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沉重的嘱托，是外祖母一生的牵挂，是她守望了一辈子的希望。那年春天，母亲带着沉重包裹搭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一九八零年，是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的一年。我母亲就在去北京的火车上认识了刚刚退伍的父亲。我父亲是这场战争中的炮兵，在一次空袭中，一颗炮弹的弹片留在父亲的锁骨里。战争持续了两个月，结束后被评定为二级残疾，干不得重活。母亲和刚认识的父亲找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只是北京天大地大，重名重姓的又特别多，哪里能找到。母亲和父亲在北京找了份差事糊口，依然坚持着寻找。母亲担心外祖母，就说，写封信回去吧，还是不要告诉外祖母。
　　 外祖母看过信后，很高兴，每天撑着拐杖，她穿过门槛，走到老李子树下，像远处眺望，等待着那日思梦想，魂牵梦萦的身影。年底，父母还是没能找到大姐的消息，他们深知瞒不过外祖母，就商量着先找个借口对付。这年，他们回到了家乡，天空飘着毛茸茸的雪花，老远就见到外祖母撑着拐杖依偎在老李子树下，她见到他们的声影，又是揉眼，又是急匆匆的四处眺望。这年的冬天又特别的冷，雪花把见到的一切都染成了白色，白的纯洁，白的透底，分不清外祖母髪上，是雪花，还是白发。
　　 一九八二年，家里迎来了第三场喜事，母亲和父亲结婚了。外祖母很高兴，因为我父亲曾经是个军人，现在又是民族的英雄。母亲回来时找了个借口，说大姐在外面过的很好，她像外祖父一样是个人民教师，已经快到了退休的年龄，等她一退休就回家乡养老。外祖母这年七十五岁，岁月的沉淀悄悄在她额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头发也已经都是雪白的了。她依然坚持着，每天撑着拐杖，穿过门槛，走到老李子树下，等着，等着。这一等，又是等了四个春夏秋冬。她等到了我大哥出生，又等到了我出生，等来了一堆的孙子孙女，却依然等不到所等的那个人。
　　 我出生时六个月时，舅母已经生下四个表兄表姐，各个都已经成年，最大的姐姐也已经嫁人了。由于生活所迫，母亲和父亲去了南下务工，因此把我交给婆家。因为我出生六个月时，母亲就给我断了奶。外祖母心疼我，每天把母鸡下的鸡蛋在碗里搅溶，再放进煮饭的锅里，等到饭熟了，鸡蛋也熟了。这便是我小时候吃过的最有营养的东西。外祖母经常会跟我讲母亲她们的故事，讲的最多的是大姐的，她说，大姐走的时候，她还盼着她早点回来，但这一走，就再也没有消息。她说，只要再等几年，等到大姐退休了，就能看见她了。这一等，我三岁了。
　　 三岁那年，改革开放，家里分到了农田，生活也基本稳定了。父亲和母亲就合计着去接我回家。那天，天气很凉爽，外祖母又坐在老李子树下，给我讲母亲的童年，讲二姐的童年，讲着讲着，就看了父亲骑着单车，后面坐着母亲，他们来接我回家了。我母亲说，当时我不懂事，并不认得他们。他们把我固定在单车上，单车往前行走，我就大声哭；单车停下，我就不哭，这样来来回回，不得已，只得又留下来居住了几天。这几天，外祖母教导我，他们是的我父亲和母亲，是你最亲密的人，你总要回家的，总要回家的……
　　 时光流逝，这一年，是一九九二年，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接到外祖母的即将离去的消息，我们早早到了。那天，是这年九月十二日。外祖母已经不能动弹了，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我看着她，牙齿光了，头发像雪一样灰白，而我们只能围在她身边，听，听，听外祖母颤抖的嘴唇，喊着，喊着，她喊着母亲，喊着二姐，喊着舅舅，又把屋里所有人喊了个遍，最终又喊着我外祖父的名字。喊着喊着，就这样一直喊着那个等待了数十年的名字。
　　 外面又吹起了秋风，吹啊吹，她吹过老李子树，吹过门槛，吹过大江南北，从一九零七年吹到一九九二年，吹到了这座南方的某个村子里。
　　
　　 2013年5月11日-2013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