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4年秋，我从小学升到中学读书，年仅十二岁，仍是一个满脸稚气的孩子。
　　 一个周日的黄昏，姐夫搀着大姐突然来到老屋。他们都是小学老师，彼时，大姐在一个名叫半山的村校里执教。大姐身材高挑，红润细白，向来风风火火的，绰号“苏联囡”，甚是健美，如一个来自战斗民族的女运动员。那天不知咋的了，她面无血色，一脸憔悴，好像患病了。
　　 母亲一见，便“哦唷”了一声，脸色也跟着变了。大姐用冰冷的手，摸了摸我的脸，遂把母亲拉到一旁嘀咕。母亲听罢，脸部表情渐渐由阴转晴。接着，大姐跟母亲说了一番话。母亲听了，愣了愣，看着我，缄口不言。大姐又贴着母亲的耳朵言语了一通，母亲沉思了一会儿，最后点了点头。
　　 当时，她俩一直是压着声音说话的，我听不清楚她们都在说些什么。当然，后来我完全知道了。如果把当时的情景回放一下，应该是这样的：
　　 大姐说，妈，你放心，我没事，就是小产了。母亲遂松了一口气，说，噢，你咋这样不小心呢，我还以为你生大病了呢。大姐说，妈，我得请一个礼拜的假，但课不能停下，我想叫阿弟去替我顶一个星期。母亲咯噔了一下：怎么？狗亮还这么小，就叫他去当老师，吃得消吗？再说，他还要读书呢。大姐补充道，实在是事出无奈，就一个星期，时间太短了，代课老师不好找，所以只好让阿弟去救一下急，你放心，没多大问题的，他只须到学校里把我的学生看住就行了。大姐是母亲的心头肉，平时虽是母女，却情同姐妹，母亲权衡了一下，终于同意了。
　　 于是，我就稀里糊涂地成为了一个临时救急的代课老师。尽管我还是一个混沌少年，只是去代了一周的课，但毕竟也是当过老师了。
　　
　　 二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次日一早，晨曦乍现，姐夫送我去半山。半山是一个小山村，在盆地西北边缘的山那边，距舟浦十几里地。我背着书包走在前面，姐夫拎着行李袋跟在后头。我们一路过阡穿陌，爬山涉水，天亮的时候，新亭到了。山路至此，分出两条，一条弯向左边的大青山，一条斜向右边的低丘缓坡。左边的山岭，是我砍柴的必经之路，盘山而上，曲折如梯，很熟悉。右边的山路，蜿蜒起伏，忽上忽下，只听说它是通往岩门的，我从来没走过，很陌生。
　　 我们走向了右边的路。一路之上，姐夫的嘴巴一直都没闲着，他在教我如何上课，抓班级纪律，教学生读书，以及诸多的注意事项。我们走得很快，八点未到，就来到了学校。半山，说是一个村，但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村庄。我不知道村里有多少房子，有多少人烟。只看到散散落落的房子，有的建在山坡上，有的建在山谷里，有的建在稻田边，东几座、西几座的，哪儿有一丛浓浓密密的老树，哪儿就有几户犬吠鸡鸣的人家，像一把葱花洒落在高低不平的丘陵间。
　　 学校处在一个坐东朝西的半山坡上。三间，两层，红砖丹瓦，下层是教室，楼上是教师宿舍。后面是一座凸起的小山峦，灌木丛生，葱茏茂密。前面有一块长方形的黄泥地，杂草浓的浓，淡的淡，几丛野菊花，烛光一样盛开，是学校的操场。操场的下面有一小垄梯田，稻子半黄半绿，尚未收割。往垄上甩一粒石子，麻雀便像一张灰色的网，轰然浮出稻浪，斜斜地撒向低空。
　　 全校加上我，三个老师，姓啥名甚，是男是女，全然忘了。共有五个年级，六十多名学生，却只有三个教室。除了五年级单独设班，其他年级都是混班教学的。
　　 我接教的是三、四两个年级，挤在一个狭窄却也明亮的教室里。左墙边坐着三年级的同学，十几个人。右墙边坐着四年级的同学，也只有十几个人。中间是通道，犹如一道天堑，楚汉分明。两个年级的语文、数学以及音体美全由我一个人包教。这里的老师，个个都是全科老师。上课的时候，两个年级的主课交循着上，如果先上三年级的语文课，四年级的同学则自行先做数学预习或作业，待到下节课，便轮到上四年级的数学课了。其他功课，两个班级合在一起上。
　　 总以为，当老师一定会很难。想不到，其实那时候上课是很简单的。上语文课，只须教同学们认识生字，解释词语，组词造句，朗诵课文。上数学课，只须教同学们做题目，该加减就加减，该乘除就乘除。改作业也容易，对的打个勾，错的划个叉，该咋的就咋的。教唱歌就更简单了，选一首自己会唱的歌曲，我唱一句，学生们跟着唱一句，待唱到下课铃响起，便应付了过去。
　　 一切都十分顺利，惟有上第一节课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小麻烦。同学们一看到我进入教室，非常吃惊，眼睛瞪得个个像田螺：妈耶，这是真的吗？这位小哥哥就是我们新来的老师？山里的孩子读书迟，他们的年龄都与我不相上下呢。四年级的班长是个脸蛋红扑扑的女孩子，她闪着一双乌溜溜的黑眼珠，瞄了我一眼，又瞄了我一眼，迟迟不叫“起立”。
　　 这咋行呢？是嫌我人小吗？难道她就不明白，就算是五岁的孩子，只要往皇帝宫殿的金龙椅上那么一坐，虽然长得不像皇帝陛下，但文武百官还不是同样要下跪三呼“万岁”的吗？也许是陌生吧。于是，我就说，同学们，我姓王，是你们王芳老师的弟弟，也是你们新来的代课老师。说罢，我朝女班长招招手，回瞪了她一眼，大声地说，上课！她这才反应过来，红着脸喊道，起立！我说同学们好！教室里回道，老师好！我说坐下，现在开始上课。到了下课铃响起，我说下课！同学们“呼啦”一声，全部立正站好。我说同学们再见！他们说老师再见！
　　 就这么简单，我成为老师了。
　　
　　 三
　　 校舍的北端依偎着一间小矮房，是厨房。午饭，大家都是在学校吃的。到了下午放学，另外的两个老师便回到附近的家里去了，学校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幸好，大姐事先有周密安排，她专门把我的吃住托付给当地的一户人家。
　　 主人姓卓，好像是个村干部。他的儿子读五年级了，与我同龄，长得与我一样高。每天放学，我们就一起到他家里，吃完晚饭，借着一盏昏黄的灯光，我改作业，他做作业，然后吹灯睡觉。到了第二天，一吃完早饭，我们又一起回到学校。每次，我吃白米饭，小卓吃番薯丝。嘿，老师与学生的待遇，是全然不同的。
　　 小卓的家，处于一个青葱的山谷里。山谷不大，有点儿弯，浅浅的，四周长满茂林修竹，里面有水塘，有田地，有牛羊，有几道篱笆墙，有好几座黑瓦房。小卓的房子处在水塘边，水塘里浮有红䕯，厚厚的一层；游着花鸭，好像有三五群。墙坎边长着一棵柚子，两株柿树。记得彼时，柚子尚青，柿子未红。但一天晚上，小卓拿了一个水浸柿给我。我吃了，居然一点也不涩口，并且甚是甜脆，很是好吃，让我记忆深刻。
　　 那时候，我毕竟还是一个贪玩的孩子。在学校，除了上课，便是与同学们一起玩了。显然，大姐跟另外两位老师是打过招呼的，他们知道我纯属是来“放牛”的，对我的所作所为，并不计较，皆一笑了之。其实，他们的实际水平也很一般，记得其中一个，老是把“向日葵”读成“向日鬼”的，我很想把他指出来，但想起姐夫叫我别管闲事，便罢了。
　　 在半山的日子，我终日与同学们嘻嘻哈哈、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欢天喜地的，仿佛是美猴王回到了花果山，过得甚是快活。
　　 课间，我发现其他班级的同学们都在悄悄地朝我看，特别是五年级的那几个女同学，她们刚刚还在野菊花的丛中“踢田驮（一种由纸条扎成的玩具）”，一蹦一跳的，把那些美丽的黄草花都踩得乱七八糟了。她们见到我，居然就都停了下来，居然还朝我边看边说。我长得有那么好看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我朝她们一瞪眼，她们立即就把脑袋扭了过去，顷后，突然就莫名其妙地发出一阵“咯咯咯”的笑声，像母鸡下蛋似的。我不再理会她们，径直走向操场中央。
　　 那里，有几个男同学正聚在一起玩一种叫“打纸叠”的游戏。我是打纸叠的高手，站在边上只看了几眼手就痒了。我说，同学们，能让我跟你们一起玩吗？他们好像很惊喜，纷纷说，好的，好的，小老师。什么叫小老师呢？我听了，心里就有点不爽。便说，同学们，老师就是老师，是不能分大小的。他们说，好的，好的，小老师。我一听，我都已经说过了，你们咋还叫我小老师呢？却也无奈。心想，既然你们不讲礼貌，那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我鼓起劲，一阵狂轰猛炸，就把他们手上的纸叠全赢了过来。
　　 同学们全傻眼了，说，小老师，你真厉害。我说这算啥，真正厉害的你们还没见识过呢。他们仰着头，像一群青蛙在呱呱叫：小老师，你都会啥呀，能否给我们露一手呀。我本来想说自己会打篮球排球，还参加过全县的中小学生乒乓球赛，但考虑到都没得奖，遂不好意思说出口。我说好的，今天我就给大家露一小手吧。操场外面的梯田下，有一个秋波粼粼的小水塘，隔着十几丘窄窄的水田，距操场直线距离约五六十米左右。我拾起一片小瓦粒，问他们：同学们，你们猜猜看——我能把这片瓦粒甩出多远？他们看看我，又看看田垄，开始猜。有的说，能甩出三丘田，有的说，能甩出七丘田……我说，这样吧，如果我能把瓦粒甩到水塘里，你们就把小老师的那个“小”字去掉，如果甩不到，就还叫我小老师，行不？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行！
　　 结局早已注定。在十岁时，我站在老屋后面的道坦上，就可以把石子甩到老屋的门前潭上了，那距离足够有六十多米远呢。我屏住呼吸，卯足劲儿，助跑，挥臂，但听“嗖”地一声，那片瓦粒就如一颗流星飞向了空中，倏地，水塘上便冒起一个水花。同学先是瞪着眼睛惊了惊，接着就发出来了一片欢呼声：小老师，你太厉害了！唉，他们还是叫我小老师，真是拿他们没办法。
　　
　　 四
　　 快乐的时光转眼即逝。总以为，我会以笑脸圆满结束这一次短暂的代课之旅，万万没想到，就在即将离开的前夕，我在半山留下来的，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哭声。
　　 星期五下午的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我想，明天我就要离开半山，与亲爱的同学们说再见了，为了把这节体育课上得有趣一点，我决定领着同学们到学校的后山上去“捉特务”。对我来说，搞这种小游戏，可谓是轻车熟路了，组织起来一点也不难。我从四年级里，选了五个男同学当特务，让那个女班长担任武工队队长，带领其他同学去捉。
　　 到了后山，待特务们在山上隐蔽好后，我一声哨响，武工队员们便开始行动。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大约仅过了十几分钟，就有四个特务被同学们或从灌木林里，或从杂草丛中给逮了出来。只剩下最后一个小炉匠了。小炉匠是四年级的体育委员，长得瘦瘦的，一双大眼，贼亮贼亮，擅长爬树，是个鬼机灵。他的唇上经常挂着两条鼻涕，像两条蚯蚓时不时地在鼻孔里进进出出的，我讨厌他的鼻涕，便给他取了个小炉匠的绰号。我料想，小炉匠再有能耐，定然很快就会落入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之中。想不到，结果竟大出我的意料，他太狡猾了，同学们把前山后山搜索了一遍，又搜索了一遍，始终就是不见他的踪影。
　　 眼看一节课的时间就到了，我只好亲自出马。
　　 沿着一条荆棘丛生的野径，我来到了后山那边的一个山岙里。那里，地幽境僻，蓈枝疯长，一片金黄。却见金色之中，站着两棵绿树，一大一小。小的是石楠，一人多高。大的是甜槠，枝繁叶茂，像一朵浓云，在秋风里瑟瑟作响。我走到石楠树的边上，朝“浓云”上喝道，小炉匠，下课了，你下来吧。哦，好的。小炉匠在“云朵”里回应道。
　　 我得意极了，就凭小炉匠的道行，焉能逃得出我如来佛祖的手掌心哦。不料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我先是感到额头蓦地痛了一下，紧接着又好像头上被火烫了一下，似乎脑袋一下子就变大了，随之，一阵剧烈的疼痛在刹那间就袭上了心头。那疼，我从未经历过，又烫，又麻，又辣，又疼，是舟浦人平时所说的“辣椒皇疼”，常人根本就熬不过去。我惨叫一声，便倒地翻滚，禁不住嚎啕大哭了起来。小炉匠从树上爬下，搀扶着我回去。回到学校，我头上更疼了，额头上还肿起了一桃子般大的疙瘩。我真不想哭，却又止不住，继续放声大哭，全然忘了自己是一个老师。同学们都集中在操场上排队，等待放学，他们见我成了这个样子，轰然大笑。有的笑得弯下了腰，有的笑得直捂肚子，有的笑得像盛开的牵牛花，有的笑得像该死的狗尾巴草。他们不仅在笑，还在叫：哈哈，小老师被马蜂咬了！咯咯咯，大家快来看呀，小老师的头上长桃子了！
　　 另外两个老师看到了，也笑得前仰后翻。其中一个安慰我说，小王老师，你咋去弄马蜂窝呢，不过没关系，你就被蛰了一口，抹点茶油就好了……
　　 此事已经过去快半个世纪了。至今想起，仿佛就在昨天。我感到，当时我虽然狼狈不堪，但那哭声却比笑声还要美好。因为，那哭声，事关成长。一个人要想好好地成长，除了笑声，哭声也是必须要经历的，而哭声，有时候往往比笑声更加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