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玮与《石门轶事》
　　 我们千阳县位于关中西部的丘陵沟壑区，它的人口、面积和党员人数均属全国的万分之一。虽然，这个县始建于西汉高祖二年（前205），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沉淀。可是在345年前，这个县的建制差一点被一笔勾销。
　　 唐宋时期的千阳县膏壤沃野、民安物阜，这里物产丰厚，民风淳朴。县城更是接府连州之地，商贾云集，具有小都会之称。到了元明时期，由于兵燹、战乱和灾荒的影响，逐渐衰落下来。历史传承到清朝初年，这里更是一派路断人稀、野兽出没的凋零景象。当时全县只有1503口人，土地由明朝的额田6380顷零64亩，到清朝顺治年间减少到熟田639顷零50亩。面对这样一个民众流亡、土地荒芜、田赋亏歉的弹丸之地，是保留它的县治，还是撤消这个行政区域？朝廷派遣了一个钦差大臣前往千阳县考察，拿出具体意见。
　　 这位肩负特殊使命的官员名叫王国玮，是江苏省江都县人，字素庵，进士出身。他来到千阳县，查阅古籍，拜访乡贤，对这里纯朴的民风和深厚的文化留存产生浓厚兴趣。他断然提出保留县制的意见，并亲自起草给朝廷的报告《攒里奏报》，陈述保留这个县的种种理由，他将原来16里编为顺化、尊敬、仁孝、和睦、洁白5里，每里分为10甲，每甲额定30丁。清顺治七年（1650），满清执政者同意王国玮的奏请，将千阳县的行政建制予以认可和保留，并任命王国玮为千阳县知县。王国玮上任后，制定了招抚流移、发展生产的优惠政策《劝农七诀》，采取各种方式，号召外逃的农民返回故乡，并予妥善安置。经过招抚，流民们扶老携幼，寻复故土，渐渐归来，三月之中共有900余口。对回乡居住的群众，王国玮采取从扶持恢复生产入手，帮助他们安家筑舍，发给口粮、耕牛和种子，开浚水道，灌溉旱田，并实行新开荒地免征三年税赋的照顾。这样以来，“残疆渐渐复苏，流民日益生聚。”千河两岸出现了恢复性发展的喜人景象。
　　 王国玮作为一个江南书生，来到千阳县这个渭北古邑，他试图从地方志书中了解一些县情，作为他执政的参考。可是，找遍书坊楼阁，获得的只是千阳没有县志的信息。对此，他十分感慨，觉得不可理解。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佐，地方贫穷怎么可以没有志书呢。他下决心要为千阳县编修第一部县志。上任刚刚一月，他立即开始了访遗迹、询故老、采旧闻的调查考证工作。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到顺治十年（1653），这部包括7章16000余字的志书编撰完成，命名为《石门轶事》。
　　 在千阳县城南端的千河岸边，有一处形胜天成的大小石门，被称为石门延月，是千阳八景之一。王国玮特别喜欢这个景致，曾经专门写了一篇散文《石门记》，记述那里的奇观：“每怀南中江山之秀，思得放舟湖上，弄水江边，观竞渡于天中，望涛气于八月，梦萦故里。公余偶暇，寻访万迹，固纵视城头石门，其山石对立，颜色皆青莹，润泽不枯，且层叠起卧，蜿蜒垂下，俯临深潭，有金山半壁之势。”王国玮是一个饱学之士，他给自己的著作不直接起名《千阳县志》，而冠名《石门轶事》是有他的深远考虑的。他在《刻〈石门轶事〉纪略》一文中说，本人笔墨生疏，而且自己考虑这本书还算不上著作，因此不敢直书曰志。因为我特别喜爱石门，就把这本书叫作《石门轶事》，以后的圣贤可以接着续编，千阳的县志就会逐渐完善起来。在《石门轶事》业已定稿，准备刊印之前，朝廷翰林院大学士党崇雅（宝鸡县人）亲笔为其写了序言。时隔62年后的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知县吴宸梧编修了近8万字的《石门轶事续集》，使原来的书稿更加充实和完备。
　　 清雍正十年（1732）管旆在《增补〈石门轶事〉跋》中称赞王国玮是千阳县志的创始人。在后来的道光、光绪、民国年间的续修县志，乃至建国后1982年3月到1990年5月，用了9年时间编修的当代版《千阳县志》的历史资料留存中，《石门轶事》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王国玮作为一个封建官吏，他虽然是统治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而且早已灰飞烟灭，但是，他留给千阳人民的精神财富将世世代代流传下去，成为后人研究千阳县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的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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