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幽深的历史迷宫(散文)
仅仅一个鹿,毕竟无法填补县衙几十扇门所打开的空白。除了麒麟等象征祥瑞之物,更多的文人元素涌进了照壁的雕塑题材。这些文人元素包括松竹梅,也有它们的另一个版本梅兰竹菊;还包括书法,占据了众多的照壁空间。文人元素出现在这个官宦空间里,并不突兀。这是因为中国的文职官员大都是文人出身。这些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自是不可能忘了自己的出身,会将文人的趣味带到建筑中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提升了影壁这个建筑空间的艺术含量。在县衙中出现的书法照壁,在书写内容上,就完全摆脱了福寿等字眼。我曾在一个民居中见过以书法为主题的照壁,但内容都是不同形状的“寿”字的组合。而在这个县衙的照壁中,它们表现的是真正的书法艺术,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与文人气质更加契合的行书占据了主要的篇幅,同时也有隶书等其他书体;它们呈现的内容,如果我对书法精通,一定能够辩认出属于某个碑帖。这些书法从二维变成三维空间之后,艺术性并没有缩减。雕刻工匠对书法作品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保证了它的艺术性。所以这些书法照壁所展现的不只是书法艺术,更是雕刻艺术。
松竹梅主题的含义不需要过多解释,岁寒三友的名称应该就是源自文人之手。它们所象征的品格和气节,正是文人赋予又刻意追求的。同样,被誉为“四君子”的梅兰竹菊,也是文人品格和气节的象征。在这里,它们被雕刻在照壁上,不光成为建筑的装饰,同时也成为主政其间的官员的精神装饰。
如若抽空历史和意识形态,从单纯的建筑美学角度来看这些雕塑和建筑,无疑会让人由衷赞叹。我就是在赞美和惊叹中完成了这个参观的过程的。这个过程中,它们惊人的美已经让我忘记了那些历史。但历史终归是不容忽略的,归根结底,衙门内的大部分雕刻与那些匾额楹联一样,仍然是作为官员的精神装饰而存在的。仿佛籍由它们可以推断出一个官员的品味和品质。这正是主持修建它们的官员的意图。它们的装饰性还体现在,等级越高的官员越在意这种装饰。在儒家伦理作为治国纲略的中国封建官僚体制内,与儒家伦理契合度越高,意味着这个官员的水平也越高,等级越高也就自然而然了。然而这种水平又是难以量化来检测的,于是装饰便可以参与水平的构成,成为其中的一个元素。因为没有去过更高等级的衙署,所以我无法纵向比较,而只能横向比较。在我后来去的平遥县衙,这些雕塑几乎消失了踪影,当然,不可能完全消失,只是少了太多。平遥县衙的房屋廊柱与屋檐相连接的部分,也没有雀替。雀替的消失,一下子取消了建筑远观的华丽感;而近观,又没有更细致的雕塑,所以平遥县衙给人一种过份朴素的印象。它的院落数量也大大少于榆次县衙。这让我有些大失所望,感觉它与平遥古城的声名并不相配。但经过了仔细考察之后,我又理解了这种不同。
回到榆次县衙仪门上的“晋藩首辅”匾额上来,就可以找到它们相异的依据。这要从榆次的历史说起。宋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灭北汉,晋阳城被毁,就把榆次作为并州治所,榆次县衙也就扩大为州所的规模。所以榆次又称“古并州治”。榆次县衙“五堂”从那时起沿袭。明朝初年,朱元璋把他的三儿子朱枫封在了太原,榆次作为封国三个辅城中的第一个,就被称为“晋藩首辅”。首辅的政治地位直接促成了它内部精美的装饰。而平遥,虽然经济发达,却并没有这样的政治地位。至清代,平遥的金融业的发达起来,成为山西的重镇,但也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相反,平遥金融经济的发达促成了市民阶层的崛起,这种崛起体现在建筑上,是那些商号、民居的华美精致,同样,还有市民信仰的归属地——城隍庙的华丽。虽然榆次的城隍庙同样是国保单位,但我觉得平遥的城隍庙更加华丽美观,规模也更大。而作为官宦文化代表的平遥县衙,与城内的这些商业、市井、宗教建筑相比,则显得朴素。政治和经济就是这样直接地作用于建筑本身,并造成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三
榆次县衙的历史与政治意义不止于此,历史在这里还留下了似乎更加重要的篇章。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经下榻于这座衙门。能够迎接皇帝,也许是一座县衙的最高荣誉了。当年康熙是为暗查反清复明之事来到榆次的。因为明末清初,反清复明的重要人物顾炎武和傅山曾来榆次,和家住榆次南关的名士王介石筹划复明之事。康熙早有耳闻,但直到公元1703年,待朝局平稳后,康熙才来巡示晋地。这时,榆次的反清复明活动随着明朝遗老的去世,已经烟消云散。当时谋划反清的王介石的儿子也考取了功名,做了清朝的官员。康熙得知这些情况,高兴之余,写下了“剧暑悲难渡,晴秋喜却回”的匾额,赐给了时任榆次知县祖良才。康熙的高兴,也许不仅仅是反清复明活动在榆次的消失,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是他的王朝延续了汉族的科考制度和相关文化,以儒家伦理作为治理国家的方略。这个方法不仅打消了汉族文人的反清图谋,而且带来了繁荣的盛世。这位对汉学颇有研究的异族皇帝,在欣赏这座县衙的时候,一定是佩服又欣慰的。为儒家伦理的精妙而钦佩,为自己民族、家族的政权能够以儒家伦理为用而欣慰。
但伦理道德毕竟不是治国的长久方略和繁荣兴盛的根本保障。当康乾盛世像流星一样滑过历史的天空,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敲开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之时,儒家伦理道德就像清政府仓促应敌的小木船一样开始毁灭和崩溃。
在榆次县衙下榻过的另一个人,见证了这段历史。他就是张之洞。清政府经过了康雍乾三代的繁荣之后,开始走下坡路。光绪初年,山西财政混乱,官吏贪污成风,民间苛捐杂税繁多,人民怨声载道。光绪八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决心整顿财政,严惩贪官污吏。然而,当时山西银库竟然三十年没有清账。为了清理三十年积累的糊涂账,张之洞从解州书院请来了还乡多年的户部尚书阎敬铭,共讨良策。两人途经榆次时天色已晚,就住在了榆次县衙。不知道张之洞见到这座被儒家伦理精心包装修饰的县衙,心情是怎样的。对它们的装饰意义,也许张之洞有最深的体会吧。也许正因如此,张之洞后来才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想要以此拯救这个濒临崩溃的王朝。虽然这个愿望没能实现,但张之洞的历史贡献毋庸置疑,尤其是促进封建教育的现代化转向,兴建新学方面,为近代中国留下了不朽的财富。
看着县衙二堂内张之洞的蜡像,我想象着他在榆次县衙下榻的那一夜,是否也曾像我这样参观过它。也许他面对这个把儒家伦理在建筑上几乎体现到极致的县衙,曾经有感而发地思考过什么;也许这座县衙和那些官场腐败一起给他的记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激发了他的改革思维;也许他甚至没有来得及仔细地参观。这些,对于处身于历史之外的人来说,都是无法地触摸到,然后下定论的。
对于历史的揣测也许注定是无用功,但身在那个古色古香的环境里,历史之思还是不由得涌上我的心头。在为这些历史碎片和建筑整体感慨的时候,不断有飞机飞过我的头顶。这个场景让陷入思考的我瞬间产生了这样的错觉:历史与现代就这样交织而过。我试图用摄影机镜头捕捉住飞机与县衙建筑交相辉映的场景,但效果并不理想。后来走出衙门,来到大街上之后,喧闹和繁华重又把我包围,那些把历史当作创意和商品出售的小贩、商人和他们的叫卖声又把我包围。刚从那座历史的迷宫中走出来,种种现代和古代交织的场景构成了另一种迷宫,让我陷入似迷惑又似明朗的状态之中。那些古老的建筑和装饰让我着迷,那些新建筑中仿古的部分让我有些疑惑,那些老建筑中崭新的部分则让我有些诧异。更多的在老字号里售卖着崭新的旅游纪念品的商铺,则给我一种披着羊皮的狼一样的感觉。这一切让我就像进入了一个古老和现代符号设置成的迷宫。
也许理解当下从来都比理解历史更难。那些曾在县衙居住和为官的人也许同样有过这种想法。他们并非没有意识到那些装饰的虚伪乃至官场本身的虚伪,但久居其中,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也变得暧昧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出历史的迷宫是容易的,因为可以置身世外地理性分析;而走出现实的迷宫,则是困难的,因为理性和欲望的双重在场,以及其他因素,会让这个迷宫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欲望的重量无法使我们上升到一个高度,去俯瞰这一切,然后找到它的出口。于是,我从县衙这座历史的迷宫走出来,却并未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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