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古到今，历史总有“正史”和“野史”的分别。那“正史”主要体察的是整体性叙事（当然也有曲意篡改），可以称为“大历史”。而那“野史”多为个人所著，主要研究“正史”没有涉及的个体记事（当然也有道听途说），可以称为“小历史”。
　　 研究历史，应该将大历史与小历史结合起来；书写历史，应该注意大历史与小历史的互补互渗。如能这样，我们看到的历史将更真实，将更的人情味；历史，也将成为生动的过去，鲜活的过去。
　　
　　 十二、历史与演义
　　 很小，就听一些下巴留着白胡须的老人说：唐扯谎，宋日白，假封神，真三国。说：《隋唐演义》是扯谎（四川方言，相当于普通话的“撒谎”、“说假话”）的，《水浒传》是日白（四川方言，相当于普通话里的“吹牛”、“瞎侃”）的，《封神演义》是虚假的，而《三国演义》是真实的。
　　 当时，一直以为真是那样：《三国演义》是真的。后来，才知道，《三国演义》也不是真的，是在“真实”基础上的“演义”、“再造”，说得上真的那“三国”，叫《三国志》。
　　 但奇怪的是：喜欢《三国演义》的人却大大地多于喜欢《三国志》的人。原来，喜欢历史“演义”的人多于喜欢历史“事实”的人。
　　 史事记载的是脉络，是梗概，是宏观的过程，是整体性叙事，比较纯粹，比较枯燥，比较理性。而演义呢？将历史事实进行了一番发挥、演绎，依托历史进行文学创作，将历史与文学杂揉在一起，显得很亲切，很人性，很感性。史事读着，大家都知道那是事实，是时间前进的过程和脚印，没什么悬念，没什么想象，没什么认同，全是必然；读了，也只是增加点知识，也只是认识一下过去。而演义呢？读着，让人觉得是活生生的人在过去时空里的跳跃、奔跑，让觉得那是与今天既很一致又很不相同的实实在在的生活，这里有想象，有创造，多为偶然。
　　 文学与历史一沾上边，在气势上就先得了一分。古今中外，很多文学名著，都对历史事实的演义、演绎、想象、创造……
　　 历史在演义中深入人心，历史在演义中更加辉煌。
　　
　　 十三、借古喻（讽）今
　　 古者，过去之时间、逝去之日子也；古者，已经作古之人、已经为古之事也。古者，历史也！
　　 今者，现在而今眼目下之谓也；今者，我等正在享受之时间，正在经历之事件也。今者，现实也！
　　 古与今是相对而言的，今天的今在明天就是古，现在的古在昨天却是今。古与今是相辅相成的，古与今既互相对峙，也彼此交流。也不知是真弄不清古与今的分别，还是故意模糊古与今的界限，我们在古与今的问题上总有许多令人叹服的作派与风格。
　　 借古喻（讽）今便是文人们的一种高超技艺。当当权者需要古事支撑其的行为时，当统治者需要历史印证其思想时，文人们就会“欣欣然”从历史中寻出蛛丝马迹进行演绎、诠释，将历史打扮得花枝招展地走上他们定制的舞台。古者已“古”，自然无法开口，只好由着借者乱“借”一气；借者为“今”，自然不顾事实，为达目的想当然地“古”上一番。正因为有借古喻（讽）今的存在，许多人都会对历史产生一种类似胡适先生的想法：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被借来之“古”已然“昏昏”，何能使人“昭昭”；被借来之“古”已经“变味”，何能达到喻今、讽今之效？越是乱“借”一气，越是让人觉出“借”者之心莫名可测；越是乱“喻”、乱“讽”一气，越是使人觉出喻者、讽者之浅薄功利。
　　 “借”也罢，“喻”也罢，“讽”也罢，都是对历史的污辱和亵渎！
　　 虽然读史使人明智，读史使人知兴衰更换，读史使人明潮起潮落。但历史只可读、可解、可明理、可知智，却不可乱“借”，更不能用“古”证“今”。
　　 历史是客观的，也是需要尊重的。别看历史无言，历史自有其强大的力量。历史只会尊重那些尊重历史的人；你不尊重历史，历史也不会尊重你这样不尊重历史的人！
　　
　　 十四、分久必合与合久必分
　　 《三国演义》第一回起首就是这样一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个观点颇有点辩证唯物主义的味道。在大中华还处于分裂状态今天，这句话更是特别上心，读着让人倍感亲切，真的点品醇酒的意味：回味悠长！
　　 中国的历史也真是这样的，总是：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时分时合，时合时分。抛开传说中的历史不说，从信史角度考察：夏、商、西周，基本上算是大一统，到战国便分得厉害，在中国本土“七雄”之外，还有二三十个有主权的小诸侯，还有处于中华文明影响之下的所谓戎、狄、夷、蛮等；秦灭六国，建立了全国的统一政权，西汉、东汉继之，东汉后，又是“三国”时期，你争我伐好多年；短短的两晋之后，又是南北朝对峙；隋唐之后，更是乱得可观五代十国；就是宋朝，也有西夏、辽、金在中华大地上并存；然后是元、明、清、中华民国的统一；民国时期，真正的统一好象从来就没有；新中国建立以来，台湾就一直存在着一个与大陆分庭抗礼的“国家”……
　　 为什么这样分分合合、时分时合呢？
　　 难道我们中国人真的就喜欢过这样分分合合、时分时合的日子吗？
　　 现在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在这里说：分久必合。是啊，已经分了几十年了，应该合了，香港、澳门已经合了，台湾也应该合了吧！但在分久必合之后好象还有一句：合久必分！说“分久必合”这一句时，是忘了“合久必分”这一句呢，还是因为那是太久远以后的事，没有必要去考虑呢？
　　 我总是想：如果能长期地“合”，为什么一定就要“久”后必“分”呢？
　　 这“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究竟是偶然，还是规律？从世界各国的历史考察，好象并非规律！既然并非规律，更因为这话里玄机无限，我们在谋求统一时，是不是最好不要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作为理由呢！
　　
　　 十五、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很多时候，不得不佩服司马迁。两千多年前，被“宫刑”后，他站在历史之外，冷峻道来：“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这几句话，不观其义，只闻其声，也音韵合谐，朗朗上口，一气呵成，气势不凡。如果审视其要义，了了几句，便将治国为君之道，师古参天之法，审时度势之义，阴阳盛衰之理，表达得如此精准清楚，就更让人不得不对古中国的人文成就发出由衷的赞叹。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这个道理谁都懂，谁都喜欢说，谁都知道其正确性。但喜欢读，感觉它正确，是一回事；牢记它，随时随地贯彻它，却又是一回事。当我们清醒时，我们也许能时时刻刻地以“前事”来警告自己，来纠正工作中的失误，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但当我们糊涂时，一切“前事”都得让位于自己好恶，让位于虚无飘渺的幻象，让位于所谓的当前需要，还美其名曰：这是，创新！
　　 创新，固然不可少。没有创新，国家也好，民族也好，就没有活力，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但创新，却应该脚踏实地，也应该师古法天遵从客观规律。脱离实际，脱离规律的创新，注定要遭受重创，注定要失败。这样的教训，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多了；这样的记忆，我们不需要再添加任何新的内容了。
　　 其实，很多所谓的“新生事物”，初看起来是“新”的，但认真审视，却并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新”。新与旧，本来就是一个相对概念，熟新熟旧，已经不好分清；更何况，昨天的新在今天已经是旧，而今天的旧就是昨天的新。这不断变换角色的新与旧中，显然有一个恒古不变的东西。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规律吧！而这称为“规律”的东西，也许就是不应该忘记的“前事”了！可，谁在“师”呢？又是怎样在“师”呢？
　　
　　 十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在窑洞里与毛泽东进行了人称“窑洞对”的谈话。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于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同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然环境渐渐好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不知“周期”这东西，可不可以称为“规律”，希望它们是有区别的。几十年过去了，“窑洞对”的主客都已作古。但他们谈论的话题，话题所涉及到的问题，却依然值得今天的国人深思。我知道：黄炎培的周期理论，不适合现在的中国。但历史却总在默默地昭示，让我们想起许多周期性的东西。好多个王朝，就是循着黄炎培的周期理论，“其兴也勃焉”地由小到大，由大到强；然后又“其亡也忽焉”地由盛而衰，由衰而亡。
　　 近看王树增的《长征》，心里不时地涌动着感动：为那一代人的信仰追求和前赴后继勇于牺牲的精神而感动。但很多时候，也涌出一阵阵的幻灭：今天的人，还有那样的追求和信仰吗？还会那样前赴后继勇于牺牲吗？也许是因为自己的精神世界很庸常低俗，我总是认为：今天，基本上找不到那样的人了！
　　 真诚地希望：黄炎培的周期理论只是一种理论，是不会出现在现实社会里的。但左看右看，前看后看，上看下看，又觉得他说的话正在慢慢成为现实，他指出的那些现象正在身边的社会里很时尚地流行起来。难道真的就是“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难道真的就是“环境渐渐好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难道真的就是“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看来，我们要“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路，毛泽东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十七、小人与君子
　　 逡巡于历史，总会遇到所谓的小人与君子。小人，与个人体格无关，指心理黑暗、行为卑劣、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人。与小人相对，心胸开阔、光明磊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被称为君子。
　　 孔子在《论语?述而》里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认为：君子不为名牵，不为利役，俯仰无愧，坦荡自得；小人不为名牵，便为利役，未得患得，既得患失，自然就长戚戚了。
　　 君子不仅是人们赞颂的对象，也是为人努力的目标。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坦荡荡”的君子，不当“长戚戚”的小人。深入人的内心，我们会发现，每个人向善的愿望是如此强烈。所以，君子如阳光下挺拔的树，挺立于风霜雨雪中，自在自得，有着广阔的市场和无限的人气；小人却只能蛰伏在见不得光的阴暗角落，提着杀人不见血的刀子，等待月黑风高夜的到来。
　　 但历史却总与我们开玩笑：历朝历代，古今中外，人人都喜欢的君子，在与人人都痛恨的小人较量中，却总是败下阵来，而且败得一塌糊涂，令人找不着北。原来，喜欢君子是一回事，要做成君子却是另一回事。君子必备的正直、梗介、认定真理不回头等性格，在政治斗争中，与善于察颜观色、好汉不吃眼前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小人性格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后汉书?黄琼传》说：“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做君子，也有许多说不出的苦衷：为了所谓的原则，不得不牺牲许多人生乐趣；在与小人的争斗中，不得不反复品尝失败滋味。
　　 理论上，小人与君子，是绝对对立的两种人，泾渭分明，水火难融。但人性深邃复杂，君子与小人在很多时候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就是同一个人，有时是君子，有时却是小人。比如李斯，在谋陷韩非时，明显是个身陷利碌权势的小人；但被赵高谗害在刑场上将被腰斩问儿子说“牵犬东门，岂可得乎？”时，却很有君子风度。
　　 其实，每个人都是君子与小人的集合，君子与小人不仅仅在现实生活里争斗不已，在人的身体内也彼消此长，纠缠不清。人的一生，或许便是君子与小人不断冲突的过程。没有纯粹的君子，也没有纯粹的小人。
　　 古语云：“万恶淫为首，论行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行，论行寒门无孝子。”可见，心行合一是多么的不容易。谦谦君子，可能曾经心理阴暗；卑鄙小人，有时却会情真意切。当君子理念成为人性的主体、主宰你的内心时，你就是一位君子；相反，让小人意识占据你灵魂的制高点，你就会沦为小人。
　　
　　 十八、铁与血
　　 1862年9月26日，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在下院演讲时说“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这句话，使他赢得了“铁血首相”的称号。在“铁血政策”的主导下，普鲁士先后发动了对丹麦、奥地利、法国的战争，三战皆胜，扫除了统一道路上的障碍，使德意志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所谓铁与血，应该是指以铁为主体的武器和以生命为代价的牺牲。这两者，是人类历史行进、发展过程中永恒的主题。所有的政治斗争，都离不开炮火硝烟，都必然会流血。翻开历史的任何一页，字里行间都会散落出陈旧的铁锈，都会浸润出殷红的鲜血。
　　 其实，铁与血，早在俾斯麦说这句话之前，就已经成为政治的本质。白起坑杀几十万降卒，固然残忍，但如果不消灭赵国的有生力量，不打击关外六国的气势，秦国又怎能一统天下？《庄子?胠箧》有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这国，岂能轻易“窃”来，不经过长期艰苦的战争，岂能开朝立国？唐朝曹松的《己亥岁》诗：“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虽是谴责战乱伤民，但却从另一角度证明：政治中出现铁与血的必然。
　　 马基雅维利在《君王论》中说：“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则是基于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应当立足在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在他人的意志之上。”这个被统治者奉为圭臬的观点，其实质仍然是铁与血：让人畏惧，就必须有“铁”的手腕，就必须让那些不畏惧的人付出“血”的代价。
　　 今天，“铁血”的内涵外延都与俾斯麦时代大不相同，“铁”多指综合国力与先进科技，“血”多指利益受损与颜面扫地。但其实质却出于一辙：没有实力，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足够的“铁”，就会流“血”，就只能挨打受欺。“大棒政策”、“炮舰外交”，骨子里不就是“铁血”吗？世界警察张牙舞爪，气势汹汹，到处开战，所凭借的就是综合国力与先进科技基础上的强大军事机器。所谓韬光养晦，协商解决，委曲求全，其实就是不想流“血”，不让“铁血政策”找到用“铁”的理由，在暗地里追赶成长，逐步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