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作家李宝嘉所著的《官场现形记》是一部描写官场丑陋的文学作品。然而，当我们细评其中各色人物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良人性时，显见《官场现形记》实质上是一部揭示中国人性的社会学作品。它通过“官场”演示人性、人性不良导致官场腐败之内在逻辑，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晚清官场和社会生活画卷。
　　 不论是“文明落差”还是改良失败，其直接层面因素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但深刻层面还是“人”的问题。这个“人”是指具有一定社会意识和特定个性的社会民众。中华民族二千多年的儒家思想中包涵着负面影响成分，如等级观念、中庸思想以及保守压抑的行为规范等等，这些发自于人性、形成于观念的思想意识是导致专制主义、封建政体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根本的问题是：人世间的小气、狭隘、妒忌、奸诈、邪恶、怯弱、趋奉、顽固、自大、张狂、蛮横、麻木等等在这里漫延。这个“人”才是中国社会长期积弱相对衰落的根本原因。前面讲过科举制度影响了中国文人和中国社会，但许多问题比如考试作弊等不能算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作弊之利远大于不作弊，故才有人去铤而走险。但是制度长时期又会影响人，这是无可非议的。科举制度不正是被统治者所利用，只考四书五经，严格要求八股形式，不重视其它知识如科学技术等，才束缚了人的思想使社会落后的吗？统治者为什么要考四书五经？是因为四书五经的理论有助于自己的统治。这是统治者的不良人性给社会造成的恶果。而《官场现形记》正好证实了晚清的末落与失败是社会各个界层不良人性的必然。
　　 《官场现形记》中描述的许多不良人性使我们作为中华民族一员而深感不安和无奈。现在当我们为《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许多官兵英勇壮烈、最终全军覆灭而悲壮痛惜时，可曾想到全军覆灭与腐败密切相关？北洋水师有“世界排名居前、远东亚第一”之称，质量数量并不逊于“日本水师”。然而，军官层层克扣水师军费，吃喝跑官；敷衍练兵，“操练尽弛”；官兵们违背《北洋水师章程》，“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将领们“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很多管帐的在码头上建房养妾；用军舰载客载货赚钱；至于弄虚作假、酗酒聚赌等等不一而足。北洋新军军风毒化，“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真是欲悲先恨欲哭无泪啊!民国时期是“天下为公，地上为私”。抗战期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有人会说，这是管理的失败，那么管理为什么会失败？人性私的膨胀和整体无力节制才是根。今天，李宝嘉笔下的那些人和事犹在眼前，只不过是没了辫子，然而其习性、心理、手段、程序等都如出一辙。让我们来看看由不良人性所必然导致的社会不良和社会灾难吧。
　　 58年“大跃进”期间，各地争报“亩产万斤”。在那个大气候下，水稻区的农村基层干部带领广大农民趁夜操作，把若干亩即将收割的稻子连根拔起聚拢在一亩田里，稻秆密积，此即“亩产万斤”之良田，以此迎接上面检查。谁人不知是假!那是全社会在造假啊!向全世界真实上影了一幕“皇帝的新装”。恰在其时还有一批知名专家出面论证粮食理论亩产为10至20万斤。结果按“亩产万斤”比例上交，把所有的粮食都交公了，没有吃了。加之自然灾害，“大跃进”中“亩产万斤”造成数千万中国平民无辜饿死。多少年来，一直搞人对人专政，不断地搞“肃反”，整人快活，墙倒众人推，依势不依理，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文革”。“文革”是专制意识、专制利益的产物，是人性的必然，致使社会经济文化遭受了灾难性破坏。它是一次人性药敏试验，运动相当程度地依赖于迷信、盲从、趋奉、懦弱的社会基础。“文革”包涵了重新分配政治权力的利益驱动，对专家学者和一切成就者的迫害是嫉妒、是不容等等。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正受到不良人性的阻碍。官场腐败的标准在宽泛退让。建设工程中公有资产有层层流失倾向，甚至在人命关天的江防工程上搞“豆腐渣工程”。企业转制中严重存在着有权人和有钱人联手参与相当部分资产的无偿瓜分。作为改革开放经济载体并正在成为国民经济重头戏的股市上市公司，有的公司运行依存于当届管理层短期利益的驱动，有的甚至变相地非法分配占有股份资产。几乎每个月都有矿难发生，而每次都有几十甚至上百的矿工遇难，这里面包涵了多少既得利益群体对整改的敷衍、对检测手段的漠视、对关停的延滞，同时暴露出监管制度力度的软弱。泛滥的公款吃喝乃至用公款行享乐性消费已是见怪不怪。公务中大量存在以私利为立足点，不惜搞虚搞假。中国是世界上公务和职业权力私有化十分严重的国度，官场“搞人”成为做官的基本手段。社会上除做官经商做学问外，劳动者与劳动职业普遍相排斥，不同程度的敬业精神不足甚至缺乏职业道德，成为产品、劳务、社会组织效能低下的基础因素。国家大力医治河南艾滋病农民，比例相当高的健康村民纷纷雇请hiv阳性者顶替化验，免费领取机会性感染药物供家人亲戚甚至牲口药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人在曾为圣贤之地的沿途摆放工艺品，暗中却牵绳绊索，当游人绊倒工艺品时就有人出来让你赔钱。中国一些“信教者”平时从未按教义来约束修善自我，反而是无事时烧香索取、出事时就磕头消灾。而现今利用佛事骗钱取财更为人神所共愤。偷排“三废”，乱扔垃圾，美丽的城市广场痰渍斑斑。有的医疗单位借治疗所谓“性病”搞钱。假冒伪劣产品不绝于市，食品的安全令人不安。看看电视、电台等媒体里的广告吧，有穿着白大挂，戴着眼镜的专家、教授、学者，也有各种各样的名人，还有周边地区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在为某种所谓的新产品做宣传。可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内容中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明明不是真的，为什么还要那样说呢？癌症难治，就出现种种抗癌药；牛皮癣难治，就出现多种治疗牛皮癣的特效药。今天是这种药，明天又换另一种，连宣传媒体都在争先恐后为假冒伪劣产品大行其道时，谁还会为老百姓的生命安危去考虑？所谓的直销产品（实则传销）在国内疯长时，首先被毒害的是传销人员周围的亲戚朋友，这种现象又说明了什么？难道真的是要为自己的亲戚朋友谋一些利益？不，是隐藏在背后的高额利润催促这些人去害自己的亲戚朋友。连亲戚朋友都要害的人，很难说清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善恶取向。可这样的人在我们周围又是那么多。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反映了群体意识正确概念的缺失；“笑贫不笑娼”正是人们道德底线的崩溃；“千里去做官，还是为个吃和穿”，暴露出官场人格原则底线。中国人是矛盾的统一体（阴阳共存），既要脸上笑嘻嘻，又要脚下使绊子；既要当面叫哥哥，又要背后摸家伙；既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又说胜者王侯败者贼寇；既说你有魄力，敢想敢做，又说你鲁莽，方法简单；既说你稳重，不鲁莽，又说你优柔寡断，没有魄力。完全没有标准，没有标准就是标准，为一人说了算打下了基础，为一言堂创造了条件。谁直鼓皱板，谁就被饿得瞪眼，谁就是个大傻瓜。“公道自在人心”这种正义的呐喊是多么无力，又是多么无奈。如果说在人事方面危害不那么明显，不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却是难以蒙混过关的。这是中庸的危害，是中国科技不发达的根源。
　　 人类都跨入21世纪了，我们的社会里竟然还会发生诸如造假食品、有毒食品卖给人吃、制售伪劣药品给人治病、把别人家的孩子和妇女拐来卖掉，多么卑劣啊！官民各行其道，而相当社会丑恶又或多或少与“官匪一气”相关。每有新政策，即有歪对策；每有新事物，就有邪主意。上述有的是普遍存在，有的则是大范围不同程度的存在。我们再也不能用“外国也有”来自慰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并客观承认：在世界各主要民族中，不良人性的普遍程度和严重程度以此为甚。瞧瞧，我们这些不肖的炎黄子孙哦，都干了些什么！
　　 （三）中国人情泛滥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中国是个人情大国，以人情成事，又以人情败事。人情之于人性，就象丑女人脸上的脂粉之于脂粉下的丑陋嘴脸，有着天然的欲盖弥彰的功效。本来吗，人性多纯粹，西方人就少了这些虚假和客套，可是中国人偏偏要涂上一层脂粉，亲切地问一声“吃了没？”没吃你还当真管饭不成？人情的源头与周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天下制有关，人情的泛滥实则是人性私的大暴炸。
　　 人情，包括亲情、乡情等若干方面。他是维系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纽带。在当今社会，人情也不是一无是处，它仍对社会关系的调节起着某些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情的消极作用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对于腐败的产生与蔓延，人情的消极作用就更是显而易见了。
　　 首先，人情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国倡导建立法制社会，而法制社会建设的最大敌人就是人情。一个西方人出了什么事情，他首先会说：“请找我的律师。”而一个中国人出了事，他则会首先说：“找一找，看有没有关系。”这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找律师的结果是按法律“公事公办”，因为他们都觉得法律值得信赖，可以依靠；找关系的结果则是“私结私了”，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又暴露了人们的投机心。被人情扭曲的社会关系，最根本的表现在官员与公民关系的扭曲上。按照正常社会通则，官员应该是为全体公民服务的公务员，但由于人情的干扰，官员就由“全体”公民利益的代表变成了与自己有血缘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那“一部分”人的代表。官员的“服务”也就分出了三六九等，腐败便产生了。
　　 其次，人情模糊了官员行为的是非标准。由于人情的存在，使全社会的人对于官员的行为标准发生了模糊，对于什么是“滥用权力”产生了“右移”。人们的潜意识中似乎已经认同，官员一旦掌握了某个方面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人或者某些人的利益服务是可以容忍的。比如，前几年看到报道，一个西方的教育局长，因让下级为其儿子写了一篇文章而被迫辞职。而在中国，这种事情根本就不是问题。就当前来讲，一个官员如果有严重的贪污、枉法行为，当然会引起民愤。但他如果只是做了为自己的子女就业而行个方便、为自己受灾的老家多拨一点救济款之类的事情，则可以被社会理解，有些事（比如后者）甚至被认为是美德。反之则会被认为是不讲人情、不可理喻。媒体上曾出现过人们普遍对某副市长用贪污的钱扶贫的同情，就突出地反映了社会对官员行为标准的模糊不清。
　　 第三，人情削弱了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党和国家的制度虽然不完善，但并不是一无是处。但实践中总是出现“好经”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的问题，人情是一大原因。比如，党委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虽然不能说这个制度的设计已经十分完美，但这个制度的设计者的初衷是好的，制度本身与所谓的“大民主”比较，也有许多优点。比如，它排除了可能出现的利益集团对决策者的影响，排除了为了选举而产生的“短期行为”，排除了选举产生的“独任制”领导者可能出现的独裁与错误（如德国的希特勒。美国出兵伊拉克，连国务卿都要违心地照总统的意志办），更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但实践中，这个制度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原因正是人情的干扰。常委（党委、支部）一般5至11人，这些人应该是社会或团体的精英，由他们就某问题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再进行常委（党委、支部）内部的民主酝酿，最后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表决时书记也只有一票的权力，这是多好的制度设计。但由于人情的干扰，常委（党委、支部成员）们都在一个班子里共事，农村中都是“一庄老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应该叫真的问题也不叫真了。再加上利益的关系，于是产生了“一把手”独大的问题，腐败就产生了。
　　 所以，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的人情大国，在建设法制社会的过程中，如何摆脱人情的干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人情实则是人性私的具体体现，是人性私的大面积泛滥。不良人性的始作佣者也是人性本私。
　　 （四）不良人性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不良人性的严重性在于：其一是正常化。人性初始，性恶”还被排斥为异己的存在，而现在已经一定程度地被个人意识接纳，甚至部分地成为“合理”的行为方式。同时已经融进“性善”，被社会认可的“性善”是经“性恶”改造升级的，否则就不被认可。当然，不经改造升级的“性善”那是斗不过“性恶”的。事实上正面的成功者或多或少也包涵着经“善恶”重组升级的“善”的帮助。不良人性可分为三类即：为基本生存不得已而为之，这是灾民难民的最后办法；为相对的大利益高目标而不择手段，这是所有欲望高于能力者的有效途径；并非不得已，也非大利，而是处世的基本方式，这在我们身边大量存在。其二是完备化。“性恶”经几千年漫长延续和累积已相当完备：因既无古代也无现代的“宗教”信仰，解除了道德规范的约束，处于心安理得状态；因科学揭示“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因而更唯欲所使；因同时受到不良人性伤害而造成更强烈的对抗心理和手段；因社会生活日益丰富而使方式更加多样；因多种原因导致胆略更大。其三是行为价值标准和社会运行秩序一定程度颠倒。你这人忠厚善良不圆滑、真话实事、没有些“恶”，总有“老实无用”之嫌，甚至被认为不正常，社会把你看得没份量，在利益关头即被奸恶强横所侵。而“性恶”总自认是正常的聪明的，而那些“不及者”都是低能的。说假话做虚事尽管是要被具体地否定，但抽象地还是肯定其“成熟”，“能干”。礼让变成软弱，谦虚等同无知。正途往往变成外表形式，非正途很大程度地成为内部有效手段。官场潜规则、职场潜规则、商场潜规则，各种潜规则粉墨登场。按潜规则行事一路畅通，不按潜规则行事处处碰壁。现实生活与主席台上、电视剧里倡导的相距甚远。按正面教育、正常规范来处理现实问题是不现实的，逼着人要“聪明”、能“搅和”。不良人性凭足够能量旋转起巨大旋涡，进而变成习惯的旋涡、不得不转的旋涡；它在较大程度上制约着现实的社会运行秩序；它不论处于主动或是被动都意味着必须以这种方式“生存”才行得通。颠倒的价值和秩序又进一步对人们起着“反规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