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咱们陕西的秦直道，很大气，你们也可以去看看，顺着洛河北上到桥镇，就能看到秦直道。在没有火药的秦朝，就能削掉半个山来修路，了不得！秦直道可以说跟万里长城一样工程非常浩大，长城为了防御，人可进可退，杜甫的诗《兵车行》：‘车粼粼、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杜甫只看到战事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但威武的边防武装力量促成了唐朝的强盛，边防需要将士的守护啊。我有一首《秦直道》的诗：
　　
　　 ……大山间 依稀有杜翁/瘦骨伶仃的吟唱/却不见成排成列的兵马车/悲壮的远征……
　　
　　 那震撼天地的威严呢？两千年的沉默呢/权当一杯烈酒饮下
　　
　　 象将军告别/将士的遗体/夕阳下 我虔诚地向你/脱帽致敬
　　
　　 “北方少数民族它就有这样一股豪气，定边的统万城就是统一天下，君临万邦的意思，这个口号厉害呀，你们现在年轻，抓紧时间跑，多见多识。我老了，跑不动了，我原来还想再走一次秦直道考察一番，再看看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可贵的。
　　
　　 “你们现在多幸福，拿个记者证，一路通行，应该多多锻炼自己、武装自己、充实自己。
　　
　　 “我还写过《党说》这样的一首诗，直接对共产党的宣传作出评论，第一个说共产党一来大家就接纳，就载歌载舞欢迎它，我说不是那回事，真正的历史是什么呢？共产党有一个发展、认识的过程，一下子说共产党、红军来了就欢迎它，我说不是这样的，说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是不对的，那万里长征该怎么解释。我更反对的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政党，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消亡阶级，消亡国家，实现世界大同，作为阶级的政党长生不老了，共产主义不成一句空话了吗？这个是我上世纪70年代的认识。我就用诗歌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党说》是这样写的：
　　
　　 不要用歌，不要用酒
　　 更不要用寿桃为我祝福
　　 ……古来帝王今何在
　　 难道是万岁喊少的缘故？
　　 那坍塌的庙堂里 横陈着
　　 多少炼丹者的尸
　　
　　 天上没有神仙
　　 人间没有救世主
　　 我唱着这支歌从地狱走来
　　 迎着刀枪 撕碎夜幕！
　　
　　 几多风暴的洗礼
　　 几多雪崩的恐怖
　　 沿着这条坎坷的路
　　 我走，一步又一步
　　 最终，我也要告别这个世界
　　 在刀枪铸成犁铧的时候！
　　
　　 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就中西方诗歌的比较，诗的人民性、革命性，雅和俗的辩证，以及陕北民歌的根源等等，曹老师表露了他近半个世纪的艺术感悟和独到见解。最后，曹老师欣喜地说：“我们交谈得很愉快，颀文和我的思维非常相近，对问题的认识既不很右，也不很左，彼此都能接受，我觉得颀文的艺术素养比我好，是一位让我震撼的诗人。”
　　
　　 当我们告别这位质朴、坦诚、达观，坚守陕北诗歌阵地、代表陕北文化精神的老诗人时，惟有默默地在心灵深处祝福他：生命之树常绿，艺术之花常开。
　　 2007年6月20日
　　 (本文作者系陕西省教育报刊社记者，陈颀文笔名高原）
　　 【附陕西评论家协会理事，咸阳市作协主席杨焕婷序诗人陈颀文诗集《一条失踪的河流》】
　　 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诗语文 / 杨焕亭
　　 写下这个题目，忽然想到了新世纪初的一件往事。当时中国刚刚加入WTO不久，这意味着中国将在一个世界市场经济的平台上，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与发达国家展开一场经济、政治、文化的竞争，面对“与狼共舞”的严峻现实，国内文学界不少人有点茫然无措，担心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化被“西化”，被吞噬。当时西安一家媒体以书面提问的形式把这个课题推到了我的面前，我当时满怀信心地回答：中华民族向来有吸纳、消化以至融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它必将在与当代世界文化的推移摩荡中铸造自己新的辉煌，创新足以让个地球上任何一个民族瞩目和倾倒的文学话语。这篇答问后来被刊登在这家报纸的显著位置，并且被省内一家大型杂志转载。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本由一个从乡村的街巷深处走来，从黄土地怀抱中走来的年轻诗人陈颀文创作的诗集《一条失踪的河流》，不仅印证了我的不乏历史意识的展望，而且让我欣喜地看到，追随着文化全球化潮流的当代中国诗人们，不仅孜孜以求地致力于与世界诗坛的接轨，不仅以创造性的文学思维不断地丰富着现代主义诗体的话语范式，尤为可贵地是他们矢志不渝地地以前沿的姿态，坚守着源远流长的民族诗魂。
　　
　　 有人认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主要接受的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在我看来，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跟着“新文化”运动传入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是西方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二百多年生机勃勃的发展之后，越来越暴露出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尖锐的深层矛盾，促使诗人们用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现存经济和政治，从而寻求用一种新的诗学话语展开对现实的透视和批判，反映在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们的空虚、困惑和茫然，这种语言范式正迎合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心态，被引进、被吸纳、被接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现代主义诗歌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并没有在中国形成气候，。它再度崛起，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了，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诗人们试图冲破传统诗体的束缚，寻求一种新的话语来传达他们对于十年“文革”的批判和思考，当然，谁也没有注意到，这时候，在中国的西部一方长眠着一代帝王的古老热土上，一位叫做陈颀文的诗人呱呱坠地，并且以崭新的风姿扑入现代主义诗潮的怀抱。
　　
　　 让我惊异的不是陈颀文以一个乡村诗人的身影跻身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队伍中，也不是他那种个性的、绵长的句式，而是他在全球化背景下那种宏阔的文化视野：
　　
　　 米开朗基罗以天空的轰响无比的深邃沉雄和辽阔/他创造神/圣徒一样的艺术家/所向无敌/睥睨万物巨斧何如椽的画笔/世界内心的核/那轰响的余波经久不息上帝诞生/油画世界的末日审判和复活在同一日。《米开朗基罗的穹顶》
　　
　　 这是一首长诗，其意象的密集达到了一种粘稠的程度。从远古人类的图腾，到荷马史诗，到古埃及文明；从巴黎卢浮宫到中国的故宫；从古波斯国的兴衰到中国商船的破浪远航。诗人用意象堆积起穿越人类生存的历史隧道，从而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绚烂画卷以米开朗基罗的典型形象置于辽阔的文化背景之下。而意象的密集和浓度恰恰是现代主义诗语的重要特征。核心的问题在于，站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土地上，诗人凝重目光跨越千百年的纵向“历时”，又俯瞰这个星球上各种文化理念、艺术珠玑的相互激荡，究竟要向读者传达一种什么信息呢？这就又涉及到现代主义诗体的另外一个审美的原则，这就是意象的“喻指”属性。诗人手中高擎的是历史的辉煌，而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这个星球的风云际会：“艺术是一门宗教教父的伟大品性影响一代/儿子罗丹的诞生……艺术歌颂时代的巨大轰响。”显然，隐藏在历史意象背后的是对于现实的冷静省视和理性批判。当波德莱尔以“恶之花”的情绪把世界看成是“一片令人厌倦的沙漠中可怕的绿洲”的时候，当庞德以他的《地铁车站》描绘一种日益恶化的人文环境下下层社会的疲惫时，当西方诗人们不无忧虑地惊呼“上帝死了”的时候，诗人李颀文忽然发现，这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甚至在中国一个特殊的岁月，艺术被亵渎，被荒芜同样煎熬着人们的灵魂，因此，诗人把艺术视为“宗教”，赋予它以神圣的光环，当诗人忧患的“目光滞留在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上的时候，我们倾听到诗人对于一种开放的、多元的文化格局的深情呼唤。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呼唤已经被“思想解放”的春雨孕育成一种现实，这不惟是对于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灵魂的抚慰，而且也使得徐悲鸿、齐白石等中国的艺术巨孽们在天堂沐浴了一种人文的“心语”。
　　
　　 陈颀文的作品具有浓郁的象征性。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怀特说：“象征是所有人类行为和文明的基本单位”，而西方另一位文艺理论家劳?坡林说：“象征的意义可以粗略地说成是某种东西的含义大于其本身。尽管就意象的生成而言，东西方文论和美学界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西方文论认为“审美意象是一种在一刹那间表现出来的理性和感情的集合体”，而东方则更侧重于情感的积淀，所谓“假象以意”，就是要经过反思提炼，冷却、凝定而生成意象。它既是客体物象，又是主体意象。然而，有一点是相通的，这就是，都认为“心物交感”是意象生成的必然过程。然而，在现代主义诗歌那里，意象的“能指”和“所指”往往呈现出发散的、膨胀的趋向。读陈颀文的作品，我发现“岩鹰”这一意象负载了诗人多重的情绪、多样的情感和多维度的情思。诗人从“鹰”的壮烈的死读出了“永恒神性”，读出了思想着的“大卫”，读出了“石头外的时间/静止的辽阔”，而在《天葬师》中，无论是面对血肉白骨的，“曾经对神鹰和天堂/一个人成为的八种方向/向藏传景点的未知和迷茫/苍凉的飞翔”的“天葬师”，还是被“鹰”“将他死了的骨骸扔向深谷的巨石/骨碎的声音是古老的猎笛”的雄牛，抑或是《马?死的问题》中“骨头的磷血/油脂从坚硬的角质中流走的深度/一匹/时光舔着马的骨骸”，其意象的“所指”都大大地超越了“能指”的外延，以信息的密集度，思想的多元度、文化的多维度、“所指”的多矢度而给作品打上了浓厚的象征印记，彰显着对人类、对宇宙终极关怀的人文光彩，而象征性是现代主义诗歌生命力的所在。在这里，诗人诗性的直觉在作品与读者之间架起审美的虹桥，读者尽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穿行在诗人营构的跳跃性极强的意象密林，寻找文化的俯瞰，生命的观照和审美的着陆，为死的壮烈而畅怀，为爱的执着而感动，为思的飞翔而放歌，诚如歌德所说：“想象愈不断地汲取感觉内的养料，就愈有吸引力，它愈和理性结合，就愈高贵，就到了极境……”我当然丝毫没有把陈颀文的作品抬高到“极境”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明，诗人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越大，诗歌的魅力就愈益地光彩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