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雷厉风行的手段下，各项新发的到了很好的贯彻，陆续颁行的法令主要有财政、军事、农业、教育等四个主要方面。
　　 在财政上，王安石的指导思想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相关法令是均输法、市易法、免行法。
　　 均输法于熙宁二年（1069）七月在淮、浙、江、湖六路率先推行，这六路是北宋经济的重要支柱，全国所用财赋大半来源于此，王安石的用意可见一斑。相关内容是每路由发运使掌握财赋状况，然后对每年上贡和京城所需物资进行估计，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这项法令剥夺了那些经营于此的富商利益，但也减轻了纳税户的负担。
　　 市易法于熙宁五年（1072）三月推行。在都城开封设立市易务，统一决定市场价格，收购滞销货物，然后在市场需要时出售。也允许商人向相关机构赊购货物，以土地、宅院或者金帛等物作为抵押，出息十分之二。如果过期不还，在利息外每月加罚百分之二。后来又将开封市易务改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总的指导机构。该项法令杜绝了大商人垄断市场，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免行法于熙宁六年（1073）七月正式颁布，就是根据各行业获利的多寡，都让他们交纳一定的钱财，以抵消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这项举措使得经营者不必再为官府服役，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在军事上，王安石为加强北宋军队的战斗能力，推行了系列相关法令，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及建立军器监等。
　　 将兵法是王安石针对北宋军队军官调动频繁，缺乏对底层士兵的号召力而设。于是他一方面对现有军队进行精简，汰弱留强，另一方面，从熙宁七年起，他在北方挑选作战经验丰富的武将训练部队，使兵知其将，将识其兵，达到了提高军队作战能力的效果。
　　 保甲法于熙宁三年实行。它是对现有人口进行登记，两丁取一丁为保丁，十家为一保，这些保丁平时发给弓弩，进行军事训练，夜晚充当巡查，维持地方的治安。这条法令的推行，有利于提高全民作战素质，保丁与正规军进行结合，节省了大量军费。同时人口有了严密编制，也便于规划管理。
　　 保马法则是针对五路义勇保甲而言，只要他们愿意养马，每户可领养一匹，由群牧司现有的官马配给，或是给钱自买，每年检查一次以验看马的肥瘦，如果马生病或死亡，由养马的人家赔偿。换句话说，这项法令把养马的负担变相转给了这些军户。
　　 在农业方面，王安石调整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相关法令有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
　　 青苗法是熙宁二年九月推行的，这也是王安石变法中引起争议最大的一部法令。它要求以各路常平、广惠仓中的粮食作为本钱，当市场上粮价贵的时候，就将粮仓中的粮食低于市场价出售，反之则向粮仓中收购粮食。粮仓中积累的现钱，按照自愿原则，由农民在播种时的正月和青黄不接的五月向政府借贷，收成后加息百分之二十或三十归还现钱。这样农民在缺少粮食的时候，不至于受地主的剥削。但在实施的过程中，部分地区出现了强制农民借贷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诟病。
　　 免役法在熙宁四年推行，它是根据民户家庭财产的多少，要他们各自出钱雇人服役。即使是原来不需要服役的单丁户、女户，也要缴纳助役钱。这条法令使得原来轮流值役的农民回乡务农，也废除了部分特权阶层不用服役的特权，给国家增添了收入。
　　 方田均税法于熙宁四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首先是清查土地，每年九月由县令将土地按照肥沃程度分为五等，然后据此确定需要缴纳的税数。法令推行后清查出豪强地主瞒报的土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却触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遭到了他们强烈的反对。
　　 农田水利法则是熙宁二年颁布的。主要内容是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由相关受益人户按照比例摊分开支。从此“四方争言农田水利”，许多废堤堰得到了整治，治理了黄河、漳河等水患频发的河流。
　　 另外，王安石还让百姓投标增价购买坊场，增加茶叶、盐等的生产数额，还设置了河北寀使司，在临近河流的各州县广积粮谷，以备馈运，这几项举措都加重了赋敛，引起天下骚动。
　　 在教育方面，王安石改变了考试制度，尤其是在新入仕官员法律知识的考核上面加大了力度，甚至要求他们针对案例进行判断，以求取舍。这样就杜绝了一些官员子弟不劳而获，提高了官员队伍的素质。
　　 总体来说，王安石变法使得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限制，皇室、中上层官员的特权受到削减，上户地主和下层手工业者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财税负担。当然，新法在推行过程中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王安石从未动摇。比如，在熙宁三年十二月，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开封知府韩维报告说，开封府有的百姓为了逃避保甲法，故意截指断腕。神宗就以此问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现在士大夫中有些人对新法还不了解，更何况开封府有二十万户百姓，有受人迷惑的愚蠢之人不足为奇。难道为此就不敢稍有作为了么？”神宗说，百姓的言语还是听一听为好。又如东明百姓中有人拦截宰相的坐骑控诉助役钱。王安石对神宗说：“这里的知县贾藩是范仲淹的女婿，喜欢依附流俗，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局面。”王安石还说，治理百姓要知道真伪利害，千万不可一味姑息。如果让他们随便经过省台就鸣鼓拦驾，聚众滋事，就不是为政之道。这番话明显是觉得当地百姓不识时务地出来喊冤给自己脸上抹黑，让自己在皇帝面前下不来台，幸亏皇帝在场，否则这个贾藩恐怕官位不保。
　　 四、众疑群谤
　　 神宗任命先前与王安石关系不错的韩维为御史中丞。王安石想起了韩维前次告御状的事，便说他善附流俗而非议皇上所立的法令，正好韩维也主动推辞，神宗就此作罢。欧阳修年纪已大，又与王安石政治上格格不入，便请求告老还乡。冯京建议王安石出面对这位老资格官员进行挽留，做个姿态。王安石却说，欧阳修政治上依附韩琦，认为韩琦是社稷之臣，这种人在一郡就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他有什么用？于是直截了当地批示同意欧阳修退休。富弼因为阻挠青苗法的实行而被免去使相，王安石意犹未已，觉得这还不能阻止所谓的奸党反扑，甚至将这些人比作尧时期“四凶”中的共工和鲧。灵台郎尤瑛说天气久阴，星转失度，应该将王安石罢退，便被贬到英州反省。还有一个谏官唐垌本来是王安石推荐的，但因为请求皇帝召对，便被王安石外放，死于贬所。朝中重臣文彦博评论市易法是与民争利，导致华岳山崩，王安石说：“华山之变，是天意为小人而发。我设立市易法，正是因为百姓贫困已久而抑制豪强地主的兼并，对官府有什么好处？”于是寻了个由头让文彦博出守魏地。当年吕公著、韩维是王安石借以提高声望的人，欧阳修、文彦博曾经举荐过他，富弼、韩琦曾用他做侍从，司马光、范镇是和他交往很亲密的朋友，这时统统都遭到排斥。王安石早已不是那个屡召不起，作秀意味很浓的傻小子，此时的他羽翼已丰，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丝毫听不得反对意见。但在这个时候，新法的弊端也开始凸显，而且神宗皇帝年龄渐长，对王安石不再言听计从，虽然表面上依旧风光，但他隐然已有被罢黜的危机。
　　 熙宁七年春天，出现了特大旱情，灾民流离失所，神宗满面愁容，对百官叹息，有想要废掉新法的意思。王安石说：“水灾旱灾都是自然现象，当年尧、汤这样的贤君在位时也在所难免，所以陛下不必担心，只需要尽人力去消除这种天诫就可以了。”神宗这时受到了太皇太后、皇太后及外戚的压力，听到这种说法颇感不快，说道：“这哪里是小事，我所恐惧的正在于未能尽人事。现在收取免行钱太重，民间多有怨言，从近臣到皇后家族，都说这有害，太皇太后和皇后为此哭泣，担心京城发生骚乱，认为天旱会使朝廷更失人心。”王安石脑子转的很快，立刻就猜到了是谁在背后说新法的坏话，两宫皇后与民间接触的机会并不多，把新法弊病告诉她们的肯定是她们的近亲，因此王安石立刻质问：“陛下您说的近臣不知指谁，如果是两宫说的，就是曹佾和向经所为。”一旁的参知政事冯京很不知趣，说：“我也听说过这些事。”王安石立刻出言讽刺：“心怀不满的士大夫都倾向冯京，所以只有他听说这些事，我没有听说过。”这时有个叫郑侠的官员把在城门看到的流民扶老携幼的状况绘制成图献给朝廷，并且直言不讳地说：“天旱是因为王安石才导致的，如果将王安石赶走，天一定会降甘霖。”这分明是跟王安石公然叫板，郑侠因此被贬往岭南。慈圣（仁宗曹皇后）、宣仁（英宗高皇后）哭着对神宗说：“王安石乱天下。”神宗正好也有所怀疑，顺势将王安石降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
　　 王安石虽去，但新法并未因此而荒废。当时吕惠卿服丧期满，王安石连番催促他进京，保奏他为参知政事，接着又建议由韩绛代替自己为相。这两人恪守王安石的法令不变，当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吕惠卿并不满足仅仅当个参知政事，但王安石是新法的首创者，只有彻底地将他打垮才能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于是他相继发出了两发重磅炮弹：一是利用郑侠之狱诬陷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二是用李士宁狱陷害王安石。关于郑侠前文已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李士宁是个江湖术士，曾经是王安石馆中之客，和王安石关系莫逆。另外，这个李士宁还和宗室远支赵世居联系紧密，“以为太祖肇造，宗室子孙当享其祚”。所以他对赵世居说赵应当上承天命，鼓励他造反。结果在熙宁八年朝廷因为李逢之狱发现赵世居的不轨活动，将李士宁牵连出来，最终经过审讯将李士宁杖脊发配湖南。王安石因为先前和李士宁的关系就难免受到猜疑。韩绛觉察其意，密告神宗召回王安石。于是在熙宁八年二月，再任王安石为宰相。王安石得到诏书，立刻火速进京。
　　 在王安石再度出任宰相后，他发现和以前已大有不同，神宗皇帝有自己的主张，君臣之间龃龉已成常事，再加上王安石爱子王雱去世，王安石觉得心灰意懒，极力要求解职。所以神宗将其降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第二年改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屡次请求交换相印。元丰二年（1079），再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不久换特进，改封荆国公。哲宗即位之后，加司空。死后配享太庙，赠太傅。
　　 客观地讲，王安石变法是继庆历新政之后，北宋政府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次有益探索。它对支撑封建体制的财政、农业、军事、教育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些措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但它触动了上层阶级的一些特权，加上部分法令设置得与社会基础脱节，基层官吏在执行时又自作主张地发挥篡改，导致了它的最终失败。但王安石这种不畏阻力，勇于改革的精神及一往无前的态度值得后人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