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白驹过隙，不觉已我已经到退休的时候，回首来路，曲折坎坷，悲欣交加，颇有感慨，用文字记录下来，权作从教近四十年的小结。
　　
　　 高考落榜
　　 1980年7月，我稀里糊涂地参加高考，意料之中的落榜了。之所以说稀里糊涂，是因为我上中学是1975年到1976年，那时候的初中高中学制都是两年，且不跨年度。我的两年中学时光，一半时间不是在外面帮xx大队掰玉米拾洋芋，就是在学校的农场和校办工厂种地或给钢板上钻孔（高压线干上的角铁）；坐在教室里的那一半时间就是写大字报，根本不学习。1977年我实在忍受不了学校两顿玉米面疙瘩的饥饿，宁肯体验父亲的皮鞭也不愿去学校了，无奈之下，父亲给我去办了休学手续。到1978年秋，我重新回到学校念高中，其时，我上初中时的那些老师全部回华亭一中执教了，山寨中学的高中部撤并到马峡中学。到1980年高考前夕，因为自己严重偏科，所学一知半解，准备报考文科，学校说预选不分科，统一考数理化语文政治，结果在预选前一周又说预选分科。忙和尚赶不了好道场，何况还是一个没有念哈经的和尚，匆忙上考场，草率答卷，出乎意料的是预选上了，正式考试的时候，自然名落孙山，无缘高等学府。
　　 我家人多劳力少，母亲身体羸弱，长年患病，哥哥当时还在部队服役，为供我们上学，父亲除了一天不落地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还在别人休息的阴雨天进林割竹子、挖野药，晚上又在煤油灯下绑扫帚，编笼筐，千方百计地赚钱，除了拼死拼活地出冷力，仰人鼻息也是家常便饭。每学期开学为了给我们凑学费，父母力尽汗干不说，还低到尘埃，放下了做人的尊严。当时我的五个弟妹都在小学、中学上学，每学期开学报名，就是一大笔开支，对于一个还在温饱线以下的家庭来说，绝对是一个严峻而冷酷的关卡。我虽然学无所成，但作为一个17岁的少年已经能够体谅父母的艰辛了，所以拒绝复读，很坚决地回家当农民了。
　　 我高考落榜回家，适逢包产到户，我成了家里的又一个精壮劳力，跟上父亲开始在承包地里劳作。落榜的悔恨，拯救家庭的使命驱使我自虐式的劳动，手上磨起了血泡，破了之后鲜血流淌，锥心般疼，我不管不顾，依旧挥汗如雨，挖地、锄地、耕地、收割打碾，撒子扬场……当手心里痂落趼生，我蜕变成一个合格的农人。如果有什么不同于他人，就是我每晚都要坚持看书，除了文学书，还有其它五花八门的书都看。
　　 1984年4月，21岁的我参加了全县招考民办教师的考试，最终被录用安排到我们村小学校任教，当时我们村小学缺一个老师，山外面的鲜有到深山僻壤来执教的，我适时补了这个缺。
　　
　　 十年艰苦不寻常
　　 我到苍沟初小当老师时，月工资17.5元。两个月之后，校长到县教师进修学校参加为期两个月的培训去了，学校里四个年级24个学生就靠我一个支撑了。两个复式班坐在两个教室，不要说上课，就是维持秩序都使我焦头烂额，疲于奔命。勉强支撑了两周，实在难以为继的时候，学区通知把四年级的四个学生分流到刘店小学。就在我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全县小学校“一无两有（无危房有课桌凳有厕所）”修建开始，意味着我既要上课，又要操心运料，还要负责监工。
　　 原先的校舍是东西北各一座三间土坯房，修建计划拆除东西的房子，在北面修建十间土木结构的瓦房（包括村上的五间），附属围墙大门。工队只负责施工，不管材料，好在当时公社拖拉机站有一个哥哥的战友，他优先把砖头、砂石和水泥给我们运来了，但是浇筑大门顶的10根螺纹钢是我从马峡拖回来的，四十里路程，我拖着十根钢筋走走缓缓五个多小时才拖到学校，那刺耳的声音响了一路，诧异的目光追随了我一路，而我，当时瘫成一堆无骨的肉，胳膊疼了一周，黑板上写字都要咬着牙硬撑。
　　 之所以当时那么卖力，除了刚工作的单纯和热情，主要还是为自家村上修学校，虽然两千多块钱由我支配，但一枚铁钉的支出都有发票，最后查账的时候，平素以严肃认真的专干都对我赞赏有加。那时候只想着把自家的学校修建好，村里的娃娃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根本没有私心杂念。
　　 我在苍沟初小任教一年后（1985年秋）被调到深沟初小任教，理由是我在学校修建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我在苍沟初小任教时，学生都是一个村里的，其中有我的一个堂妹，三个堂弟。
　　 深沟村距离马峡街道很近，四五里路，人口比苍沟多，初小当时四十多个学生，教室坐北面南六间房子，东西两间为教室，中间一间是两个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还是厨房，最西面一间门窗歪斜，很不周正，当储物间，
　　 我在深沟初小任教一年半，期间到教师进修学校短训一学期。开始我代二四年级语文一三年级数学，兼二四年级班主任。深沟距离我家有近四十里路程，开学初两周连续阴雨，道路泥泞难行，但由于我的灶具和粮油没有准备好，吃饭问题不能解决，只好每天步行回家步行到校，两周多时间下来，一双半腰的黄胶鞋就提圈了。
　　 距离家远，工资微薄，教务繁重（晚上还要承担农民扫盲的教学），无情的现实消融了激情，我心里开始打退堂鼓了。一次教师节的慰问使我打消了退场的念头，热情又高涨起来。
　　 1985年9月10日是我国第一个教师节，那天大雨如注，我们一如既往地上着课。快中午的时候，三个打着伞的人走进校园——领导慰问我们来了。来的是公社（2000年秋改成乡）主管教育的副书记，学区教育专干和公社的一个干部。三个人浑身湿透了，站在地上不一会脚下就一滩水，我们赶紧生火让他们烤衣裳。副书记是一位回族女性，一个端庄美丽的女性，她像个大姐一样和我闲聊，叮嘱我眼光要长远，坚持下去终会有结果的，尤其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勇于面对。三个人的衣裳还在冒气，外面的大雨继续，他们留下慰问品又赶往另一所学校慰问去了。临别前书记再三叮嘱我要坚持，有困难可以找她，只要能解决的她一定帮助。慰问品是一个带盖的大号搪瓷缸子，我用了五六年，后来宿舍被盗，让小偷顺走了。
　　 你不得不承认有时候精神的支撑胜过物质的满足。如果说副书记的话是我精神的支撑，那么家长的理解就是我继续站在讲台上的动力。也就是那年冬季，我遭遇了一次煤气中毒，幸亏那晚我为了修改一篇小说，直到午夜一点多才睡，第二天早上起来穿戴整齐，觉着头晕晕乎乎的，把门拉开一条缝就失去了知觉。当时深沟初小是我和屈志明老师，我已经搬到原先的储物间住。到上早操的时候了，不见我现身，屈老师才发现我趴在地上。当我清醒过来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多了，守在我宿舍的除了屈老师还有三五个家长，学生吃早饭时散布了消息。屈老师说家长听说我让煤烟子打了，纷纷来学校探询，有拿一点白糖的，有拿苹果和梨子的，还有谁端来了一碗浆水，说喝了人就精神了。那时候的白糖和水果在农村都是极其稀罕的，我的心被重重地震撼了。
　　 我在深沟初小任教一年半时间，至今还记得两件事：其一是给一个学生起名。开学报名的时候，四年级一个叫喜娃的学生说他大让老师给他起个官名，我给他起了个文魁，叫他回家问他大满意不满意。第二天他一到校就给我说他大说名字好得很，从此他就叫文魁，后来他入伍到新疆戍边，最后转业到地方，在新疆的某个乡当副乡长了。其二是学生们送我。1986年秋，我被调到孟台小学任教。孟台村位于关山深处，好在华庄公路（华亭至庄浪，后来叫泾甘，再叫省道304）纵贯全境，学校在一个台台上，位于村子的西头，全校七十多个学生五个教学班，五个老师，清一色男人。当时我的工资涨了五元，是22.5元，公派教师的工资大多四十元左右，差别不是太悬殊。
　　 我到孟台小学第二周的一天上午，深沟初小的九个学生步行了三十多里路到孟台来看我了，还抱着一块单人桌面大小的玻璃牌。我又惊又喜，又爱又恨，他们最大的11岁，最小的才8岁，步行了那么长的路，当时的公路还是砂石路，尘土飞扬不说，公路上的车辆那么多……看着一个个被尘土弄得脏兮兮的脸，我的眼眶湿润了，忙打水伺候他们洗脸，再倒出面袋子里仅有的面粉，到有压面机的人家压了机子面招待他们。炉子里烧得木柴，锅小人多，一顿饭吃了近两个钟头，吃完已经是太阳西斜了。虽然孩子们兴高采烈，但是疲惫的神色表明他们已经透支了体力，回程三十多里路程他们很难完成，而且天色不早，倘若孩子们在回去的路上多少出点差错，那将是我一辈子的追悔。我让孩子们在公路边等候，我到道班请班长给拦一辆车，班长爽快地答应了。看着孩子们坐着卡车离去，尘土和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孟台学校的两年，苦并快乐着。苦的是条件太艰苦，自己做饭不说，艰难的是炉子里烧柴。虽然在山里，但拾掇干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柴太细不经烧，粗的拿不动，每隔一段时间师生们就要到林子里拣柴，往往是面煮到锅里了炉子里没火了，等再次生着火煮面，面已经没魂了，差不多顿顿吃哑面。照明是煤油灯，就是墨水瓶盖子上钻个眼，插个铁皮卷成的筒，穿一根棉花搓成的捻子就成了。煤油是限量的，每个人一月二斤，我的一直超标，借用别的同事的。五个男人除校长已婚外，我们都是光棍汉，晚上写罢教案批完作业，我们凑在一起打扑克，或者扯闲篇，有时候也翻遍衣袋，凑些钱买一瓶廉价的白酒陶醉一番。
　　 在孟台学校两年，我和杨宝元老师合作做饭，他擀面的技艺简直令我仰视，他是大厨我是烧火洗锅的。后来有个杨老师庄里的学生离学校太远，还独自一个，杨老师就让娃娃借住在他跟前，这样以来我们三个人就在一个锅里搅了两年勺把。那个学生大学毕业之后，自主创业，很有成就。遗憾的是杨老师没能熬到转正的时候，虽然弃教之后他生活得也不错，但我依然遗憾，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语文老师。
　　 1988年秋季，我离开孟台到县城的教师进修学校中师班学习，之所以还去上学，是因为通过四年的教学实践，我感到无论是对教材的理解掌控，还是教学方法的使用，自己存在着明显的欠缺。
　　 1988年秋到1990年夏的两年时间，我在教师进修学校学习，期满毕业，拿到了中师文凭，身份依然是民办教师。我们在教师进修学校上学的两年，工资是72.5元，据说是陈立志校长向教育局争取的，如果按照当时我们的月工资42.5元，估计只有公办教师能上学，而我们那一届中师班36人，公办的只有安矿子校一人。
　　 中师班两年，不仅拿到了中师文凭，还收获了我的爱情，找到了我的另一半，于1990年正月结束了我的光棍生活。之前我和妻虽然在一个学区，由于我不是在初小就是进深山，没有相处的机会，仅仅是认识，成了同学之后，近水楼台，紧追不舍，最终花好月圆。
　　 中师班毕业之后，我回到马峡学区继续任教，我到大岭小学，妻到寺沟小学。当时的大岭小学七十多个学生，五个教学班五个老师，我代三年级语文一年级数学。我的宿舍在后面一排的最西面，明显低于教室，还是个套间，外间只有门无窗，里间有一个牛肋子窗子，中午以后就要拉开灯泡，否则黑乎乎的看书很困难。后来才知道我的宿舍原本是修建的厕所，在验收的时候，县上的领导嫌厕所在校园内味气不好，最后在大门外操场边重新修了厕所，给这座厕所按了门窗，隔间那按了一个门框就成了一个套间。我在那座低矮、黑暗的厕所改成的宿舍住了两年时间。
　　 在大岭小学的第二年，我发现学生对多音字的辨识容易混淆，虽然注音组词练习好多遍，时间一长还是就混淆了。我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多音字联句辨析，竟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譬如：我迎着朝阳朝着东方唱歌。我把这种尝试撰写成一篇教学案例，发表在四川的《教师之友》上面，我是马峡学区第一个发表教学论文的老师，县教育局的齐局长检查工作时专门到宿舍来看我，看到我身处那样的环境，局长安慰鼓励了一番，我当时很受感动。
　　 上了两年中师班回来之后，我们的工资还是42.5元。当半岁的儿子带到学校之后，我们花25元雇请了一个带孩子的姑娘，两个人一月85元的工资，除去25元，维持生活、人情开支、给娃买药就剩60元了，就是再节俭都不够开销。雪上加霜的是，儿子在一周岁之前不是感冒就是腹泻，每周至少要看一次医生。丰满的理想在骨干的现实面前招架不住了，以前一个人怎么都能克服，现在拖家带口，一个男人养活不了老婆娃娃绝对是不称职的，尽管我的父母和岳父母尽力帮衬我们，但自身软弱，外在的帮助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其时有好几个本学区的同事弃敎另谋出路去了，我也准备出外打工，日子实在是难以为继了。当岳父悉知我的想法后，专门找我谈了一次。我岳父是闻名方圆数十里的一个木匠，手艺精湛，刚直不阿。他说天地君亲师，你当老师，无论男女老幼都尊你一声老师，只要你不误人子弟就是功德无量的善举。活人和走路一样，在宽处的时候要想着窄处，在窄处的时候要想着总有到宽处的时候。没有钱活不成，可钱多少就够了呢？遇到磕坎，我们帮衬一哈，你咬咬牙也就过去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