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五四”时代最重要的思想泉源之一，“自动之精神”表现为发乎政治觉悟和伦理觉悟的个人的自由意志拒绝任何外在强力的支配，听从科学的理性精神的内在召唤，其内核便是勇于质疑和智于实验。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政治觉悟是指国民确立“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的理念，因为“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伦理觉悟是指“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视“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他在阐释“解放”内涵时说：“解放重在自动，不只是被动的意思，个人主观上有了觉悟，自己从种种束缚的不正当的思想、习惯、迷信中解放出来，不受束缚，不甘压制，要求客观上的解放，才能收解放底圆满效果。自动的解放，正是解放底第一义。”（《解放》）胡适注重“实验”，但更强调实验主体的“自动性”，视之为“实验”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实验――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思。实验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杜威先生与中国》）
　　 九十多年后，“自动”这个词仍在，但早已不含原先的人文内涵了。它蜕变成了纯技术、纯机械的中性词，据称现代社会是以高科技和自动化为特征的。就精神而言，对权力的屈从与奉迎一旦形成“自动”意识，便意味着精神主体的彻底沉沦。由此可见“自动”的人文内涵被“风化”了，近乎“化石”。由“自动”这个词的演变，不难发现新文化运动的最强音被慢慢消解的最小结构。尽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仍然响亮，但它一旦成为权力利用的招牌和顺手工具，那么是否或何时接受“检验”则完全取决于最高权力了。假定新文化精英某一天早上突然醒来，他们会大跌眼镜并高声质问的：是谁剽窃了“自动”的语义？不错，是有人在剽窃它，但他绝非单一的力量，而是无所不在的虚无的权力系统——精神强权、市场强权和技术强权。当现代人及知识分子拱手将“自动”交给它们时，上帝也无法判定它是“剽窃”的。一部当代精神史表明，国人和知识分子最易沦丧的正是主体的“自动性”。冯友兰当年发表过一篇《名教之分析》，指出“名教”便是崇拜名词的宗教，是崇拜名词所代表的概念的宗教。可后来呢，他也被“名教”政治集团所利用，成了可悲的工具而受到知识界的责难。那么最近二十年的思想生态又如何呢？那主体崩塌、人性扭曲和灵魂卑污的精神废墟尚未得到有效清理，便被铺天盖地而来的拜金文化、媚态文化、下半身文化所淹没或镀亮。看看当今的知识界，到处都充斥追名逐利之腥臭，以克隆置换思考，以思考取媚政治，以暗窃替代创新，在体制规限的镀金阶梯上一路狂奔。看看那些教授、博导和学术明星吧，他们腰缠万贯派头十足，的确过上了豪华的“自动”生活，但那充其量只是精神侏儒的美好生活，因为“人也散发出非人的东西。在某些清醒的时刻，他们的举动的机械的面貌，他们的没有意义的矫揉造作都使他们周围的一切变得愚蠢”（加缪语）。
　　 另一个词是“反动”。老一辈的中国人听到这个词会不寒而栗，因为这个词在二十年代后期乃至解放后完全变成贬义词——宣布谁政治死刑，只要贴上这个标签就够了。在二十年代后期，胡适指述过这一现象：“说某人是‘军阀’，‘土豪劣绅’，‘反动’，‘反革命’，‘老朽昏庸’，便是教人‘打倒’他。故‘忠实同志’‘总理信徒’的名，要引起‘拥护’的分。‘反动分子’的名，要引起‘打倒’的分。故今日墙上的无数‘打倒’与‘拥护’，其实都是要寓褒贬，定名分。不幸标语用的太滥了，今天要打倒的，明天却又在拥护之列了；今天的忠实同志，明天又变为反革命了。”（《名教》）然而，在“五四”时期可不是这样。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胡适说：“例如孔教的问题，向来不成什么问题；后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势力渐渐衰微，于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要用政府法令的势力来恢复孔教的尊严；却不知道这种高压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种怀疑的反动。”在这里，胡适是在原始意义上使用“反动”的，只表示“反向地动”，联系整个语境来读便有褒义。又如，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说，“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寝食难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的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这里的“反动”特指新文化先锋们逆旧文化而动，“反动”正是“革命”或“革新”的别称。
　　 将“反动”涂上或界定为贬义，其实质是专制主义在词汇学上的表现。“反动”是指与“顺向”不同的事物运动向度和方式，在思想层面是指与众不同的思考见解，在政治层面是指持相异或相反之政见。任何社会革命或变革都是与整个体制、潮流异向或反向而动的，否则便不可能称作革命或改革。将“反动”贬义化和标签化，其实质是确立大一统的一元思想/政治体系，打击任何对统治权力构成挑战的异已力量。所有的思想先锋和政治革新，无不具有“反动”性。人类历史若没有“反动”，任何社会进步都是不可能的。“反动”之于“顺动”，正如“车的两轮，鸟的双翼”。不能、不许或不容“反动”，哪里能谈得上“自动之精神”？仅有“顺动”而没有“反动”，只能造成思想/文化生态的失衡与偏枯，是“死动”而非“活动”。一九一九年二月，李大钊撰文指出，“日本的浪人会，专去逆着世界大势作那拥护国体的运动。彼邦酷评家说他们是‘死动’，不是活动。我想这种‘死动’，几乎遍中国都是。不是拜倒在偶像之前鬼混，就是倒行逆施往死路走。人家的社会，还有大部分‘人的活动’，几个顽冥的‘死动’，不至于永远成了黑暗的鬼世界。像我们的社会，‘人的活动’，很是稀少。起初还是‘死动’，后来恐怕就剩下了一个‘死’，连‘动’也不会‘动’了。”（《死动》）为此他向青年大声疾呼“努力去作人的活动”！要在寂寞的、痛苦的和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专在热闹的、欢乐的和光明的方面活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这些精辟的见解完全适用于精神领域。因此给“反动”正名，对恢复和维护思想/文化之生态是完全必要的。
　　 既然“两轮”前行必然会带来颠簸、撕裂和震动，那种泥泞中的打滑、迂回中的纠缠和爬坡中的困顿，将长久地呈现在政治变革、文化变革以及这种变革本身的演变过程中。这并非一种悲观的估计。曾被奉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陈独秀，在经历了曲折的迷途后，晚年又回归到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最初立场上。他意识到仅有旗帜是不可靠的，自己顶多不过小小的“轮轴”或“轮辐”而已。困境中的他并未停止对民主和人权的追索与思考：“‘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我的根本意见》）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民主”之为“民主”自有其质的规定性和普世价值，并不因团体、阶级、国情和政治倾向的不同而产生质的不同。无论是欧美模式还是苏俄模式，都必须接受“民主”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
　　 车轮的本质属性必通过道路才能显现出来。它不受风向、季节的制约，也不必看着天空的脸色，更不会因深陷泥潭而随意改道易辙。当年毛泽东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说：“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揭的，就是这两样。”在严峻的批判话语中，青年毛泽东最初的理想如车上之旌昭然于天下。以此为镜，九十多年来中国在哪些方面前进了，哪些方面却停步不前，足可两相比照并深层反思之。
　　 尽管中国具有悠久的“山呼”和“高举”之传统，但“两轮”从新文化运动发轫之时就已随风碾入人心！风暴和泥泞可以模糊它的轮圈，但无法抹去它直逼时代良心的灼热光芒。重要的是，不要被那些眩目的名词或旗帜所迷惑、所咒约，因而放弃了对内里货色的鉴别与挑剔。
　　 旗帜必通过轮子才能升上天空，并飘扬到更远的地方。
　　 倘旗帜与车轮是分离的，那它顶多不过是政客手中的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