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财当家的这时态度非常强硬地说：
　　 “你们欠我的并不是你我直接的输赢账，输赢账我都可以不要了，可你是朝我借的是十四块光洋来做的赌资，这有字据，上面还有你的手印，到时还不上，我就得来领人！”
　　 说着财主家当家的从怀里拿出一张写有黑字的白纸递给母亲的祖母。
　　 可怜那时候母亲一家祖孙三代人可哪有一个识字的哟！
　　 财主家的当家人又把这一纸字据递给了与他同来的当地民团组织—牛马会的流氓会首说：
　　 “念给他们听听！”
　　 这个流氓会首接过财主二当家的递过来的字据，展开后故意拿腔拿调，一句一拖着长音地念道：
　　 “借债人宋春明因无赌资，特向老虎屯财主二撑柜张景富借得光洋十四块，三日内归还，逾期归还不上，愿将自已二闺女宋依兰送往张家做使女顶债。空口无凭，立字为据。”
　　 借债时，那是外祖父在醉酒的情况下定的契约，也是在醉酒的情况下把钱输给了这伙流氓骗子的。可是外祖父酒醒过之后，事情已经触成，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他望着财主当家的递过来白纸黑字的借据，争辩几句之后也只好痴呆呆的发着愣了。
　　 当这流氓会首把借据念完之后。
　　 财主家的二当家又把字据送到母亲的祖母面前说：
　　 “老太太，你看这里还有你儿子按的手印儿。”
　　 母亲的奶奶说；
　　 “别的我不管，我只是不能把我的二孙女带走！”
　　 债主财主家二撑柜凑上来强硬的说：
　　 “如若不从，那我只好当着大伙的面，扒光了你们全家人的衣服，让你们穷人长点记性，下次再赌，看你们还有没有脸再到我那去借钱，以后这十四块光洋我就不要了。”
　　 这个时候，本屯来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屋外院里已经围上不少的人了。
　　 母亲一听说债主要当着众乡亲们的面扒光全家人的衣服，她望着二十岁姐姐依青和十岁的妹妹依红心中暗想，这帮恶霸老财，流氓会首说得出就干得出。别说真的让他们扒光了衣服，就是一动手，全家人的脸就在乡亲们面前丢尽了。母亲想着想着把心一横，攥紧两只拳头冲到了财主当家人面前说：
　　 “不就是要我跟你们去顶债吗？你们说话算不算数！”
　　 财主的当家人说：
　　 “当然算数，铁板钉钉。”
　　 母亲伸出手说：
　　 “拿来！”
　　 财主家当家人问：
　　 “要什么？”
　　 十四岁的母亲说：
　　 “按有我爸爸给手印的字据！”
　　 财主家这二当家人把那张写着黑字的字据递给了十四岁的母亲。
　　 母亲接过来之后，用两手把那张纸撕得粉碎。对财主家的当家人说：
　　 “走，我这就跟你们去！”
　　 事以至此，已经无法挽回了。母亲的祖母抱着这二孙女痛哭起来，母亲用手擦着奶奶脸上的泪水，安慰着祖母道：
　　 “奶奶你不要惦记我，凡事都该有个了断。为了偿还爸爸欠下人家的赌债，我也豁出去了，以后会怎样，一切就凭天由命吧。奶奶你要保重，奶奶咱不哭！”
　　 母亲的奶奶把孙女抱得更紧，而且哭声也更大了。
　　 母亲的祖母抱着孙女痛哭一阵之后她从北墙的一面破镜子上拿下一把隔一根齿断一根齿的破木梳说：
　　 “你这一去，奶奶这把年纪了，说不定还能不能见着你，奶奶这辈子穷，没有东西送给你，就让奶奶最后给你梳梳头吧。”
　　 十四岁的母亲很温顺的让祖母把头梳完，在梳头期间母亲也用双手紧紧的搂抱着她的祖母，那样子就是生离死别似的。
　　 十四岁的母亲就这样的跟着人家走了。
　　 也就在这天夜里，母亲的祖母就象被人摘走了心肝，她气恨交织，火星乱冒，柱着棍子出去送一泼尿，回来之后用棍子照着她这不争气的儿子身上狠狠地抽打两棍子，然后把棍子一扔，一头撞死在她儿子头前的炕沿上了。
　　 第二天，乡亲们听说后，给外祖父家凑了几块板，求人给我母亲的祖母钉了一口薄薄的棺材帮助他们草草的把太祖母祖母埋葬了。
　　 等到母亲从财主家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再见到的已经不是母亲久盼的慈祥的祖母，而是埋在荒郊野外的一堆坟包。
　　 母亲扑倒在她祖母的坟堆上哭泣的死去活来：
　　 “奶奶啊！你真就象你说的一样，也不等到我回来你就……！奶奶呀，我要跟你去！”
　　 众乡亲们连说带劝，连托带拽，好歹才把母亲弄了回来，十四岁的母亲无可奈何地倒在了自家冰冷得没有一点气息的炕上。
　　 …………
　　 小时候的母亲就是这样的倔犟。
　　 在一九四三年，母亲为这财主家不争气的大少爷生了女儿。
　　 一九四六年，母亲又为这大少爷生了儿子。
　　 到解放时，因为这个家突然的变故，才使母亲在解放后离开了这个财主家，而又走进了另一家的门。
　　 由于母亲的前夫，出生在财主家庭，这个秧子出身的阔少爷，从小不务正业，染上各种恶习不说，在日本鬼子投降后，他与国民党要员的儿子来往频繁，最后加入了他们的反动团伙，骗人、抢劫等无恶不做。在一次抢劫过程中，这个反动团伙的众人出手打死对方，。出人命之后，这个团伙跑散了，只是他动作慢一点，被害方就一口咬定被害人是这位阔少爷打死的。
　　 东北全境解放以后，这位财主家的阔少也被人民政府抓了起来。经办案人员调查，这位财主家的阔少曾与国民党的党棍，国民党的失意军官经常来往并加入了他的反动团伙。有被害人家属对他进行控告，说他手上有人命有血债，在一九五零年，人民政府便以反革命杀人罪，在本地将他判外极刑，直到他被押上法场时，他才感到后悔，后悔的是，那家被害人不是他打死的，可是他这些好兄弟却没有一个人肯为他证明，说那场事件的被害人不是他打死的。
　　 一个冤魂，就这样下了地狱。
　　 一年之后，真正打死人的凶手，也被捕归案，经审理，和犯罪嫌疑人自己坦白交待，经办案人多方调查取证，最后抓到的这个才是杀人元凶，被处决之后，政府曾动员母亲到政法机关申诉为其夫平反，可是那时母亲身背一个反革命家属这个沉重的包袱，已经有重病在身，无行为能力了。母亲的亲属，兄弟亲人还有谁愿意同这个反革命家属亲近和来往呢？
　　 后来母亲自己带着一儿一女也实在无法生活了，她就带着一儿一女和背背在肩头的这反革命家属的包袱又走了一家。
　　 出一家进一家之后，母亲与她一些亲友也断绝了来往，而这一方的亲友更是不愿意接近她，甚至于厌恶和看不起她。到了一九五六年母亲生下我之后，也没喘过这口气来，一个沉重的包袱一直背着，沉沉的压在她的背上。
　　 记得我四岁那年，也就是一九六零年的夏锄季节。曾发生了一件事，母亲才喘上一口气，觉得轻松一些，脸上才有点笑容。
　　 那是一个上午，县里曾给公社打来电话，又传到了生产大队，大队党支书赵常让当民兵连长的常云廷来到我们家告诉我的父亲，说上边来人了，要找我母亲了解重要情况，让我母亲在当日下午赶到生产大队的大队部。
　　 可是当时我母亲不在家，她是去看望我病重的外祖父。
　　 民兵连长常云廷回到了大队部如实的报告了我母亲不在家的情况。大队支书赵常也如实的给公社回了电话。
　　 可是时间不长，民兵连长常云廷又返回我们家来，他很郑重的告诉我的父亲，省里外调的人下午就到，公社和大队让我父亲务必在中午去把我母亲接回来。
　　 那时农村很少有自行车，农村农民有急事出门能代步的只有生产队的毛驴儿。中午收工后，父亲就从生产队借了一头毛驴去接我母亲。
　　 从民兵连长这一日上午连来两次我家，父亲和大我十二岁的姐姐已经猜出一定是有重要事和要紧的事儿。我父亲去接我母亲走后，我和姐姐谁也没心思吃午饭，也不敢、不想吃这顿午饭了。
　　 到了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父亲果然用毛驴把我母亲接了回来并直接送的到了生产大队部见到了三个穿军衣的一个穿便装的大官儿。
　　 通过他们自己介绍，三个穿军衣的其中有一位是东北军区政治部的，另一位是省军区保卫部的。还有一位是义县人民武装部的，而那位身穿便装的是义县公安局的。这四人身上或明或暗都带着短枪。当然他们四人出来搞外调的介绍信是只能让地方上的公社领导看而没必要让我母亲看的。
　　 周围的百姓，都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这外来的四个带枪的人，也用那种幸灾乐祸的眼神看着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他们急切地盼望着该发生的快一点发生，盼着这四个人立刻就把我的父母亲抓走，他们好有相互传播的趣闻和丰富的闲谈资料。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儿，我母亲心里没了底，我父亲心里也没有底了。
　　 原来早在一九四五年，我母亲救的那个叫袁文成的东北抗联连长到了延安之后，按预定的时间，他误了一年多，也就是曾克林给中共中央发过电报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袁文成才到延安，按规定，他是要自觉地接受中共党审查的。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是不是投降了敌人？是不是被国民党抓去坐牢，叛变或自首出狱的？
　　 袁文成他是中共党员，明白中共党的组织原则，于是他就用自传的形式把在我母亲家里养病的情况写了报告，交给了中央审查组，在材料里最后提到了他所带的配枪，仍然留在了我母亲的手里。
　　 经党中央审查组审查，这个袁文成没有重大历史问题，他向党中央审查组交待的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审查没问题之后，也没再让袁文成回到东北来，而是让他直接参加了西北人民解放军，在一年后便当了团长，后来在参加解放太原的战役中牺牲。
　　 在全国解放以后，党中央又整理袁文成烈士的材料，才开始追查他存放在我母亲手里的这支枪。
　　 从四五年到六零年，已经是十五个年头了，东北军区政治部来人是核实袁文成烈士的先进事迹的材料。省军区保卫部和义县武装部来人是为了追查袁文成烈士留在我母亲手里的这支枪。义县公安局来人，不言而喻，如果枪要是还保存在我母亲的手里，那么公安局的人就要把我母亲带走了。不论当时还是现在，私藏枪支就是犯法的，如果一个反革命家属，私自保存了十五年的枪支，就是在政治上没有污点的人，也是犯了法的。何况母亲还有着一个巨大的政治包袱，如果这样，她满身是嘴也无法说清楚了。
　　 经过一阶段谈话后，他们从我母亲这里了解到，我母亲在一九四六年春天就把这支枪交给了义县第四区设在邸家沟的区人民政府了。经办人是我母亲的姐夫，我的亲大姨父，是岳家屯的周益文。
　　 那时我的姨父周益文是早期的中共党员。伪满时期在北票煤矿做工运工作，，在一次酝酿罢工失败后，在日本宪兵抓捕下，他逃回了义县。日本投降后，在一九四六年七月才和中共义县党组织取得联系。在义县第四区邸家沟区政府做财粮委员。在一九四六年春天，义县在义县西成立第四区政府的时候，我母亲就委托我的大姨父把袁文成留下来的枪交给了区政府的武委会主任了。并且给开据了收枪的手续。
　　 这四位钱来的军区领导和县领导，相互对望一下，他们立即做出了要找知情人核查的决定。于是省军区保卫部和义县武装部的人，到了半拉山子让全善卜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林章给借了两台自行车，这两个人就来到了离此不算远的岳家屯找到了我大姨父周益文。
　　 说明来意之后，，我大姨父周益文向他俩介绍了当时事情的经过，最后我大姨父周益文从他家柜上帽盒子里取出了义县第四区人民政府给开据带有人民政府公章的收枪手续交给了这两个人查看，省军区保卫部的人仔细看了手续，上面的枪号与他们所要查的枪号相同。省军区保卫部的人把情况记录下来，又用照相机对这个收枪手续做了拍照。
　　 当这两个人回到了姚家沟大队后，在院子里就与另两个同行相遇。他们四个人勾通了一下所了解来的情况，回到屋里，在距我母亲有五步远的地方自成一排，端端正正地给我母亲敬了个军礼。
　　 我母亲见此情景，真是受宠若惊，慌忙地走上前，按下四个人的手，嘴里忙不迭的说：
　　 “我是一个老百姓，你们如此这样，你们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呀！”
　　 在场的姚家沟大队党支书赵常和大队长孙玉玺，见此情景深感意外，他俩用眼神向眼前这四位外来搞外调的人探询；“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啊？”
　　 军区政治部的人看出党支书赵常和大队长孙玉玺疑惑不解的神情，他过来向党支书赵常和大队长孙玉玺说道：
　　 “眼前这位大嫂，对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可能比你我都要大，以后可能的情况下，在政治上一定要多给大嫂照顾。”
　　 说完，他们很礼貌地退出了屋门。
　　 后来的日子里，在本屯有两个亲戚，仍然拿母亲当作反革命家属对待，而且有时还当我母亲的面骂出口来，这一情况让姚家沟大队领导听说后，党支书赵常又派民兵连长常云廷把他俩分别的找到了大队部，对他俩狠狠地进行批评教育。
　　 到后来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姚家沟大队的党支书赵常和大队长孙玉玺在运动之初就靠边站了。接着就是红卫兵开始扫四旧，斗地、富、反、坏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尽管运动那么猛烈，也没波及到我的母亲。那时的红卫兵也不象人们现在所说的“红魔”，他们也不是遇谁就打谁，他们所打的也都是在过去打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