的陈设还是比较简单的。阿良的房间四壁还是水泥墙，就一张床，一只桌子，以及桌子上的那架24寸黑白电视机。由于天线没装好，电视很不清晰，满屏的雪花点和沙沙声。这没有影响我们的热情，大家盯着屏幕，为马拉多纳、为阿根廷队加油鼓劲。马拉多纳雄风尤在，球队踢得也很不错，但他们的时代显然结束了，阿根廷靠球星战术再夺冠军的梦想被布雷默的一记点球碾碎——以马特乌斯为首的“三驾马车”帮助联邦德国队捧起了大力神杯。当时的我们都不大喜欢联邦德国队，大家很沮丧，一阵沉默后，阿良站起来说：“德国队别得意，下一届阿根廷队再来，看他还能不能逞强！”
　　 “这个，四年后马拉多纳还能不能踢得动不知道呢！没有了老马，阿根廷队的实力就大打折扣了。”我说。
　　 “阿根廷队不行，还有美国队呢！美国队东道主，一定厉害的。”阿良这样说，我和小峰都笑了起来，美国队再厉害，也很难是德国队的对手，——阿良的足球知识毕竟不多。
　　 说了多时，我们感到肚子饿得发慌，就一齐去街上吃面。推门而出，见黑黑的苍穹里依然繁星闪耀，而东方已横起着一抹淡淡的鱼肚白，昭示着新的一天就要降临了。
　　 年轻的时候，的确需要把日子过出故事来，有了阿良，这些本来不是故事的过程，我却看成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和朋友一起兴奋，这是阿良给我的最好的印象。
　　
　　 三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我和阿良渐渐地疏远起来，以至于基本断绝了来往。直到十多年前，我在病房护理站偶然遇到了阿良，他略微瘦了些，见了我显然也很高兴，脸上泛起标志性的笑容。我见他手臂上插着针管，问他什么事，他笑着大声告诉我说自己得了癌症，是直肠癌，那表情神态就像是告诉我他中了大奖一样。我费了好些时光才确信他说的是真话。
　　 两年后，乐观、勇敢的阿良还是走了。病重的时候，我去看他，人已极度消瘦，因痛苦而扭曲着，我建议他去住院，他说坚决不去，还让我早点回去，别耽误了工作。
　　 阿良的父亲告诉我，他的儿子直到死都没有叫一声痛，说一声难过。一个人把坚强留给他最后的世界，世界不能记住他，但我能够记住他，因为我对坚强有着难以言清的感情，面对多少身患绝症的病人，我真的想讲述阿良的故事，可这个故事，好像一下子又给那些在绝望之中的病人以绝望，我只能对他们去说，用坚强完全可以战胜！
　　 我并不十分了解阿良，只是通过足球认识了他。或许，他的快乐来自足球，或许这是他骨子里的东西，与生俱来，但我在足球的世界认识了阿良，那么我相信是足球的快乐感染了他。
　　 再过两天，阿根廷队就要和法国队争夺大力神杯了，不知道另一个世界的阿良有没有彩电来看梅西和姆巴佩的比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