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乡一家”反映的生活真实铸成了它的美的坚实基础，这是民族的基础，因为在这里，无论是人物、景物还是细节、生活都“镌刻着民族的烙印。”（普希金语）总之，“三乡一家”的美不是“纯诗画”的唯美主义的美，“真”不是机械模拟的自然主义的真。生活是原煤，爱便是火，这火就锻炼出了“三乡一家”形象的美与真、善的统一。
　　
　　 五
　　
　　 一个戏剧的真正生命应该是走出剧场才开始的，因为艺术不只在教人去认识，更生要的是教人去行动，它使人激励起来。团结起来，去改造自己的环境，所以“在美的愉悦的根底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鲁迅《艺术•序言》）这种“功用”，便是与真美统一的善。“三乡一家”的善表现在哪里呢？
　　 首先是给人以美的陶冶。“三乡一家”都着力向人们展现秀丽的田园风光，清新的水乡生活，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尤其是浸润在其中的深沉、蕴藉、缱绻的乡情，拔动着人们的心弦，唤起人们对乡土，对祖国，对人民火热的情，执着的爱。它们都以淡为风格，但人物形象并不淡，生活气息并不淡。作者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把镜头的焦点紧紧对准人物，从伦理道德角度，从人与人的关系等方面发掘人性美，人情美。这种人情美，既不同于外露热烈的西方人情美，这是我们民族传统美德和新道德和谐统一的美。田秋月、陶春和内刚外柔，陶春、春杏的追求，凉故的振作，都是民族传统美德的天然，又体现了我们民族不屈不挠的奋发精神,闪烁着振兴中华,振兴社会主义事业的理想光辉,放射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异彩.在这心灵与心灵的对话中,人们由美的观照受到熏陶,从对美的同情,赏赞中得到净化、教育和思想境界的提高。
　　 其次是对丑恶进行讽刺。“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是尖锐，往往也不及讽刺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有效的了。恶习变成了人人的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致命打击。”（莫里哀《达尔杜弗•序言》）廖一萍的蜕化忘本，杏枝爷爷的愚昧唠叨，李鸣的空虚潦倒，母亲的作茧自缚，有些本来就是我们民族传统道德观反对的忘恩负义，见异思迁，喜新厌旧，有些则是与新道德观水火不容的男尊女卑，包办婚姻，大男子主义。但这些丑陋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往往不被人注意。一经模仿出来，集中表现出来，就使人感到可恶，可悲，可笑。这笑声烧毁着一切无价值的，虚假的，丑恶的东西，激起人们最的埋葬它们的勇气和信心，使“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再次是发人深思。“三乡一家”的悲剧因素全是由于好人对好人的偏见、误会、粗心和“爱”所造成的。无论是廖一萍、余木生或是李鸣、母亲，都没有一个是本质的坏人。为什么好人、好心会给人带来悲剧？这是促使人们去思考，反刍造成悲剧的更深层的社会和思想原因。为了迫使人们去思考，作者常在展示悲剧因素时重重叩击一下人们的心弦。请看；
　　 龙妹端着一盆热水从厨房里走出来。
　　 人小水满，一晃一荡。
　　 龙妹：“爹，你洗脚。”
　　 余木生愣住了。
　　 跟在龙妹后面的虎崽，手拿一双大布鞋，放在他面前。
　　 《乡音》
　　 母亲：“迎亲的船都来了，你还在这┅┅”
　　 菊花一步步靠近母亲，抑制内心的隐痛，擦去脸上的泪痕：“妈，再也不能帮你做事了，挖一篮猪菜，留个念线┅┅”
　　 ┅┅
　　 装满野菜的篮子早已滚翻在地沟下，野菜丛中夹着一朵朵金黄的野菊花。
　　 《家庭琐事录》
　　 “落红不是无情物”这些催人泪下的细节，以巨大的悲剧力量逼使人们去感受，去深思。一掬同情之泪，富有振聋发聩，激励人们向各种丑习陋俗奋起抗争。这里虽有泪痕，控诉，甚至血的印迹，但丝毫没有悲观、伤感和沉伦，而是充满对生活的思考，理想的追求和必胜的信心。它呼吁战胜邪恶，按美的规律去创造，让生活更美！
　　 这，就是“三乡一家”的善，以真为基础，与美和谐统一的善。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有悠久的历史，古老文明和虽不系统但丰富得惊人的美学遗产。如何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下，既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又充分吸收民族美学的营养，繁荣我国的电影事业，是每个电影工作者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王一民在这方面做了极为可贵的控索，作为一种探索，自然不可能“尽善也。”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坚持这种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就一定会有大批无愧于我们这个民族，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领先于世界的优秀影片问世！
　　 人民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