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三姐在世的话，她可以像别的女孩子那样羞涩地读着邻家哥哥的来信；她可以像别的女孩子那样成为一个好妻子；她也可以像别的女孩子那样成为一个神圣的母亲……而我的三姐，她只是父亲的一个女儿，一个父亲永远的女儿！
　　 大概是出生在秋天的缘故吧，她极爱菊花。一到秋天，正是草木枯衰、百花凋零的季节。而三姐种的菊花，环绕于屋前屋后，有的雪白如玉，有的粉里透红，有的金黄刺眼……菊花盛开的日子，家中的土砖房俨然成了陶渊明诗中的“世外桃源”。浅浅菊花香，盈盈秋风至，三姐在菊丛中淡淡的笑容，一如她的人，伊人淡如菊！大姐常开玩笑地说：“你的名字不该叫秋珍，而应该叫秋菊。”在那个温饱都不能顾及的年代，三姐喜欢菊花，这种喜好对于别人来说是一种“作”，很另类。
　　 从小学到初中她都是班长，不仅学习好，而且体育成绩也好。在学校很有号召力，班上的男生也都对她俯首贴耳，甘拜下风。运动场上，她更是生龙活虎，身姿矫健，跑步、跳高、跳远，只要有她参加的项目，第一名就非她莫属。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喜爱运动的健将，喜欢菊花不畏风霜的人，在我们七姊妹当中却是最胆小、最敏感的人。她怕黑，怕老鼠。她有夜盲症，一到天黑看什么都是朦朦胧胧的。那个年代，在我们那儿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晚上去黄石工人疗养院看电影，到青湖老戏台去看戏，夹在大姐和二姐当中的那个人一定是三姐。那时候，家里住的还是土砖屋，老鼠极多。一到夜间，老鼠就出来四处活动，我们都习以为常。可是，三姐一听到老鼠吱吱地响声，就躲到被窝里缩成一团。在她坚强的外表下，爽朗的性格中，掩藏的却是一颗敏感而又脆弱的心。她是一个需要“特别”保护的人！
　　 正因为如此吧，一九八○年，三姐年纪十七岁，父亲不顾母亲的极力反对，不顾二姐的眼泪，毅然决然地让三姐到黄石棉纺织厂顶职（按道理应该是二姐去顶职的），成为了一名纺织女工，捧上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
　　 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姐因严重的肾炎住进了医院。即使是在医院住着，她还是叮嘱大姐把她的菊花照顾好。在我们七姊妹当中，三姐是长得最像母亲的人。她身材苗条，白皙的瓜子脸，明亮的眸子好似清澈的湖水。上苍呀，你赐予了三姐过人的美貌，令人羡慕的工作，却要夺去她年轻的生命，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宿命，所谓的自古红颜多薄命？
　　 一九八三年的二月，三姐已到了尿毒症晚期。由于病魔的摧残三姐整个人都变得面目全非，简直和以前判若两人，白皙的瓜子脸变成了蜡黄的大圆脸，苗条的身材变得圆滚滚的，明亮的眸子浑浊无神，让人唏嘘不已。
　　 当年暑假期间，我接替四姐去黄石一医院照料三姐。打针、吃药，三姐好像已不再害怕。每周一次的透析，对于三姐来说是那么的痛苦。每当她躺在透析的床上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说：“老五（我的小名），我好怕，我真的好怕！当我睡着时，你会守在我的身边吧，你莫打瞌睡哈，一定要守着我呀！我怕我一睡着了就醒不来了！”那种对死亡的恐惧至今还在我脑海里盘旋。那时的我，是那么呆板，是那么的不懂事。在透析室一呆就是八小时。我人在透析室，而心却早已飞到外边去了，只盼着三姐的透析能早点结束，我好跟刚认识的伙伴一起去江边玩，去飞云公园玩。一直以来这成了我心中的隐痛，我感到特别的羞愧，特别的后悔。我没有尽到一个“看护”的本分，我没有尽到守护她的责任，也没有实现我对她的承诺。
　　 也许是预感到了自己的生命已到了尽头吧，她说她梦见去世的母亲来接她了，还梦见了一个开满白菊花的“新家”。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那天，三姐执意要出院。早上九点，十七岁的四姐办好了三姐的出院手续，我背着三姐住院期间的包裹，四姐搀扶着三姐，我们坐上了1路公交车到沈家营，又从沈家营转乘5路车到黄石疗养院路口。到了疗养院路口，距离家里还要步行半个小时。那时，这条路既没有通公交车，路上也没有麻木，出入全靠步行。
　　 正是中午时分，七月流火，烈日灼人，柏油马路都晒化了。马路上行人稀少，只有知了在槐树上起劲地叫着。我扶着三姐坐在路边的树底下，早已是汗流浃背了。四姐去拦拖拉机，碰运气看有没有哪个生产队路过的手扶拖拉机好带我们一程。运气还算不错，七一大队的手扶拖拉机早上送菜去市内，现在回程。我们说了些好话，那个师傅答应捎我们一程。我和四姐两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三姐扶上了拖拉机。要是在以前，上个拖拉机对于三姐来说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可如今她上个拖拉机都那么费劲！
　　 三姐在家里度过了一个月没有打针，没有吃药，没有透析的日子，也陪着她的菊花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三姐的生命戛然而止，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年仅二十岁。
　　 我的三姐，她没有等到菊花绽放的那一天。三姐的离去，一度让父亲这个坚强的男人处于崩溃的边缘。两年前母亲去世，现在是三姐离去。正如父亲说的那样：我的女儿多，但没有一个是多余的，每一个都是很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