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我来过多次。每次一踏上绍兴这块土地，我都会肃然起敬。绍兴，是块不容轻慢的土地。无论是谁，无论他过去有多傲慢，当他面对绍兴这块土地的时候，他都得低下自己高昂的头颅。我一直在想，绍兴到底是块怎样的土地？为什么在这块土地上，能够诞生这么多思想、文化、教育、科学和政治巨人？上次傅国涌老师来你们学校作演讲的题目是《从绍兴出发寻找中国现代之路》；这次我来绍兴，也在寻找——寻找绍兴名人辈出的答案。从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一心奉公中，从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人生使命中，从鲁迅先生“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的伟大担当中，从秋瑾女士“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碧血丹心中，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原来，这都是因为绍兴是块悲悯的土地！正是因为一种对民族、对祖国、对人民、对人间苦难的大关怀和大悲悯在绍兴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流淌成河，才孕育出了陆游、徐渭、蔡元培、鲁迅、秋瑾等无数绍兴骄子。或者，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正是因为陆游、徐渭、蔡元培、鲁迅、秋瑾等无数绍兴骄子心中怀有一种对民族、对祖国、对人民、对人间苦难的大关怀和大悲悯，才成就了他们的人生事业，并且得于流芳青史。
　　 不独绍兴，整个浙江，我认为都是一块悲悯大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一脍炙人口的诗句，就出自于金华籍现代著名诗人艾青先生《我爱这土地》的诗篇中；出生于杭州、成长于海盐的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兄弟》等小说，处处洋溢着对人世苦难的悲悯与关怀，折射出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出生于乐清，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命运史的著名青年学者傅国涌老师，“平静的史家调子里，暗淌着壮怀激烈的焦灼与隐痛”（评论家李静语），这种“焦灼与隐痛”，我理解同样是一种对民族命运和人间苦难的大悲悯。
　　 我曾看过一则关于杭州西湖的传说：“五代十国”时期，有风水师向吴越国最后一个国君钱俶进谏，说西湖的存在，破坏了吴越国的风水，建议钱王下令填平西湖，以保基业千秋万代。钱俶拒绝了这一建议，他说，如果西湖真的危及吴越基业的话，那么我情愿选择留下西湖，福泽百姓。正是这位钱王，后来在北宋大军压境、兵临城下，“不速纳土，祸且至”的危急关头，最终决定“保族全民”，将“三千里锦绣山川”和十一万带甲将士，悉数献纳给中央政权，避免了杭州遭受生灵涂炭的兵燹之灾，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再一次实现了一个强盛的割据王国与中央政权的和平统一，被史家称为“伟大的投降者”。从钱王的拒填西湖，到以吴越苍生为念献土保民，我看出了他对境内臣民的一种可贵的怜惜和悲悯之心。我想，这大概也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原因之一吧。
　　 2005年春天，我们收到山西省河曲沙畔学校初一年级学生杨丽峰同学的来稿，这是一首长达74行的诗歌，题目是——《“民工”：一个悲伤的称呼》：
　　 “写下这个词汇：很心酸／说出这个称呼：很悲伤／这个词汇早被定性为弱势群体的一分子／这个称呼让他们成为社会最底层的“杰出代表”／“民工”在词典里解释为用体力换取报酬的群体／在我的思维中民工是农民与工人的杂交产物／他们从事城市中体力超支报酬无期的工作／他们不像农民可以春播秋收
　　 ／他们也不像工人可以享受八小时工作制／他们是市场经济下的私生子
　　 “我所见到的民工／一脸憨厚嘴里叼着廉价香烟／手指的伤口处缠着胶布／衣冠不整行色匆匆地行走／或者茫然伫立在陌生的街口／他们没有文凭、上岗证、资格证／他们只有唯一的本钱：力气／在这个词汇中，我不止一次看到／受伤的指头、残缺的身体、失重的生命／在这个称呼里，我真切地品味出／自卑、懦弱、疼痛、孤独、忧伤、绝望、无助／这些带有悲剧色彩的形容词／在这个词汇中，永远充满悲伤的含义／在这个称呼里，血、汗、泪在里面交叉，重叠／化学反应出无助的产物
　　 “为了家／却远离了家／孤独地漂泊在陌生而冷漠的城市／数不清的砂石、水泥、砖头／和数不清的汗水、泪水、鲜血／为城市建起数不清的温馨、明亮、宽敞的新居／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根火柴头大的蜗居／“民工”是一个代名词，其中包括：／一滴鲜血、两串泪珠、三宿失眠、四天失眠、五句恐吓、六次打骂／他们更懂得咀嚼酸、痛、累以及风雨／他们是我这支拙笔下的二十一世纪的“包身工”／他们尊重法律／可法律未必尊重他们／他们充满诚信／可诚信换回的总是陷阱／一声微弱的叹息／已深入骨髓／“民工”这个词汇充满心酸／更带有悲伤的况味／温总理为民工讨要工钱／这是熊德明之福气／这是民工之悲哀／这说明民工为讨要工钱之难／现在仍在这个词汇中行走的人们／我认为是最伟大的人、最坚强的人、最执着的人／现在仍在这个称呼里站立的人们／我认为是最无奈的人、最被动的人、最可怜的人
　　 “我用笨拙的笔／写下这首卑微的诗歌／瘦小的笔尖／就像孤独的蜡烛／烛照白天的痛楚、夜晚的乡愁／“民工”，就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职业／“民工”，就像一株质朴的乡下植物／在这个年代／诚信与人格贬值／我们需要的是良知、良知还是良知／我们需要的是维护民工权利的正义之剑
　　 “再次写下“民工”这个词汇／我，热泪涔涔／再次说出“民工”这个称呼／我，苦多乐少的兄弟／深入人心的／是那些无助绝望的眼神／每时每刻／都在惊颤我们／关注他们／就是关注我们自己身上／本应发光的部分”
　　 读完这首诗歌，我的内心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尽管诗歌在诗艺上尚显稚嫩，且不无偏激之处，但其愀怆、炽热的诗情，以及小作者对社会底层群体生存状态的倾情关注和博大的怜悯之心，无疑在我心灵引发了深深的共鸣。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具有如此忧愤深广的悲悯情怀，实在令人感佩！这首诗无疑给当前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个具有解读、思考和警醒价值的并不幼稚的生动文本。在当下的中小学教育中，特别是在语文教育和写作教学中，我认为最应该唤醒的就是这种对全人类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体恤情怀和悲悯意识。悲悯情怀是一种人类相互温暖、相互拯救、赖于生存和延续下去的基本情感和底线道德。一个从小具有悲悯情怀的人，长大后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不是在“丛林法则”中拼得你死我活的野兽。
　　 如果把教育比做一个完整的人的话，那么知识和能力是下半截，情感和世界观便是上半截。只有上下半截有机地衔接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教育。语文学科决不单单是一门技术性的学科，写作活动决不单单是一门技术性的思维活动，它们更是人类的一种情感学科和情感活动。而悲悯情怀，应该是决定语文学习和写作活动成败的一种主导性的、关键性的情感。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同学在身心发展、心智的形成，以及人生观、世界观的成熟度和学习的主要任务和使命方面，不尽相同，也应该有所不同。我认为，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小学和初中阶段，应该学会眼睛向上，多看看天上的阳光和彩虹，多感受感受生活的温暖和希望，用人世的温暖为自己的人生垫底，这样，当他长大后，他才不太容易对生活产生绝望；而到了高中阶段，则要学会眼睛向下，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自己去看地底下”，多看看人世的苦难，用人世的苦难擦亮自己的眼睛，用人世的苦难点亮自己思想的火炬，用人世的苦难壮阔自己的人生阅历，用人世的苦难培育心中的大关怀和大悲悯。
　　 悲悯情怀，是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一种赤子之心、一种普世之爱、一种佛陀或基督情怀。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有人性的人，一个大写的人，必定具有一种巨大的悲悯情怀，具有一颗对全人类终极关怀的心灵。心中有大关怀、大悲悯，人生方有大境界、大成功！心中有大关怀、大悲悯，笔下方有大作品、大感动！悲悯之心，特别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悲悯之心，是人类最珍贵的道德良知和情感流露，是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也是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征服读者的秘诀。英国著名哲学家贝特兰·罗素曾经这样表明过自己的心迹：“吾生三愿，纯朴却激越：一曰渴望爱情，二曰求索知识，三曰悲悯吾类之无尽苦难。此三愿，如疾风，迫吾无助飘零于苦水深海之上，直达绝望之彼岸。”深沉、崇高、博大的悲悯情怀，是作家、艺术家等一切人类的优秀之子用心灵抒写的超越了个体生命的情感体验，是一种普遍关注人性和人类生存状况的人道主义情怀。
　　 世界文学具有一种深厚的悲悯传统。法国著名文豪雨果曾经说过，只要十九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伟大的雨果正是因为具有一种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始终关注现实，把自己关切而深情的目光，投向“悲惨世界”中的悲惨人生，投向广大被损害、被侮辱、被压迫、被奴役的底层大众，表现他们的善良、辛酸与挣扎，他的作品，才拥有了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才征服了世界各地的读者，才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博大深厚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穿越莎士比亚、奥尼尔等戏剧大师的作品，穿越老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泰戈尔的《飞鸟集》等小说和诗歌；穿越契诃夫对弱小人物的深刻同情与哀惋，穿越卡夫卡对现代人灵魂异化的抒写和揭示；穿越表现命运无常的日本古典巨著《源氏物语》，穿越展现阿富汗整个民族灾难的《追风筝的人》；穿越左拉、萨特、加缪、奥威尔、萨义德、索尔仁尼琴等一切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作品和思想，在世界文学史的时空中，留下了不绝如缕的回响。
　　 悲悯情怀是一盏照耀黑暗大地与人间苦难的明灯。2007年1月26日，被尊为“法国的良心”和“善的化身”的94岁的阿贝·皮埃尔神父，在巴黎圣母院接受了整个法兰西民族的最后的哀别。这位令人敬仰的老人，终其一生，都在为穷人奔走呼号，把自己毕生的心血献给了为穷人争取权益的事业。他的生活信条只有一个：唤醒社会良知，为穷人、为流浪汉、为被剥夺和被损害者寻求福利和救济。这位伟大的老人，把他心中对底层人民的深深挚爱，把他对人间苦难的巨大悲悯，化做了一盏无比光明和温暖的神灯，让苦难者在黑暗中看见了星月，在寒风中感受到了阳光，在无助中握到了扶持的巨手，在绝望中谛听到了希望的脚步声。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政治领袖、杰出的思想家、“圣雄”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一生致力于用悲悯之心怜恤民间疾苦、以光明之心照耀世道黑暗、以仁爱之心拯救阴暗人心、以和睦之心消弭种族矛盾、以舍身饲虎之心从英国殖民者手中谋求民族独立的事业。荣获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特蕾莎修女，“她的事业的一个特征就是对单个人的尊重……最孤独的人、最悲惨的人、濒临死亡的人，都从她的手中接受到了不含施舍意味的同情，接受到了建立在对人的尊重之上的同情。”（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词）这些人类的圣者，莫不像俄罗斯文学中的勇士丹柯一样，高举着自己一颗悲悯的心，照亮苦难者在苦难的大地上匍匐前行。
　　 悲悯情怀也是我国优秀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优秀作家、思想家们薪火相传的人文传统。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曹禺先生说“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这两句话是对悲悯情怀的最好诠释。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人，总是悲悯万物，博爱众生，“心事浩茫连广宇”，自觉地关注民生疾苦，直面惨淡人生，思考生命意义，呼唤人性尊严。特有的平民视角、强烈的人道主义、深重的忧患意识、深沉的拯救情怀，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在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热泪中，在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吟唱中，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叹中，悲悯情怀地下河般潜流于历代优秀文艺作品和论章里，汩汩流淌至今，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情感力量，撼动着读者的心房。一切伟大的作家、思想家，探究他们登顶人生事业高峰的奥秘，莫不具有一颗博大的悲悯之心。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施耐庵的《水浒传》，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萧红的《呼兰河传》，沈从文的《边城》；茅盾的《林家铺子》，老舍的《骆驼祥子》；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余华的《话着》……中国文学史中无数优秀作品，莫不体现出一种严肃而悲悯的“底层关怀”。
　　 一个拥有悲悯情怀的人，是一个自觉与民众为伍、与民众声气相通的人。青年学者林贤治先生在论及鲁迅时曾说，鲁迅“自始至终想到沉默的大多数”，“想到社会不合理的存在”，“自始至终对大众民生表现一种关怀和挚爱”，“对弱者和民族爱得那么深”，而“有闲阶级大抵沉迷在享受当中，他们会不会在冬天想到赤脚的没鞋穿的人，会不会想到工厂的打工者，我想大概不会”。正因为鲁迅先生对底层民众怀有一颗博爱和悲悯之心，自觉地将自己与苦难的人民捆绑在一起，所以，他才赢得了亿万民众的景仰，最终成为后人“无法继承和超越的传统”。（林贤治语）他的这种博大的悲悯情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在我们每一位读者心中，永远竖起了一根“良心的标杆”。当代著名学者、“赤子佛心”的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场合，总是能敏感地发现那些最弱小的人，然后和他们站在一起”。（曹文轩语）钱先生说，我“永远站在受侮辱、受损害的底层民众、社会弱势群体这一边，做他们真诚的朋友”，“当我提起笔时，无法不听从这些无声的命令——我是为他们写作的”。底层，只有底层，才是鲁迅和钱理群先生们真正挂怀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