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家与爷爷家在同一个村。村子街道逞T字型、面积不大、四周有城墙，城门朝东。舅舅家在街道的一横左边顶端处，我们家在一竖处。小时候，大人们一说舅舅家就说“南头”。我出生前就没了外公、外婆。外公外婆这一字眼，我从未说过、也没见过、更不理解。
　　 外公外婆都是河南省人，抗战时期从黄泛区逃难，一路讨饭流落到陕西的。外公兄弟三人一起到的陕西三原，外公来到我们村，马额上王堡。他的哥哥弟弟在附近另一村落户，三人分居两村。其时均尚未成家。起先外公就没打算成亲，兄弟们商议决定，先给他的弟弟结婚，他和哥哥就不结婚了。于是给哥哥收养了一个男孩作为养子，经过几年共同生活，发现养子不孝顺，且懒于劳动，还不务正业，于是改变主意，外公和弟弟才先后结了婚。
　　 外公和外婆结婚时，外婆有过婚史，她和外公结婚时带着与前夫的一个女儿（大姨），还带着前夫的侄子（大舅）作为外公的养子。外公外婆都是老实巴脚的庄户人，只会下苦种庄稼，婚后外婆当家庭妇女，依靠外公给人种地养活一家。外公非常能吃苦，干起活来从不休息，干不完活不收工。到了夏季整天光着膀子，脊背晒得像腊肉，油黑油黑。生活稳定后，外婆省吃俭用，攒了几块银元，放家里也不放心，于是在城外找了块地方埋在地下，谁料想还是被土匪探知。有天晚上外公没在家，几个歹徒翻墙入室，逼迫外婆说出银元下落，外婆宁死不说，最后土匪残忍地用火烧伤胳膊她都没招。
　　 外婆嫁给外公以后，省吃俭用，外公勤劳肯干，几年后，就有了我的妈妈、小姨，二舅。外婆生二舅那年外公已经五十九岁。因此二舅小名叫五九。
　　 妈妈嫁给爸爸，完全是外公看中我家男孩多，种地不缺劳动力;而且是本地人，外人不敢欺负：尤其是看中爸爸身体好，干活舍得力气，为人忠厚实在。那时大舅在外教学，二舅还在上学，外公年龄大了，重体力活干不动，需要人帮衬。
　　 妈妈嫁到我家时，是我家第一房媳妇。在我家，父亲排行老二，按常理伯父老婆应为大媳妇，但伯父娶的第一房媳妇进门时间不长就因病逝世。妈妈嫁到我家时，三爸参军在外，四爸五爸均在上学，大姑已出嫁，二姑还小，奶奶年龄大又是小脚，爷爷早已逝世。妈妈和伯父、奶奶、爸爸、一起持家过日子。过了好几年并且攒了足够的粮食，才给伯父把伯母娶进门。伯父比父亲大三岁，妈妈小爸爸四岁，伯父大伯母十岁，妈妈比伯母年龄还大。伯父的女儿和我同岁，因为妈妈头几个孩子均因新生儿破伤风等病夭折，我是妈妈生的的第五个孩子，并且请医院大夫上门接生才成活的头一个孩子，也在王家爷爷的孙辈男孩中为老大。
　　 妈妈进了我们家，不仅勤快、干活麻利，还会说话、深得奶奶喜爱，她要管全家老小吃饭穿衣，每周还要给上学的四爸、五爸做干粮。用如今眼光看，谁家嫂子还给小叔做干粮，供其上学，不可思议。但妈妈当年就是这样做的。奶奶1956年生病期间，直到病故，妈妈和爸爸每晚伺候在侧、端饭、端水、熬药、喂药无怨无悔。我懂事后，妈妈常常一说起奶奶挺怀念的。
　　 三爸四爸结婚后，五爸大学毕业在外教学，尚未结婚。伯父在分家的家庭会上就对单身的五爸和大家说，“已经结婚的四位哥哥，你愿跟谁一起过就跟谁！”五爸脱口而出：“我跟二哥！”五爸结婚前，单位放寒暑假回家，就在我们家一起生活。
　　 妈妈只上过两年私塾，识不了几个字，但记忆力特强，思维清晰。她一生不会骑自行车，附近村子没去过几个，但别人议论起外村的某个人她都知道，谁和谁是啥关系也清清楚楚。关于这一点，我很长时间总是弄不明白，说是她知道我们大队某小队的某个人还好理解;因为距离不远。而相距七八里地的一些人她根本就没见过，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只能解释为处处留心、记忆力强，生活中的有心人。
　　 妈妈不但记忆力好，身为家庭妇女处事还很有原则，并有始有终。
　　 粮食困难时期，家家粮食不够吃，生存艰难。当地借都借不到粮食。有年春节。远在泾阳县的一位爸爸的刘姓朋友来家，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时，爸爸就告诉朋友，在泾阳当地借点粮食好度过春荒。在这个场合还有一位本村熟人也和刘姓朋友熟悉，提出给他也借一些粮食，朋友同样爽快答应。到了春季，爸爸到泾阳县取回了借好的粮食，解决了一时之需。可是那位同托刘朋友借粮食的人根本就没取粮食，因为他家孩子小，饭量轻，暂时还可维持一些时日，已不需要借粮食了。他不需要了借好的粮食，又没捎话给人家。后来得到可靠消息，刘朋友回家后，自己家粮食也不够吃，就把替另一人借好暂存自家的粮食吃了。预想不到的后果是春季国家发放救济救灾返销粮食，就没分给刘朋友家一点，因为群众反映他家有粮食吃。而他为三原人借粮食的事都是悄悄借的，没敢让外人知道，别人还以为他家有粮吃，刘朋友吃了哑巴亏，又没话可说，真有点窝火。
　　 这件事过后多年，妈妈老说：“咋能这样办事呢，害的刘朋友吃了亏，还有话说不出。”要在常人看来，这怎么会是个事呢。说了借粮的话后来并没实际借粮，他没受啥伤害呀。妈妈认为：人应该一诺千金，一句话委托人的事也应处理好善后，你没实际借粮食，但这朋友是我家交的，咱们有意无意让朋友受到损害，心理总觉得对不起人，妈妈的仗义担当可见一斑。
　　 还有一件事，1985年夏天，我在50里外的大程所上班。一位朋友贩卖木材，让我在家乡附近替他联系一下。我回家后打听到，临村一位做木器的熟人需要木材，我和他说好现钱交易，不赊账。上班走时，我给父母交代好意见，就去上班。结果与我预料的情况一样，那人就是没现钱要赊购，爸爸和妈妈坚决不允许。动员家里人一起用架子车从村西头一车一车把一卡车木材转运到我们家存放。
　　 我随后休假回家把那车木材全部现金卖完，都卖给了附近群众。多亏父母积极配合我替朋友办了件完满的事，没留任何后患。
　　 还有一件事足见妈妈大事面前不糊涂。早年外公逝世，妈妈正在月子，家人们瞒着她，怕于身体康复不利。出月后举行葬礼时，为让谁摔纸盆的事意见不统一并且严重对立。按当时农村风俗习贯，只有亲生大儿子才能摔纸盆。摔纸盆意味着是死者财产继承人。意义重大，因此争论不休。妈妈出月到场，观点明确、毫不含糊地说：“就让我哥摔！”这句话出口，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再无异议。
　　 粮食困难时，不缺粮的户是个别户。大舅家条件稍好一点，大舅在外面教学，家里女孩多、饭量小，缺粮问题不是太严重。有次大舅郑重给我妈说：“妹妹，你放心，有哥哥一口吃的就有你吃的，”多么暖心的一句话啊！大舅逝世已经四、五十年，妈妈在世时还常常提起大舅的好。
　　 妈妈和爸爸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没闹过大的矛盾，遇事心平气和一起商量，从未发生过吵架、冷战等现象。
　　 粮食困难年代，爸爸消化不好，干重活多，体力消耗大，家里吃汤面条时，（而那时因缺粮午饭大多时候都吃汤面），就先给爸爸捞一碗干面，妈妈和我们都吃汤面，已成惯例，无人有意见。这一惯例直到改革开放后，吃饭问题彻底解决才终止。妈妈对爸爸生活上关心照顾无微不至，在村里尽人皆知，传为美德。
　　 2003年我从家乡举家迁到县城，搬家前的2002年我家被所在的行政村和乡政府评为《五好家庭》荣誉称号。乡政府颁发了证书和奖品。
　　 妈妈逝世那年88岁，算是高龄。她年轻时就老想自己可能连40岁都活不到，我平时尽量注意不让她操心、挂牵啥事，这样消化也好了许多。住到县城后，一直同我住一起，偶尔在妹妹家去几天，就想尽快回来。她又不愿让妹妹直接给我说，只是问：“你哥没打电话吗？”我一旦得知消息，就知道该接妈妈想回家了，尽快接她回家。
　　 妈妈在世时，最爱和我交谈。从我十七、八岁时起一直都是这样，我们娘俩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妈妈思维细腻，精神世界丰富，爱憎分明，这些特点与我完全相同。妈妈逝世是我少了一位可爱的母亲，我和妈妈不仅是母子关系，更是因为思想感情融洽不可或缺的心灵相通的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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