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义老太”还债壮举是否应成为道德坐标？】
　　 据《中国青年报》7月12日消息：无论寒冬腊月还是炎炎夏日，清晨的安徽合肥市蜀山区七里塘街道十里庙菜市场里总少不了一个佝偻着腰，挪着小碎步四处搜寻塑料瓶、废纸壳的老人的身影。菜贩们都对这位老太太再熟悉不过，但几乎没有人能叫出她的名字，而他们更不会想到的是，这位老人拾荒攒钱是为了还清给儿子治病欠下的高额债务。老人的故事如今已被万千网友所熟知，网民们叫她“信义老太”。
　　 毫无疑问，“信义老太”李佳銮的还债“壮举”令人肃然起敬，在一片“诚信缺失”的叹息中，老太一句“别人借给我们的都是当初救我儿命的钱，有的连欠条都没打，别人相信我们，你说这钱咋能不还？”给什么是诚信做了完美的诠释，特别是老太在生怕“良心不安”而拒绝了社会捐助之后，“信义老太”的形象更加高大，许多媒体纷纷呼吁——“信义老太”的壮举，树立了一种正确的价值导向，闪耀着和谐社会的精神光芒，应该成为社会行为的坐标。
　　 然而，我看到李佳銮老人拾荒的照片，那瘦弱的身子，那满是沟壑的脸，却无论如何不能为涌现这样的道德模范而自豪，相反地，我觉得社会应该为此蒙羞，更应该深刻地反思：我们是应该用精神的力量把老人捧上道德的神龛供万民景仰，还是应该用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让老人在温暖的家中幸福地活着？
　　 同样毫无疑问，在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幸福地活着”当然更为人性化，“老有所养，儿孙绕膝”的画面也远比老人孤零零地被钉在道德的十字架上的画面更有和谐感，更有正面的导向作用。换而言之，如果是你，你会更喜欢哪一种命运？如果所谓的道德坐标是精神上高度褒奖、物质上极度贫乏的话，还有多少人愿意仿而效之，去做道德模范，去做精神楷模？
　　 事实上，老人还债，不仅是在还儿子治病的债，在我看来，更是在还国家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体系不健全欠下的债啊！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周弘在《国外社会福利制度》一书中，对国外的社会福利制度有深入的研究剖析，尽管国外未必真的是尽善尽美的“圣地仙境”，不过以此对照，也可窥一斑。如果说社会福利是解决人们温饱问题之后追求更高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的话，那么，即便是解决人们生存问题的社会救济，目前恐怕也是千疮百痍，漏洞百出，反倒是“人民公仆”的福利保障日臻“完美”，不需列举数据了，天地之间有杆秤，这恐怕是绝大多数民众心中不争的事实。
　　 在一个被很多人认为“诚信”是稀有资源的社会，媒体呼唤诚信，甚至是挖空心思地发掘诚信的闪光点并加以渲染，原本无可厚非，只是这种做法，在将公众目光聚焦到“道德标杆”上的同时，却忽略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问题，在光环四射、金光灿灿的标杆和荣誉之下，深埋的是最基本的公众利益未得到制度保障的事实，譬如医疗保障，譬如住房保障，甚至是生存保障。所以，才会有河北泊头市古稀老汉侯宝银“替亡子还债”、江西德兴市农妇陈美丽“替亡夫还债”这样的“还债”系列剧频频上演。我无意否定他们的诚信之举闪烁的熠熠光芒，只是在想，该不该大张旗鼓却仅仅是把他们定义为“道德坐标”？
　　 葛优在《非诚勿扰》里被卖墓地的推销员“忽悠”后有一句经典台词——把我架到孝子的位子上下不来了，似乎不掏大钱给父母买块昂贵的墓地就是大逆不道一样。我们的媒体，也正在把这些原本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架到“道德坐标”的位子上，而忽略了其作为普通人的基本需求。义救小悦悦的广东佛山拾荒婆婆陈贤妹，政府和企业奖励的救人奖金，原本是陈婆婆该得的吧？但立马有人蹦出来说，你是救人英雄，怎么能要政府的钱？据《江淮晨报》报道，“信义老太”李佳銮，在面对社会救助时，“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和一场家庭会议后，老人和其家人郑重决定，‘我真的不能要大家的钱。”可以想见，如果不是所谓道德的约束，也许老人会接受救助。道德，原本是弘扬社会正气的东西，却变成了让人唏嘘的道德枷锁，为了对得起媒体戴在头上的“帽子”，只能在道德规范内拒绝一切涉及个人利益的东西，或许很高尚，但未必人性化。
　　 一个成熟的社会，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公民的生存状态如何改善，努力做到老有所养，幼有所依，吃得饱，穿得暖，病得起，身有所居，心有所寄，其次才是在道德规范内合理引领民众思潮和价值观念，进而转化为如何更佳生存、更好生活的内生动力。如果人为树立的“道德坐标”有悖人性，则必然是无根之木，无水之源，空中楼阁，终究化为虚幻而已。
　　 且莫为“道德坐标”喝彩叫好吧，如果“道德坐标”背后的东西让人心酸的话。
　　
　　 【中国网民的“猜疑”主义】
　　
　　 几张北大校长周其凤跪母行孝的图片在网络上流传，一时间热议纷纷，有感动的，有不屑的，有漠然的，更多是指责的，指责的原因是——周其凤太爱作秀了。
　　 尽管有网友以周家人的名义发帖声称绝非作秀，并做了大量的解释，然而除了换来新一轮的指责外，“作秀”这顶帽子还是牢牢地扣在周其凤校长的脑袋上，纹丝不动。北大的校长，无论其身份是著名化学家还是高级官员，终究还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七情六欲一样都不能少，远有生父已逝“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无限愧疚，近有老母亲“有困难就回家来，妈妈还在”的深情呼唤，周其凤就是用化学分子堆积的躯体，也该起点“化学反应”了——在母亲面前，任何人都只是个孩子，再刚强的人，也有权利卸下疲惫，卸下羁绊，卸下防卫，痛哭一回。
　　 然而，据新京报调查，25.3%的受访者表示周其凤“有作秀之嫌”，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有鼓掌的，有笑的，有哭的，有摄像有摄影，有卡片机有单反，有多角度抓拍，有特写镜头……跪母这出戏的演职员和演员都很配合。”有网友说，“如此高调，有把母亲作为道具的嫌疑，不是表演也是作秀。”连方舟子也不甘寂寞，发微博表示质疑：“10年里发生了什么国家大事，让一名官员一年到头回不了一次老家，现在需要带记者当众排戏补过？”
　　 这很符合一些中国网民一以贯之的猜疑精神，不管什么事情，总喜欢往阴暗的一面去想问题，七十年代流行的“理解万岁”不复存在了。《中国青年报》记者吴晓东撰文发出深刻的一问：“理解一个儿子‘哭跪’老母就那么难吗？”
　　 真的很难。不用说周其凤是北大校长，在如此情根深种的“猜疑主义”下，连温总理也未能幸免于“难”。2009年，温家宝总理为了纠正自己稿件中的谬误，专门给新华社去信指出错误所在，并向听众道歉。就这么一件事情，也有网友表达了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总理这一做法“相当程度上是作秀，是为了博得褒奖和认同而故意小题大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总理日理万机，忧国忧民，但总理也是一位严谨认真的长者，既然是犯错，积极地改正和弥补，不是更应该令人肃然起敬吗？
　　 真的很难。如果说周其凤是因为其敏感的官员身份而遭致质疑的话，那么草根到尘埃里的拾荒婆婆陈贤妹呢？面对一条鲜活的生命遭遇危险，陈贤妹也会算准摄像头所在位置，并预计到在公众“集体冷漠”的大环境下此举必然会带来名声和荣誉，然后毅然决然地抱起小悦悦来炒作自己？可惜的是，“猜疑主义”同样光顾了这个目不识丁的老婆婆，炒作的质疑此起彼伏，“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似乎只有猜疑才能彰显部分网民洞察秋毫的火眼金睛。祁东县县委书记吃盒饭，作秀；深圳公务员上街擦皮鞋，作秀；浙江公务员接待出台陪餐细则，作秀。诚然，在众多的“作秀”行为中确实有真正的作秀之举或作秀成分，问题在于，这些事件的正面意义为什么就成了“阳光照不到的角落”了呢？
　　 这无疑是一种病态的心理，猜疑一切，喜欢看事物的反面，这种“病”，在中国网民中患者人数颇为壮观。这当然有社会的原因，琳琅满目的虚假的道义以及伪装的表演，让很多网民染上了“作秀联想症”；当然也有文化的原因，易中天在《闲话中国人》里讲到，“做人必须要‘世故’，伤人不落好，被惑要吃亏”，那么，要不被惑，自然要把别人做事的动机做最“坏”的猜测，轻易相信人是要吃亏的；当然还有自身的原因，那就是网民的心理多少有些被“阴暗”了，可以做一个假设，凡是坚守“猜疑主义”的网友，遇上此类的机会，大抵是不会放过作秀的机会的，至少在心里会盘算一下下。
　　 苏东坡与佛印和尚交好。一天，苏东坡对佛印说：“以大师慧眼看来，吾乃何物？”佛印说：“贫僧眼中，施主乃我佛如来金身。”苏东坡听朋友说自己是佛，自然很高兴。可他见佛印胖胖的，就想打趣他一下，笑曰：“然以吾观之，大师乃牛屎一堆。”佛印听苏东坡说自己是“牛屎一堆”，并未感到不快，只是说：“佛由心生，心中有佛，所见万物皆是佛；心中是牛屎，所见皆化为牛屎。”
　　 话说回来，周其凤是不是作秀并不重要，我只是想，我们每个人心中，原本该有一座座小佛——仁义之佛、慈爱之佛、理解之佛、宽容之佛、善良之佛、感恩之佛、悲悯之佛……
　　 我们“心中的佛”为什么丢了？什么时候还能回来？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