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此文写于2022年4月1日，至今已经整整两年多。写完后，我却不敢打开文档，更不敢修改文章，毕竟每看到一次，就如同一根尖尖的针扎进我的心，隐隐的痛。是我的疏忽，是儿子的不孝，才导致老人家瘫痪在床，一日三餐需要人服侍，落到如此境地。
　　
　　 妈妈生于1950年10月11日，国家刚刚成立，到2022年已经73岁。73岁的她满头白发，瘦骨嶙峋，双脚无法站立，刚刚得知消息，可以领“工资”。2022年3月30日，家乡医疗保险局的人打来电话，通知妈妈的医疗护理险已经通过审核，每月可以领取450元人民币，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我听闻这个消息，既欣慰又心痛，欣慰于国家强大，是我们贫苦百姓最稳固的坚实屏障；心痛于妈妈的这些“工资”是用卧床不起的痛苦换来的。
　　 妈妈一生贫苦，幸福从来与她没有沾边。外婆出生于旧时代，没上过学，脾气不好，整天唠叨不停，交流的唯一方式就是骂人，不停地骂。外公大概是无法忍受，于1979年自杀身亡。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生活在那样的年代，妈妈的生活可想而知。
　　 嫁给爸爸后，妈妈也没有过上好日子。爸爸性格木讷，一辈子受人欺负，任人宰割，如果一根木头，三棍子也打不出一个屁。爷爷同样去世得早，刚结婚就不幸惊吓而亡。那时，爸爸刚出生不久，童年非常悲惨，穿不暖，吃不饱，受人欺负，筑造了“老实巴交”的城墙。两人结婚时，爸爸借了两百多元的外债。也许，两百多元钱，对于如今来讲九牛一毛，可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那是一家人辛苦一年也难以赚到的。毕竟，能填饱肚子，不饿得饥肠辘辘，已是太多人的奢望。爸爸妈妈背着外债，早出晚归，艰辛劳作，好不容易还完，子女也相继出生。
　　 五个子女，三儿两女，养活已经很不容易，更何况都要上学。虽然大姐没读什么书，只读了四年级就辍学在家，其他四个孩子全读了初中，我和二哥还读了中专。记得1994年秋季，我，二姐，二哥，三个人同时上初中，学费又非常贵，每人每学期四百多元。光交这学费，就足以压垮爸爸妈妈，更何况还有吃穿用度等其它费用。
　　 那年开学，爸妈坐在堂前的漆黑中，唉声叹气，想方设法。开学在即，掏空压箱底只有几百元，凑不够三人的费用，拿什么去交钱；让其中某一个孩子不上学，又于心不忍。怎么办？到处去借，邻居都知道家里的状况，生怕根本还不起，全找起理由；回娘家找亲戚，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最后，怎么凑够的？我不知道，但我们三人都背起干净的书包，欢快地踏上了去学校的路。后来，我曾问妈妈那年的钱怎么来的？她说“借呗”，两个字云淡风轻，但我知道这背后的份量，是何等之重，重如泰山。
　　 等我们长大些，结婚生子，妈妈经常帮忙带孙辈。大哥家，大姐家，二哥家，我家，她都帮忙照顾，许多还是没有任何酬劳，反而常常贴补。2000年，大哥出了点事，失去了短暂自由，侄子刚刚出生，都由妈妈带大。经常，她脱下外套，铺在菜地旁，让侄子在上面玩耍，她一边看着，一边劳作；不时擦擦额上的汗水，一边逗弄一下年幼的孙子。
　　 妈妈是闲不住的人，一年四季忙到头，春耕夏茶秋收冬柴，从来没有歇息的时候。分产到户时，我家的产业全村很少；可过了几年，我家的茶业和菜地在村里算得上数一数二。虽然都在半山腰，虽然都在深山坞，缺水少肥，但经过妈妈的精心侍弄，庄稼和蔬菜都枝繁叶茂，收获颇丰，那是无数的汗水换来的。
　　 最累的时候，毫无疑问是夏收夏种。南方水稻一年两季，夏天收割，夏天插秧，几天内完成，根本等不得。一旦错过节令，要么成熟的稻谷在穗头发芽，要么错过了插秧，第二季就无法耕种。往往，那段时间艳阳高照，温度高得吓人，顶着草帽又嫌碍事，只能熬着做。妈妈身体不好，还是坚持到田里，踩着露水，踏着月光，忙得吃饭都是匆匆扒几口，扒完又继续弯下腰，拿起禾镰。
　　 妈妈生孩子时，没有什么人帮衬。家里又穷，几乎揭不开锅，她没有任何办法，坐月子的第二天就自己洗衣服，就要下田插秧。春寒料峭，青蛙还没有从冬眠中醒来，温暖的太阳虽然照在头顶，但水温仅有几度的样子。大家穿着破旧的衣服赤脚站在水田里，爸爸冷得直打寒战，更何况刚刚生下孩子的妈妈，身体瘦弱的妈妈。
　　 我总怨恨：“既然刚生孩子，管它呢，就好好坐坐月子，把身体养好！”妈妈一声长叹，沉重的叹息声中透出了许多的无奈。确实，没有亲长帮忙，几个孩子嗷嗷待哺，总不能饿死吧！至于身体的健康，将来的患病，根本不在考虑的范围。
　　 这样，妈妈的身体像一棵虫蛀的树木，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坏了。她长年喊腿疼，关节肿起来，跟大象的腿有得一比。每个夜晚，爸爸经常点着煤油灯，用个搪瓷碗装上一点商店打来的白酒，放在火里烤热，点燃一张纸扔进去。这时候，酒精燃烧起来，冒着蓝光，像极了鬼火，整个家里散发着浓浓的酒香，爸爸用手蘸酒，给妈妈不断地揉搓。只有这样，妈妈才能够睡一个安稳觉。我的整个童年里，就有无数这样“用酒搓腿”的场景，陪伴我所有居家的时光。时至今日，我似乎还根深蒂固地以为酒不是用来喝的，而是用来搓腿的。
　　 2016年后，妈妈的关节炎越来越严重，经常疼得无法入眠，半夜睁眼到天亮。白天，又投于辛苦的劳作中。酒精的揉搓已经失去了作用。这个时候，家里条件已经有所好转，我们把妈妈送到中医院、人民医院，治疗了数次，都无法真正治愈，都是稍许好转后又复恶化。医生也郑重强调：“风湿病是不死的癌症，只能缓解，无法治愈。”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把医院当作最后的庇护所。
　　 直到2019年，母亲打听到一个小道消息，有好药，可以治疗。我通过电话，通过网络，通过快递，花了将近两千元，从江西南昌的一位段医生手里，买来一些激素药。妈妈和水服用之后，那几天不疼；几天后再疼，再服，反反复复……
　　 2020年，妈妈的病情更加严重，整整一年时间住院五六次。她大概是遗传了外婆的基因，脾气不好，暴躁易怒，整夜吼叫，对亲人如此，对医生如此，对同房的病友如此……病友受不了找到医生，医生受不了找到我，委婉地劝我们出院。我无奈地苦笑，除了赔礼道歉，请求谅解，还能说什么。
　　 本来我想，妈妈在医院里多住些日子，回家后按照医生开的药准时服用，病情总要好些。可是妈妈不愿意，不配合治疗，不按时服用，谁劝都没用，只能回家。她死活咬着一句话不放：“死了算了，治了也没用，来了这么多趟医院，要有用早治好了。”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毅然停了所有药，就连跟风湿病毫无关系的高血压药都不再吃，似乎已经抱着必死决心。回家后，妈妈拄着一根小竹棍，四处乱走，还曾经忍着疼痛走了几十里山路，上山下山，弯曲盘旋，到隔壁的乡镇去买农药，非说要喝药自杀。店主怕承担法律责任，当然不肯卖，出多少钱也不卖。两人还为此吵闹了一番。她终究是没有买到，自杀也就不了了之。
　　 到了2021年5月，妈妈躺在床上，再也不愿意起来。我们工作忙碌，没有及时回家，认为她只是躺下去休息几天，就恢复正常。爸爸呢，也劝不动她，任其自然发展。自此，她再也没有离开房间，离开床铺，爬起来走动过。就这样，妈妈瘫在了床上，吃的喝的端到床前，大便小便都要爸爸帮忙抱着解决。我们再回去时，在爸爸的帮助下给妈妈洗澡，看她的身上，真的只有骨架，一张薄薄的皮贴在骨头上；手脚上的指甲全都变了形，厚厚的像粉状；关节处还是肿得高高的，根本触碰不得；满头的白发胡乱地盖在头上，眼睛深陷进去……
　　 妈妈体寒，特别怕冷，即使是健康时也穿得厚厚的，坐在炭火盆边，将炉火拨得很旺。可是到了73岁高龄时，到了寒风刺骨的冬天，到了温度更低的大山里，还仅盖着薄薄的棉被。我问她要不要厚点的被子，她摇摇头，说无法承受，盖在身上无法呼吸。我们摇头，真不知道漫无边际的冬日夜晚，她将如何熬过。也许，时光才不管这么多，无论前方是死亡的漩涡，还是幸福的殿堂。它都自顾自走着，将一切的一切抛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去体验，去感受，去消解。
　　 不过，无论时光如何走，永远也没有改变妈妈对我们的爱。哪怕她已经躺在床上，我们归家时，还是交代爸爸烧饭做菜，给我们准备一些干菜。清明节，爸爸挖了春笋回家。妈妈在房间里，隔着木板墙大声说：“这些，你们带些到城里去，烧点酸菜吃，很下饭。现在，壳不要剥，剥了容易老。”其实，她哪里知道，这季节的春笋，菜市场里几毛钱一斤，根本不用带；其实，她哪里知道，我已经年过不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她心里，我还是年幼的娃，却不知道现在最需要照顾的人，反而是她。
　　 写到这时，我的泪花在眼眶里打转，整颗心酸酸的，涩涩的，总弄不明白，妈妈怎么会变成现在这幅模样，明明家里条件好转，并不穷困潦倒，吃药住院有国家医保兜底，根本花不了多少钱；明明医疗技术日新月异，多少奇病怪症都能术到病除，她又何至瘫痪在床？这让为人子女的我们如何忍心目睹，看到她时，只能一次次背转身，默默地擦干眼泪，又强装笑颜，给她端茶倒水。
　　 2022年2月，北风已吹过，东风至人间，大姐听邻居说国家有一项好政策，对瘫痪在床的所有公民特别照顾，都可以申请护理险，每月450元。我四处打听，跑东跑西，填表盖章写申请，终于在工作人员的审核下，得以通过。对于贫穷一辈子的妈妈来讲，临老还领工资，让人叹惋。只是，对于长年躺在床上的妈妈来讲，钱又有什么用，又能派上什么用场？能买来健康，或是换来幸福，很难吧！也许，只是增加一份安慰罢了！
　　
　　 后记：不幸中的万幸，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年，瘫痪的妈妈还是好好地躺在床上，没有过多疼痛，没有长出褥疮，依旧吃得下饭，喝得下水，大小便正常。我得以时时回家，看一看苍老的她，瘦弱的她，也是一种上天垂怜的幸福。但愿，这份幸福能久点，更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