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90年代的从农村考出来的农二代，我的生活场景是这样的——在家乡附近的一个城市工作了几年，工资的上涨速度，永远没办法赶上房价的上涨，又加上自己干点不谨慎的事，欠了几十万的外债，眼看着结婚生子，依旧还债不息，房子车子遥遥无期，只好选择了背井离乡，撇家舍业。当然，“业”是虚词。“但使洛阳附郭田二顷，安能佩六国相印？”
　　 2005年到上海打工至今已经18年了。2013年才又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如今每月的工资是这么分配的：房子的物业、水、房贷；孩子的学费、生活费；年过古稀的父母的药费、生活费；车辆的加油、保险等等各种杂七杂八的出处，就算我紧赚不够一家人慢花的。每月的那几个散碎银两总感觉有一种鸡屁股掏蛋的感觉。
　　 妻子一个人带着孩子工作生活在她家乡的一座小城。去年孩子考上广州的一所大学大多数时间在广州，一方面因为93岁的奶奶需要人照顾，一方面城里的生活父母都不习惯，所以至今依旧生活在生我养我到十几岁的村庄里。一家五口人三个户口本，颠沛流离在祖国的大江南北。
　　 常年在南方工作，回家的机会相对较少，生我的那个村庄对我来说，记忆几乎全部停留在我考学出去之前，粗算下来我离家已经三十年了。怕早已物是人非。这几年疫情封控，出行不便，几乎没有怎么回老家。所以这次直接定了上海到老家的车票，先回老家陪陪父母，然后再进城陪陪老婆孩子。
　　
　　 1、不理人的公交司机
　　
　　 下午13:36，我走下了高铁。在车站的出站口裹挟着涌进了落地核酸检测的队伍。一百多人的队伍各种重复查验各种码填写各种记录耗时90分钟，因为总有一两个不自觉的人插队，导致已经刷过码的顺序混乱，不得不重新排队扫码。
　　 我问了几个人，才找到能路过附近镇上的公交。比起我上学的那个时期，市里的公交能通到镇上，几乎不敢奢望。想想30年以前，25公里的路，我每次周日返校，吃过中午饭就要收拾好行李出门，老爸先骑自行车送我到附近一个镇火神凹的国道边，然后等过路的长途汽车。运气好时几分钟，有时半个小时也见怪不怪的。那时的长途客车没有高速，都走国道，沿线的村、镇都会停靠一下。有时候车上空座的时候，司机见路边上有人走路都会停下来问问：走吗？有座！
　　 因为打听路线和班次耽误了时间，前一班车刚开走。不过还好我赶上了16:25最后一班。上车时，车上只有司机一个人。
　　 因为第一次坐这班车，不知道到那个路口停靠，我转车方便一些，就想向司机师傅打听一下，连叫了三声“师傅”，司机头都没回的，静止地看着窗外。我一想，是我错了，在外普通话习惯了，赶紧切换“地方频道”。甚至有点谄媚地叫了声，师傅！师傅才慢慢转过头，一脸默然地看看我，嘴巴金贵的仿佛被502胶水黏住了一样，又不紧不慢的把头转向窗外，再任我叫：师傅！师傅！师傅！再也不搭理我了！
　　 连叫了几声，看看人家没有搭理我的意思，只好自己了然无趣的找个座位坐下来。到镇上下车再走着看吧！无非是多走几步，总也不至于累死。
　　
　　 2、 镇上的碰瓷大队
　　
　　 17:30到火神凹，停车的时候我赶紧紧走几步，怕人家“大师傅”一言不开的把门关了，把我拉到下一个镇，我天黑都到不了家。虽然离天黑还有三个多小时，我也不敢大意。
　　 这些年几乎到处都在修路，我这个几年才走一次的人，大约估计是要迷失在“村村通”了。正好路边有一个年龄与我母亲仿佛的老人，问了一下路。下车的地点到转车的地方还有大多1000米。不远不近。一条小路斜插过去就到。幸好遇见了此次路程的艰辛，把给父母买的药品礼品都快递回来，只背了一个不大的双肩背。
　　 好不容易到了车站，也赶上了从县城到村口的过路班车。可是车并没有按“时”出发。也许人家根本就没有“时”，也许人家有人家自己的“时”谁知道呢。反正车上坐了大约十五分钟，18:20车才慢慢悠悠的继续上路。我松了一口气，还有最后五公里的车程。终于快到家了。
　　 只行走了大约200米，车停下来，前边人山人海，围着一群人。等了大约十分钟，有人不耐烦要下车去看了看，司机师傅却一脸淡定见怪不怪的坐在车座上，打开了车门，顺手关掉了发动机。
　　 几分钟后下车查看情形的人，回来了，报告消息说，前边路上村民“碰瓷”一辆外地车，村民要3000元，那人不肯，村民把车子围起来了。车上的人和司机师傅有一搭没一搭的聊起了，火神凹的“碰瓷大队”，有十几个人，专挑过往的外地车下手。说起这几年每年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收入时，我分明看见了一群艳羡的目光。说到很多外地车绕道别处时，一脸的幸灾乐祸。
　　 我仿佛闻到了“好客山东的青岛大虾和曹州凉皮”的味道。
　　 半个小时过去了，围堵依旧在继续。离家近的索性要退票下车走了，司机不肯退每人一块五的车票钱，争争吵吵的又闹了半个多小时，车里只剩下我和另外两个稍微远一点的乘客。
　　
　　 3、 仗势欺人的恶邻
　　
　　 20:03天将黑未黑的时候，我到达了村口，还有一公里，需要走回家。父亲下午四五点钟，就已经在村口翘首期盼了。
　　 和父亲一起走回家，刚拐进街口就有一股子恶臭扑面而来。带走到家门口才发现，邻居家的门口大路上摊开了一车的鸡粪，那种腥臊恶臭，引得苍蝇蚊子等等不知名的飞虫集聚，人一旦走过，便“哄”的一下子飞舞起来，遮天蔽日。
　　 我没有问父亲，但是我知道我不在家，只剩下老两口在村子肯定受了不少欺负。这摊鸡粪肯定是小人作怪的邻居，又看我家哪里比他们好，在动歪心眼子。
　　 我已经离家三十年了，村人的这点拿不上桌面的小恶习至今依然完美的保留了下来。我记得小时候有人家里盖新房的时候，他们的邻居总会有各种借口刁难，中间隔墙的共墙部分，你用蓝砖，他给你兑点红砖，或者干脆就说自己没钱不给你兑砖，等你盖好了，他若有钱了就把自己房子盖高一点儿，压邻居一头。在大家无畏的攀比下房子一度高度能将净空盖到六米。偌大的空间，冬天的时候，空调都吹不热。若是自己一时半会儿的没钱盖房子，就会使一些下三滥的招式，比如在自己房顶放上几桶大粪，在自己门口的平台上晾上一趟奇臭无比的鸡粪。
　　 我们哪里人一年四季几乎都没有在家坐着摆开桌子，坐着吃饭的习惯，大多数人喜欢手捧着碗，蹲在自己门口的大青石条上边吃边和对门的或者左右的邻居聊天。
　　 大夏天的把一推车的鸡粪摊在自己家门口，你说人家错了吗？没有，人家放在自己门口；你说他没错吧，味道串了半条街。半条街的人都失去了夏日纳凉的去处。
　　 这就是村人上不了台面的蔫坏。还有就是内心里不喜欢别人比自己过得好的心态。你碗里比我碗里稠，我不办法让我的碗里跟你一样稠，但是我可以想办法祸害的让你变得跟我的碗里一样稀。你家里苹果结的果子比我家多，我可以后半夜起来去你家地里“帮你”梳梳果。这大约是人类共有的劣根性，你去年养鸡赚钱了，我可以后半夜去你家鸡棚里加点“料”。
　　 住在这个村子里的，其实大家都是一个姓氏的，最远的十几代以前就是一个爹，但是这并不影响大家搞点小猫腻。周王室分封天下，姬姓占一多半，到了春秋不也是打的不亦乐乎吗？所以靠亲情维系的关系，最终必然走向破裂。利益才是社会的基石。
　　
　　 4、 年龄与德行成反比的老鳖孙
　　
　　 第二天妻子开车回来，我们一起去临近的几个村子舅舅姑姑的亲戚家串串门，这是每次回家必然的流程。
　　 姑姑住在镇上，我们在镇上的小广场停好车，拎着礼品去看完姑姑，出门的时候，老远就看见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把他的三轮车停在路边上，然后围着我家的汽车转，然后解开裤子就准备往车上尿尿，因为看了一圈，只有我一辆车是外地牌照。
　　 我三步并作两步的赶过去，老远就搭腔：大爷，能不能把你车挪一下，让俺们车开出来，手里还急慌忙的把一只“华子”递过去。大爷，恼了！老头一米五几的小个子上来揪着我一米七的衣领子，一边日爹操娘的骂，一边还要动手。而且周边闲散人员开始聚集，嘴里都骂骂咧咧的给老头壮胆，有人还朝车上踢了几脚。
　　 正尴尬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姑父出来倒垃圾，看见了，一路飞奔过来，揪着老头的衣领子就是两个耳刮子，然后一脚踹到肚子上，踢倒在地，又照屁股上踢了两脚，骂道：老杆子，你想死了，你言语一声，今儿我给你弄死这儿！
　　 那个叫作“老杆子”的老鳖孙看看我姑父，竟然一句硬话不敢说，躺在地上哆哆嗦嗦的改口：昌，咋了，昌，咱都亲戚，你弄我干啥哩！
　　 其他聚过来咋咋呼呼的一群人，也都噤若寒蝉了，刚才踢车那小子，赶紧把身子缩进了人群里。
　　 姑姑带着两个表弟张牙舞爪的也赶过来，一群刚才帮着“老杆子”助威的人，有些人马上倒戈，开始帮着姑父，有些人开始和稀泥，两头说和。我看没事了，就跟姑父告了个别，开车走了。
　　 后来，据说最后躺地上的“老杆子”和踢车那小子每人拿出贰佰元，这事才算完。如果不是姑父一家人，今天估计我要被他们放点血了，没有千把元，估计完不了。
　　 后来回到家跟父母聊起来才知道，姑父一家人本镇一霸。如此看来，弱肉强食是世界的本质，欺负弱小是社会人难改的本色。欺软怕硬，这一点在乡里表现的尤为突出，也许这就是父亲当初逼我上学，逼我考出去的重要原因吧！
　　
　　 5、 贪得无厌的路人
　　
　　 中午妹妹回来了，进门就拉长了脸，仿佛谁欠了她三千两纹银一般。进门谁也不搭理，出入把每个房间的门都甩的“咣当”作响。
　　 在我出去打工还债的这十八年，我已经很少见过别人的笑容了，我不怪任何人，谁叫我自己没本事呢！除了束手无策的父母，急眼了骂我不争气的父亲。我也没敢指望谁会高看我一眼。
　　 最后妹妹还是终于坐下来痛诉自己的不易，声讨我付出的太少。反正每隔几年总有这么一次，我也习惯了。
　　 2017年妈妈做心脏搭桥手术的时候，我考虑到我长年在外，父母照顾不多，我说手术费我拿全拿了。但是妹妹当时说自己心里过不去，最终我拿了大头大约65%左右，她出了剩下的。妹妹很开心，舅舅也夸这件事处理的很圆满。
　　 这次大方的结局就是让妹妹误认为我每年在外边捡钱，家里金山银山的大堆，偶尔天气好了还要号召家人一起搬出来晾晒。
　　 一年后，又开始跟我坐下来谈父母生活费和药费的问题。其实，我回家从未空手，保证父母每月药费生活费的同时，包括家里亲戚的婚丧嫁娶随份子，过年发给亲戚孩子们发压岁钱，我都是另外换好了新钱，单独装在信封里交给父母，但是妹妹认为自己吃亏了。要算清楚，最后单方面决定她出药钱，我出生活费。我笑笑答应了，然后继续按我的方式不定期的给父母钱。
　　 大约又是一年后，妹妹打电话说，这样划不着，要重新分配。我又笑笑什么也没说，也没有向她“汇报”。我在上海把父母吃的药买了，每次回家带回去，或者快递回去。生活费，份子钱，压岁钱还照以前的给父母。
　　 还没有消停两年，这次又不行了，她又划不着了。又是哭，又是闹，把三十年前的旧账都翻出来，说是父母重男轻女，当时没让她考大学。最后我总结起来就是一个中心思想：现在我每年付给父母生活费药费没经过她的手，她沾不上光，现在要再给一份她的跑腿费，辛苦钱。
　　 我火了，以后敢再回来闹我打断你的腿，这个家，不欢迎你！我跟舅舅说，如果说每年我给她五千能保证以后再也不闹，我也认了，就怕今年给五千，觉得我很爽快，怕她自己以为要少了，过几天又回家摔桌子打板凳的跟父母闹。明年要一万，后年要三万。我不是印钞机！
　　 我上的中专，妹妹上的中师。90年代初作为农民的父母真的已经砸锅卖铁的尽力了。那个年代一家考出两个吃公粮的孩子，已经是全村人艳羡的对象了。我记得初中的时候，父亲的工厂效益不好。每周末放学，12-15岁的我，都要骑自行车去舅舅那个村子一家做手套的作坊里，把150张手套片儿装满两个挎篓带回家，然后母亲用家里的缝纫机把衬布和手套皮缝合起来。母亲不会骑车，周三的时候自己再背着150张三十多斤的缝合好的手套皮，送去十几里的舅舅那个村子，然后再背回150张手套片儿，等周六缝合好了，我骑自行车去送，那时我记得缝合一张7分钱。这就是我和妹妹的每周在学校里的生活费。
　　 如果怨恨自己的父母，给自己的出身不好，每隔一段回家闹一趟，这种孩子不要也罢。父母在是兄妹，父母不在了。兄妹可以是亲戚，也可以是路人。
　　 每次回老家，我已经有了阴影，只要一说回老家，血压不由自主的就往上飙。每次回到城里都不厌其烦给妻子说：我要是走在你前边，把我的骨灰撒河里扔山上随便处置，只要不回老家，怎么着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