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九四一年四月间罗岭遭受的那次飞机轰炸，月霞总会不经意地记起。她记得那群熟悉而无辜的人，从罗岭街上像疯了似的朝田野涌动，那是一片广阔的天地，也是十几个人身首异处的地方。人们在田野里疯狂地奔跑，惊慌失措，慌不择路。尖锐的哭喊声，撕心裂肺的哀号声，被头顶的震耳欲聋的机鸣迅速湮没。月霞就坐在窗前，平静地看着龙毕的老妈一手抱着满头鲜血的小孙子，一手拼命地把炸出体外的肠子塞进肚子里。这位已失去儿子儿媳的老妈妈异样扭曲的面孔，常常在此后的月霞的梦魇中夸张地显现。当时她并没有随丈夫和儿子逃往山里，文元始终也搞不懂：这个外表柔弱的女人，心里究竟在想什么，难道真的不怕死么？
　　 一九四二年的雪依然执着地沸沸扬扬，很快就覆盖了罗岭高高低低的屋顶，远远近近的曾经红色的田野。月霞想数一数鞋底的针脚，却发现已是密密麻麻结结实实的一块，哪里还数得清。
　　
　　 8
　　
　　 此刻，父亲一定走在给母亲送早饭的路上。对那一条通向公路的乡间小路，我想他一定比我有更深刻的体味。
　　 三十年来，父亲始终保持着一个文人对城市的最初向往和想象。而他的关于城市的印象和想象，于我看来，在一九六八年之后就已成为虚假的幻象。一九六八年，轮船的行驶是缓慢且停顿的。从爷爷的城市返回罗岭，需要一天一夜。时间不会停止，我的诞生也无法停止，如果船停下来，一个人的命运就不会面目全非。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迷失在失眠的痛楚里，是因为更年期，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不得而知。他向我说起我小时侯是多么笨重，压得他的胳膊生痛生痛，而这又与我的小名关系密切，直到二十五年后的今天，甚至永远。而所有的疼痛，都仿佛是干瘪的稻谷，浸泡在那我永远无法看见的遥远的水域。
　　 现在，父亲的面容和罗岭的农民别无二致，拿粉笔的手拿起锄头和扁担竟也是异常的灵活。每天，父亲一个人挑着粪桶，黄昏时走向菜园，在清晨又会从菜园里摘回新鲜的蔬菜来。他的老实能干在罗岭得到一致赞扬。
　　 现在，父亲仍每天坚持喝酒和抽烟，却听不见许多切近的声音，他总会时不时地向身后张望，或突然地应上一句，我不得不像对外公说话一样，一再地重复。我一直没有问他，当年轮船起锚时的汽笛声，他是否还听得见？
　　 无论如何，一九四九年出生的父亲，最终信了命。
　　
　　 9
　　
　　 公元一九九五年，我在把饭店转卖的最后一笔钱存进银行之后，就彻底地放下心来。我不紧不慢地起床，然后泡一杯浓茶，开始认真地吃早点，几块饼干，或者糕点。我走到院子里，伸伸胳膊，扶着墙，踢踢腿。我有足够的时间，看电视，或是在院子里来回走动，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自言自语，直到一点一点地把自己完全锁进过去的往事里。
　　 现在罗岭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已寥寥无几了。自然的，我成为罗岭的历史，成为一个家族最后的象征。我在七十多岁的时候还完成了难度较大的前列腺手术，之后身体健康，感冒和咳嗽都极少，我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纷纷表示，如果能活到像我这样就已经心满意足了。然而，我开始健忘，常常说了下句，忘了上句，有了上句，没了下句，或者是把钥匙丢在房里，而把自己锁在门外。八十岁的老人有时竟像个八岁的孩子，为一句话而赌气，为寻找自己的东西而指责他人，又会为在客人面前忘了“礼术”而大加自责。他们只能像哄孩子一样，哄我。
　　 已经很少有人陪我说话了，大家都在忙，或者都在异地。我一个人呆在老屋里，没有人知道我在想些什么。我比任何人都更急切地盼望着早点过年，因为那时候我的后代们都陆续地回来了，我成为大家新年聚会的最后的理由和标志。我的儿子女儿，我的孙子外孙子，我的重孙子重外孙子，都围在我的周围，像层层覆盖的枝叶，我这棵八十四岁的老树才感到格外的年轻和温暖啊。
　　 还好，年，马上又要到了。
　　
　　 10
　　
　　 在一个暗淡的下午，在罗岭街头的一间老屋里，我的外公向我叙述起并不遥远的往事，纵横交错，语无伦次。他有时滔滔不绝，有时半晌都不吭一声。他靠在藤椅上，长时间地盯着窗外，窗外只有一棵准备过冬的老梨树，光秃秃的。我能清楚地感觉到我和他之间隔着我们看不见的几代人经历的时间，而他所讲述的每一个字又都是带着浓重色彩的罗岭方言。他的一生注定只能属于罗岭，属于罗岭的过去，或者属于我即将开始的小说了。而我，他的外孙子，只能匍匐着完成这样一次艰难的纸上还乡的路程。在这样一条曲曲折折的还乡路上，我看到我众多形象鲜明的亲人穿越罗岭的那条老街，穿越血与火、爱与恨的夹缝，微笑着，一步一步向我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