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一个鹿，毕竟无法填补县衙几十扇门所打开的空白。除了麒麟等象征祥瑞之物，更多的文人元素涌进了照壁的雕塑题材。这些文人元素包括松竹梅，也有它们的另一个版本梅兰竹菊；还包括书法，占据了众多的照壁空间。文人元素出现在这个官宦空间里，并不突兀。这是因为中国的文职官员大都是文人出身。这些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自是不可能忘了自己的出身，会将文人的趣味带到建筑中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提升了影壁这个建筑空间的艺术含量。在县衙中出现的书法照壁，在书写内容上，就完全摆脱了福寿等字眼。我曾在一个民居中见过以书法为主题的照壁，但内容都是不同形状的“寿”字的组合。而在这个县衙的照壁中，它们表现的是真正的书法艺术，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与文人气质更加契合的行书占据了主要的篇幅，同时也有隶书等其他书体；它们呈现的内容，如果我对书法精通，一定能够辩认出属于某个碑帖。这些书法从二维变成三维空间之后，艺术性并没有缩减。雕刻工匠对书法作品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保证了它的艺术性。所以这些书法照壁所展现的不只是书法艺术，更是雕刻艺术。
　　 松竹梅主题的含义不需要过多解释，岁寒三友的名称应该就是源自文人之手。它们所象征的品格和气节，正是文人赋予又刻意追求的。同样，被誉为“四君子”的梅兰竹菊，也是文人品格和气节的象征。在这里，它们被雕刻在照壁上，不光成为建筑的装饰，同时也成为主政其间的官员的精神装饰。
　　 如若抽空历史和意识形态，从单纯的建筑美学角度来看这些雕塑和建筑，无疑会让人由衷赞叹。我就是在赞美和惊叹中完成了这个参观的过程的。这个过程中，它们惊人的美已经让我忘记了那些历史。但历史终归是不容忽略的，归根结底，衙门内的大部分雕刻与那些匾额楹联一样，仍然是作为官员的精神装饰而存在的。仿佛籍由它们可以推断出一个官员的品味和品质。这正是主持修建它们的官员的意图。它们的装饰性还体现在，等级越高的官员越在意这种装饰。在儒家伦理作为治国纲略的中国封建官僚体制内，与儒家伦理契合度越高，意味着这个官员的水平也越高，等级越高也就自然而然了。然而这种水平又是难以量化来检测的，于是装饰便可以参与水平的构成，成为其中的一个元素。因为没有去过更高等级的衙署，所以我无法纵向比较，而只能横向比较。在我后来去的平遥县衙，这些雕塑几乎消失了踪影，当然，不可能完全消失，只是少了太多。平遥县衙的房屋廊柱与屋檐相连接的部分，也没有雀替。雀替的消失，一下子取消了建筑远观的华丽感；而近观，又没有更细致的雕塑，所以平遥县衙给人一种过份朴素的印象。它的院落数量也大大少于榆次县衙。这让我有些大失所望，感觉它与平遥古城的声名并不相配。但经过了仔细考察之后，我又理解了这种不同。
　　 回到榆次县衙仪门上的“晋藩首辅”匾额上来，就可以找到它们相异的依据。这要从榆次的历史说起。宋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灭北汉，晋阳城被毁，就把榆次作为并州治所，榆次县衙也就扩大为州所的规模。所以榆次又称“古并州治”。榆次县衙“五堂”从那时起沿袭。明朝初年，朱元璋把他的三儿子朱枫封在了太原，榆次作为封国三个辅城中的第一个，就被称为“晋藩首辅”。首辅的政治地位直接促成了它内部精美的装饰。而平遥，虽然经济发达，却并没有这样的政治地位。至清代，平遥的金融业的发达起来，成为山西的重镇，但也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相反，平遥金融经济的发达促成了市民阶层的崛起，这种崛起体现在建筑上，是那些商号、民居的华美精致，同样，还有市民信仰的归属地——城隍庙的华丽。虽然榆次的城隍庙同样是国保单位，但我觉得平遥的城隍庙更加华丽美观，规模也更大。而作为官宦文化代表的平遥县衙，与城内的这些商业、市井、宗教建筑相比，则显得朴素。政治和经济就是这样直接地作用于建筑本身，并造成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三
　　 榆次县衙的历史与政治意义不止于此，历史在这里还留下了似乎更加重要的篇章。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经下榻于这座衙门。能够迎接皇帝，也许是一座县衙的最高荣誉了。当年康熙是为暗查反清复明之事来到榆次的。因为明末清初，反清复明的重要人物顾炎武和傅山曾来榆次，和家住榆次南关的名士王介石筹划复明之事。康熙早有耳闻，但直到公元1703年，待朝局平稳后，康熙才来巡示晋地。这时，榆次的反清复明活动随着明朝遗老的去世，已经烟消云散。当时谋划反清的王介石的儿子也考取了功名，做了清朝的官员。康熙得知这些情况，高兴之余，写下了“剧暑悲难渡，晴秋喜却回”的匾额，赐给了时任榆次知县祖良才。康熙的高兴，也许不仅仅是反清复明活动在榆次的消失，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是他的王朝延续了汉族的科考制度和相关文化，以儒家伦理作为治理国家的方略。这个方法不仅打消了汉族文人的反清图谋，而且带来了繁荣的盛世。这位对汉学颇有研究的异族皇帝，在欣赏这座县衙的时候，一定是佩服又欣慰的。为儒家伦理的精妙而钦佩，为自己民族、家族的政权能够以儒家伦理为用而欣慰。
　　 但伦理道德毕竟不是治国的长久方略和繁荣兴盛的根本保障。当康乾盛世像流星一样滑过历史的天空，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敲开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之时，儒家伦理道德就像清政府仓促应敌的小木船一样开始毁灭和崩溃。
　　 在榆次县衙下榻过的另一个人，见证了这段历史。他就是张之洞。清政府经过了康雍乾三代的繁荣之后，开始走下坡路。光绪初年，山西财政混乱，官吏贪污成风，民间苛捐杂税繁多，人民怨声载道。光绪八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决心整顿财政，严惩贪官污吏。然而，当时山西银库竟然三十年没有清账。为了清理三十年积累的糊涂账，张之洞从解州书院请来了还乡多年的户部尚书阎敬铭，共讨良策。两人途经榆次时天色已晚，就住在了榆次县衙。不知道张之洞见到这座被儒家伦理精心包装修饰的县衙，心情是怎样的。对它们的装饰意义，也许张之洞有最深的体会吧。也许正因如此，张之洞后来才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想要以此拯救这个濒临崩溃的王朝。虽然这个愿望没能实现，但张之洞的历史贡献毋庸置疑，尤其是促进封建教育的现代化转向，兴建新学方面，为近代中国留下了不朽的财富。
　　 看着县衙二堂内张之洞的蜡像，我想象着他在榆次县衙下榻的那一夜，是否也曾像我这样参观过它。也许他面对这个把儒家伦理在建筑上几乎体现到极致的县衙，曾经有感而发地思考过什么；也许这座县衙和那些官场腐败一起给他的记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激发了他的改革思维；也许他甚至没有来得及仔细地参观。这些，对于处身于历史之外的人来说，都是无法地触摸到，然后下定论的。
　　 对于历史的揣测也许注定是无用功，但身在那个古色古香的环境里，历史之思还是不由得涌上我的心头。在为这些历史碎片和建筑整体感慨的时候，不断有飞机飞过我的头顶。这个场景让陷入思考的我瞬间产生了这样的错觉：历史与现代就这样交织而过。我试图用摄影机镜头捕捉住飞机与县衙建筑交相辉映的场景，但效果并不理想。后来走出衙门，来到大街上之后，喧闹和繁华重又把我包围，那些把历史当作创意和商品出售的小贩、商人和他们的叫卖声又把我包围。刚从那座历史的迷宫中走出来，种种现代和古代交织的场景构成了另一种迷宫，让我陷入似迷惑又似明朗的状态之中。那些古老的建筑和装饰让我着迷，那些新建筑中仿古的部分让我有些疑惑，那些老建筑中崭新的部分则让我有些诧异。更多的在老字号里售卖着崭新的旅游纪念品的商铺，则给我一种披着羊皮的狼一样的感觉。这一切让我就像进入了一个古老和现代符号设置成的迷宫。
　　 也许理解当下从来都比理解历史更难。那些曾在县衙居住和为官的人也许同样有过这种想法。他们并非没有意识到那些装饰的虚伪乃至官场本身的虚伪，但久居其中，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也变得暧昧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出历史的迷宫是容易的，因为可以置身世外地理性分析；而走出现实的迷宫，则是困难的，因为理性和欲望的双重在场，以及其他因素，会让这个迷宫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欲望的重量无法使我们上升到一个高度，去俯瞰这一切，然后找到它的出口。于是，我从县衙这座历史的迷宫走出来，却并未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