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江有多长，船就走了多久。阳光烫热，船如蒸笼。整个上午，父亲都没说一句话。我们和那些陌生人挤在黑色的船蓬里，父亲像他们那样赤裸着上身，局促地坐在一个哺乳的女人身边。汗臭比奶味更浓，船比流水更慢。船客靠轮流抽着水烟和说些不痛不痒的话打发时光。那个女人低着头，并不说话，像父亲一样，只是她的样子出奇的安静和从容，仿佛身边的男人并不存在，甚至这条船也并不存在。船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码头，乘客离开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只剩下我们父子和那个女人，我这才仔细地端详起她来。
　　 女人矮小丰满，面容姣好，短发，花格薄衬衣，怀里的孩子看上去约模只有一岁多点，胎毛还没有脱干净，瘦瘦的，脸色有点腊黄，好像永远也吃不饱，小嘴一直要吮着母亲的乳房，一会左边，一会右边，始终有一只洁白的乳房半裸在我们面前。孩子睡着了，女人也在打盹，粉红的奶头挣脱了孩子的嘴，涓细的乳汁顺着他的脸流下来，白色的，除了招至几只苍蝇，还加剧了我的饥饿。我从袋子里掏出一只南瓜饼，独自啃起来。船老大焦虑地立在船头远远看着江面，他似乎比我更希望早点到达终点。
　　 可是，终点在哪里？父亲没有告诉过我。昨晚他只跟我说，明天我们出门一趟。我很久没有出过门了，甚至从没离开过村子。我们离开村子，在黄石码头上了船。离开码头的时候，浓雾封锁了江面，看不到两岸的芦苇、野花，甚至看不到坐在对面的父亲的脸，我们仿佛是在漫长的黑夜里航行。
　　 惠江那么长，它肯定是通往世界的尽头。
　　 “爸爸，我们去哪里？”我终于鼓起勇气再次问父亲，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路了，我甚至担心因离家太远而回不去。
　　 父亲阴着脸，不说话。他依然坐在女人旁边，尽管船蓬已经宽敞得可以让他像在家里一样躺下来，但他一动不动，也从没有正眼看一下女人，仿佛她并不存在，可我看得出来，他早就想跟女人搭讪。我的母亲在我不到一岁的时候已经离开了人世，我一直在想像她的形象，那样子，应该跟眼前这个女人差不多，抱着我，把湿润的奶头送到我的嘴里。女人察觉到了我对她乳房的凝神，抬头看了我一眼，还笑了笑。我赶紧低头要啃南瓜饼，可是南瓜饼早已经吃完。我吮了吮手指上的南瓜味。
　　 “你们去哪里？”女人问我，并瞧了一眼父亲。
　　 这个问题本该由父亲回答，但他依然一言不发。
　　 “不知道。”我摇摇头。
　　 我记得女人是从一个叫旧津的码头上船的，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拎着一只饱满的布包，慌乱得像逃亡，从码头的台阶上匆匆跑下来，不顾一切地跳到船上，如果不是父亲本能地拉了她一把，她也许会掉到江水里。她也没有对父亲说一句多余的话，径直坐到船蓬里大口地喘气，然后把衣服掀起，准确而及时地把奶头送到一个哭泣的嘴里。
　　 “你们是白沙镇的吧？”女人问。
　　 “不是，青梅镇的。”我胆怯地纠正。
　　 “你们走了很长的路了。惠江被你们走了一半。”女人轻轻地笑了笑。那时候我还不懂惠江的上游以上就不叫惠江而叫湛水了。
　　 “我们很快要到了。”父亲终于开口说话了。
　　 “你们是走亲戚吗？”女人说。
　　 “不是，出了青梅镇，我们就没有亲戚了。”父亲说。
　　 “孩子从没见过他爸，我带着他去看看他爸。”女人平静地说，摸了摸孩子的额头，“他还不知道爸爸到底长什么样呢。”
　　 “现在我也有一个兄长在城里，他当过官的。在我们青梅镇，他的官职最大，我们要去看看他，每次看他，他总会送给我很多粮票和糖。”这是父亲唯一可以在女人面前炫耀的东西了。我是有这样的一个伯父，但早已经被抓起来了，在青梅镇，父亲羞于提起他，早已经与他划清界线了。
　　 “我丈夫没当过官，他是读书人，写过很多文章。我没认得几个字，可是他从不嫌弃我。”女人说到她丈夫的时候脸上的幸福喷薄而出，“我也是第一次乘船去看他。平时他不让我乘船的，江风大，我会晕船，幸好，这一次我没有晕船，孩子也没有晕船。这船开得真稳。”
　　 女人脸上洋溢着自豪的光彩，好像整个世界都属于她似的，她直了直身子，怀里的孩子醒了。她本来已经把乳房藏了起来，孩子哭了几声，只好又把一只乳头塞进孩子的嘴里。我的肚子更饿了，可是袋子里没有了南瓜饼。女人大概也饿了，脸上露出疲惫和菜色。
　　 “我送你几斤粮票吧。”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粮票，这是我们此行的口粮，父亲却要将它送人了。
　　 “你为什么要送我粮票？”女人警惕地说，“我不需要粮票。”
　　 父亲嘴拙，想化解误会，“粮票……我兄长那里还有，等我见到他，他还会送给我的。他用不完。”
　　 父亲撒谎了。伯父很久没给我们粮票了，因为没有人给他发放粮票。这几斤粮票被父亲压在箱底，一直舍不得拿出来。幸好，女人婉拒了父亲的慷慨。“我家里还有口粮——我丈夫从不允许我拿别人的东西，你不明白的，他是一个读书人”。父亲拿着粮票的手停在空中，像一只收不回来的翅膀。这是父亲一生中遇到的少有的尴尬时刻。
　　 船老大回头对我们说，船要靠岸了。
　　 船到了终点站，城南码头。偌大的码头也没有几条船，却有几个男人慵懒地坐在扁担上犯困。女人也跟着我们下了船，依然是一只手抱着孩子，一只手拎着布包，布包不时从手臂上滑下来。女人走得很匆忙，像刚刚上船时的样子，但比上船的时候从容得多，好像到家了一样。
　　 “她真是一个不知廉耻的女人——你妈妈跟她不一样，你妈妈从不在别的男人面前喂奶——只有母狗才让自己的乳房露出来让所有的人看！”父亲低声地诋毁女人，“她，那样子，一阵风能把她吹过几个山头，她能干什么活？一个女人干不了活像什么女人？你妈妈比她高大，比她有力气，比她懂事，什么活都能干，关键是你妈妈从不稀罕什么读书人……”
　　 父亲悻悻地穿上了上衣，露出黝黑的胸脯，领着我亦步亦趋地跟随在女人的身后，爬上高高的洒满落叶的台阶。从背后看去，女人显得越加瘦小，像一只青蛙爬天梯，更醒目的是，她的左腿竟是瘸的，比右腿更长一些，因此她得拖着左腿走路。我瞬间觉得她的左腿是多余的，没有它也许能走得更快更稳一些。父亲似乎动了恻隐之心，几次靠近她，但不知道应该为她做点什么。
　　 终于走到了码头台阶的尽头。抬眼四望，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低矮的楼房和破旧的街道，还有三条通往不同方向的路，每条路都铺满了金黄的银杏叶，踏上去沙沙地响。女人选择了向东，走上了那条杏树荫下的便道。父亲犹豫不决，看了看我，似乎要听我的建议，但我对此地一无所知。如果他不告诉我，我还不知道这是镜县县城。
　　 “爸爸，我们去哪里？”
　　 父亲想了想，往东。我跟在父亲身后，把树叶踩踏得沙沙地响。父亲加快了脚步，因为女人已经走出很远，还往北拐弯，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
　　 我们为什么要跟着女人走呢？我心里想。父亲没有给我解释。街道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很稀少，县城萧条得像假期中的学校。我们随着女人穿过了好几条便道和街道，父亲突然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他肯定是有目的地的，但迷茫了。在电影院门前，父亲放缓了脚步，并终于放下架子走到一间杂货店问路。但他被指点迷津的人弄糊涂了，似懂非懂地往前走。
　　 我们在机械厂附近跟丢了女人。她也许从自行车零件厂的侧边小路走了，也许穿过了农贸市场，还可能径直走进了锯木场，反正我们看不见她了。父亲一下子迷了路似的，茫然四顾，最后往西，越过铁路，穿过一条黑暗而肮脏的涵洞，然后走过一片油菜地，我们终于看到了一堵长长的爬满青藤的围墙。围墙内，高大的梧桐树和银杏树遮掩着那些低矮的楼房。
　　 父亲领着我绕着围墙走了很长的一圈，才找到入口。
　　 这是镜县氮肥厂。虽然是午休时间，但还有很多人走动，令人惊惧的是停满了军车和警车。氮肥厂的大门对任何人开放，但里面的气氛让人窒息。
　　 我害怕。看得出来，父亲也害怕，他刻意躲闪着，像一只害怕被逮住的兔子。
　　 “爸爸，我们去哪里？”这是由恐惧带来的本能的提问，并没有实质性意义。
　　 父亲瞪了我一眼，小心地绕过军警，来到一座大屋子旁边。
　　 这是一所工人食堂。砖瓦平房，高高的烟囱，四周长满了杂草，地沟里散发着恶臭。食堂被锈迹斑斑的铁门关得死死的，看不见里面。门口站着两个穷凶极恶的军警，握着长枪，枪上了雪亮的刺刀，没有人敢靠近他们。但除了门口，周边的戒备就没那么森严，只有几个军警在闲巡。食堂的背后只有一个窗户，窗台很高，离地面差不多有两个人那么高。窗户下面围着很多要往食堂里偷看的人，里面肯定有值得一看的东西，他们拚命地踮起脚，把脖子伸得老长也够不着，但有一个强壮的男人甘当人梯，半蹲着，让别人踩在自己肩膀上透过狭窄的窗户往里面看个究竟。军警对此熟视无睹，懒得去驱散，也许是，军警就是故意让他们偷看的。父亲狡猾地藏匿在那些人中间，羡慕地看着那些从别人肩膀上下来的人，听他们描述所看到的一切。
　　 “他们吃得太丰盛了，我一辈子也没吃过那么好的东西！”那些人由衷地赞叹道，“红烧肉、牛肉、鸡腿、排骨汤，木耳炒猪肚，好几大盘，还有高粱烧酒，他们敞开肚皮吃，狼吞虎咽，这样吃法，不用枪毙，自己也得撑死——话说回来，换了我，我也要往死里吃。”说话的人口水横飞，溅到了父亲的脸上，那人对父亲说：“我看你的肚皮瘪成那样，就知道你这辈子肯定没吃过那么好的东西，不信你上去瞧瞧。”
　　 父亲谦让着，并不急于爬到别人的肩膀上，因为需要排队，排队的人手里抓着五毛钱的纸币，像去戏院看戏一样，得向借你肩膀用的人交纳费用。父亲似乎还没有想清楚到底要不要花掉五毛钱。
　　 借人肩膀的那个男人确实健壮，赤裸着上身，肌肉一块一块的横着，肩膀结实得像码头的水泥台阶，但经过那么多人的踩踏，两只肩膀红肿了，皮也破了，浑身是汗珠，两只抓着钞票的手颤抖地撑着膝盖，咬着牙根，顽强地支撑着肥瘦不等的看客，嘴里还一二三四五地数着时间，数到二十，肩头上的人便得下来，换第二个上去。
　　 我在人群中看到了那个女人，一只手拎着布包，一只手抱着孩子。孩子的哭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父亲也看到了女人在队伍的后面。她试图从衣袋里摸出五毛钱，但努力了很久，摸出来的依然只是粗纸和一条花白色手帕。
　　 “我明明还有五毛钱的，那是我留给自己乘船回家的费用，可是怎么也找不着了。”女人又慌又急地说。
　　 有些人浅薄地哄笑。父亲从队伍里走出来，对女人说，不用着急，你再找找。
　　 女人把布包里的东西全翻出来，除了孩子的尿布，什么也没有。
　　 “他们快不得吃了！墙上的钟已经快到下午一点了，没吃够的，就等到了阎王那里再讨个饱。”又一个从肩膀上下来的人向排着长队的人通报情况，引起一阵骚动，队伍一下子就乱了，他们争先恐后地涌到了窗口下，要抢先踩到壮汉的肩膀上。
　　 “别乱，一个一个来，这次看不上，还有下次，反正每年总会有死刑犯在这里吃最后的午餐。”壮汉先是劝慰，然后一声断喝，“如果要乱，我一个也不给你们看了——乱什么！那些被枪毙的也得排队，想死也得有先后！”
　　 人群安静下来，又恢复了秩序。父亲悄悄地塞给女人五毛钱。女人要推辞，父亲瞪了瞪眼，女人只好作罢。
　　 壮汉承受不了那么多的人对他的踩踏，但他不容忍别人来抢他的生意，喝退了几个试图取代他的人。他累得鼻子流血了，也不愿意让出岗位。
　　 轮到父亲了。父亲迟疑了一会，向排在后面的女人招招手，示意她过来。
　　 “我不看了，我把我的位置让给她。”父亲对那些排队排得不耐烦的人说，“她是女人，让女人先看。”
　　 女人走过来，递给壮汉五毛钱。但壮汉并没有收女人的钱，“我从不让女人跨在我的头上，我不想倒霉一辈子。”
　　 女人哀求说，你行行好，就一次……
　　 身后的男人笑问她，你一个女人也敢看这些马上就要上刑场的人？
　　 女人平静地回答说，我丈夫在里面，我看他吃得好不好，是不是瘦了，我的孩子也要看看爸爸……
　　 女人抱着孩子。孩子没有哭，只是看上去像他母亲一样挺焦急的。他们愕然，不再说话。壮汉犹豫不决，父亲往他的手里塞了几张粮票，壮汉才说服了自己，突然变得温顺敦厚，将身子俯得更低，几乎是趴在地上，嘴巴要嗑着泥巴了，目的是让女人更容易一点踩到他的肩膀上去。
　　 女人依然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拎着布包，布包本来可以让父亲代劳拎一会的，但她不愿意。她拎包的手扶着墙壁，另一只手顾着孩子，吃力而小心谨慎地试探着，先是左脚踩上去，可是她的左脚是瘸的，一点力也没有，只好换右脚，一换右脚，身体便失去了平衡，整个人要倒下来，因此她的右脚根本就不敢离开地面。壮汉催促她，大伙鼓励、催促她，可是她的右脚还是不敢踏上去，急得满头是汗。僵持了好一会，大伙觉得没有办法了，嚷着让她靠边站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