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在职工代表们嘀嘀咕咕中走上了主席台。没有拿稿子，这几天他早就把演讲稿背得滚瓜烂熟。政治部主任出身，他的演讲能力一流。
　　 工友们，你们想过好日子吗？他大声问。想——有几个职工代表们大声回答。
　　 你们想挣更多的钱吗？他大声地问。想——更多的职工大声地答。
　　 过好日子、挣钱靠谁啊？他问。
　　 靠工厂——职工答。
　　 不对，靠你们自己。靠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努力。他把两只手高高举起。
　　 大家会唱《国际歌》吗？他问。
　　 会——所有的人齐声答。
　　 好，那我们一起唱《国际歌》。他起了头。雄壮有力的歌声响起。
　　 所有人的人热情都被他点燃了。歌声一停，会场上职工们自发地鼓掌。掌声如潮，像是春雷滚过。
　　 接下来，他把企业的主要技经指标与国内外先进企业对标，指出企业发展的问题和差距，谈企业发展定位，谈企业发展目标，谈企业目标市场的选择、开拓、谈内部管理体制的变革。他说我们必须建立人人都有定额指标的责任制，不能再吃大锅饭。我们要打破铁饭碗、端掉铁交椅，每个人都要经过责任制考核，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从干部到职工大家都竞争上岗，能上能下。凭本事吃饭，凭贡献拿钱。他的演讲中不时插进五力分析、价值链、戴明环、精益生产这些最前沿的管理新名词，把职工代表们听得，既兴奋又感觉新鲜。他们想不到眼前这位不显山不露水的副书记，竟然这样富有魅力和才华。对企业的发展这样定位清晰，目标具体。代表们觉得他就是自己要找的带头人。
　　 工友们，给我一年的时间，我保证让你们的收入翻番！他的这句话，把他的竞选演讲，推向了高潮。
　　 会场上，职工代表们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掌声、笑声，叫好声，好似江中波涛，一浪高过一浪。散会了，职工们还久久不愿离去，看得出来，每个放光的眼睛里，都充满兴奋，充满希望。
　　 毫无悬念。他高票当选。
　　 在宋书记宣布竞选结果以后，我第一个冲上台来，跟他握手，跟他拥抱。我几乎把在复旦、在哈佛学到的精华都写到这篇竞选稿中了。我也把在企业一年潜伏中所发现的问题、弊端写了进去。还好，几个夜晚，我没有在灯下白熬。这个家伙棒极了。我在心里说，伙计，你真是个天才的表演艺术家。
　　 读书人都容易自我陶醉。我自我感觉良好，却低估了他。他其实远比我眼中的那个人，更睿智，更富有担当。他是个肩膀上挑得起担子的人。
　　
　　 4
　　 八年不见，今非昔比。再遇到他的时候，他成了远近知名的大老板。
　　 今天，我是代表经委来跟他一起研究与德国人办合资企业的。
　　 他接手企业的时候，公司的生产总值还只有两千多万，如今已经到了十二个亿。他没有食言，职工的收入，增加了五倍。这家企业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巨人。
　　 我的车子刚驶进厂门，还不等停稳，他就走上前来，把我从车座上拖了出来，嘴里嚷嚷着：欢迎经委领导光临指导。
　　 扯蛋，扯蛋，你闹什么啊？我笑着骂了他一句，跟他一起走进他的办公室。
　　 嗬，不错啊，鸟枪换炮了。我扫视了一圈这个曾经熟悉的办公室，屋顶上曾经兹拉兹拉怪响的电风扇不见了，那张摇摇晃晃的破台子和梆了一只腿的藤椅也没了踪影。取代它们的是气派光亮的老板台，柜式空调，还有顶着一盆海棠的紫檀木花架。落地窗对面的墙前是一排书柜，里边码着管理大全、三国演义、战争与和平，还有金庸武侠、琼瑶爱情、佛学宝典……让人一望可知，书柜的主人读书很杂。
　　 我发现除了摆设，主人的打扮也发生了变化，身上是笔挺的西装，脚上是锃亮的意大利老头鞋。
　　 哎，坐啊，坐啊。别坐凳子上，坐沙发，这套沙发是新买的，真皮的。他说着，硬把我从凳子上拉进了沙发。
　　 他一边给我倒茶，一边说：咱俩今天只许谈工作、谈友情，不许吵架。
　　 你这个人哪，真是没良心哪，我给你当了两年下手，天天像是个影子围着你转，多少好处你不记得，就记得吵架。
　　 那年他竞选当上了董事长，随即任命我当了总经理。
　　 班子分工的时候，他让我负责内部管理与营销，老马继续管科技，老王负责生产和质量，政工后勤一摊丢给了工会主席。分工完毕，我问他，那你管什么呢？他诡秘得一笑：我嘛，喝茶、看报纸，空了闲了，把你们几个人找来开会、听汇报。
　　 我说：你倒是很会当领导啊，以前，当副书记的时候，我还真小看了你。
　　 他乐呵呵的一笑：那是。你们听好了，我给你们读段司马迁的《史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我呢，干具体事，那是不如你们，所以，我也就没打算干啥事，你们呢，就是我的子房、萧何、韩信，大家就放开手干吧。以前，企业为啥干不上去，那是一把手自己干不好，也不让别人干。我不这样，你们干，我闲着。干好了咱们论功行赏，干不好，小心我扣你们头上的红高粱。他话没说完，我们几个人都跟着他笑了起来。
　　 嘿嘿，你倒是想学刘邦，当皇帝了。你这人不简单啊，刚当了几天一把手就有了帝王思想。我把他手里的书夺过来，往桌上一扔：咱怎么也是老战友吧？我一个人管内部管理，还要给你跑市场。你忍心吗？你不能就这么着把我当马骑吧？你多少也自己整点事儿啊。
　　 好好好，市场营销就我管吧。还喝过洋墨水呢，决策和经营两权分离都没搞懂。他喝口茶，对我撇撇嘴。
　　 他还真放权，整天就是看报、喝茶水。班子里的人，看到他如此大度，也都卯足了劲，想着大干一场。我也想着好好整理一下企业的内部管理，也让他看看，喝洋墨水的，不只是嘴皮子上的功夫。
　　 没想到我们合作干的第一件事，就搞砸了。两个人站在厂门口狠狠地吵了一架。
　　 上世纪八十年代，工厂管理还很混乱。上班迟到早退，在国企很是普遍。这天，他把我找到办公室，说：我上周到南方出差，看到人家那边的企业职工上班胸门前都挂个牌牌，职工进出厂门，门卫只认牌，不认人，我看这个办法好，咱能不能也学学，禁绝迟到早退。
　　 我说好啊，董事长指示了，我立刻布置去做。我们就从下月一号开始。
　　 为了保证新规定执行到位，我指示保卫处前后四门，全部张贴告示，并把原来照顾到门卫上顶差的老弱病残全部换成了新招募的复员兵。这些小伙子执行指示坚定，办事认真。
　　 新规定实行的第一天，我正在车间里查夜班岗。门卫电话打过来了，说有个老头，没带牌牌，非要进厂，不让他进，他就发脾气骂人。我说，骂人也不让进。门卫说，他正骂你呢，非要我们找你到厂门口见面。
　　 谁这么牛啊，我倒要看看这个老头是谁？
　　 我急急忙忙赶到门口一看，真是又好笑又好气。被门卫拦住不许进厂的人，正是他，董事长。
　　 看到我来了，他火气更大了。指着我的鼻子说，告诉他们，我是董事长，快放我进去。
　　 我还没说话，门卫的小复员兵开腔了：你没有牌牌，董事长也不能进。总经理亲自指示过我们，只认牌不认人。谁把没牌的人放进来，立即下岗回家。
　　 一派胡言！董事长大，还是总经理大？总经理他也得听我的。他是真动了气，不顾一切的就要往里闯。
　　 站住！你不能进来。我不知道犯了那条迷糊，义正词严地挡住了他：董事长，制度是我们自己制定的，我们当领导的就要带头执行！我在哈佛读书时，我的导师告诉我，破坏制度的，一定是有权制定制度的人。我们制定的制度，自己都不执行。怎么能指望职工们自觉执行？
　　 胡说，我看你小子是诚心让我出丑露乖。你读的那些洋书是管洋人的，根本就不符合中国特色！他一把推开我，硬闯了进来。
　　 我也不甘示弱，一把又把他推了出去：除非你回家戴了牌牌重来，否则，我今天就不放你进来。
　　 我看是反了你了。你说到底是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再不放我进去，我就撤了你！他气的眼珠子都红了。
　　 我告诉你，不是你听我的，也不是我听你的。制度大于总经理，制度大于董事长。连这条道理都不懂，你还当什么董事长？我依然针锋相对。
　　 那天虽然上下班的职工，把门卫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我到底也没把他放进来。他一气，病倒了。在家躺了一星期。
　　 我也上了牛脾气，不理他，就当没有这会子事。
　　 上班后，或许是他看到厂里再没了迟到早退现象，或许是军人的大度，让他自己消了气。我们又有说有笑地走到了一起。
　　 他释然了，我却一直耿耿于怀。我感到我们传统文化中那根深蒂固的尊卑等级、那王权高于法治的意识，还有那法不责上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潜入中国人的骨髓，如果不能用彻底的法治原则，进行一番刮骨疗毒般的大手术，很多好人，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走上邪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个普遍问题。
　　 谈完正经事，他在厂外的红梅酒家请我吃饭。
　　 我说，就在厂里食堂吃吧。咱们是战友，又是多年的同事，这么客气做啥？
　　 他说，今非昔比了。这几年你到南方挂职锻炼，镀了一层金，现在是堂堂的经委主任了。不给你接风，说不过去啊。再说现在咱有钱了，不再是叫花子请客了。
　　 说到叫花子请客，我们两人都笑了。
　　 他说，还记得那年咱们在北京莫斯科餐厅请中央电视台的人吃饭吗？
　　 我说，记得，那么出丑的事咋就能忘了呢？那这个人也太土鳖了，请中央台的人在北京最高档的饭店吃饭，兜里就揣着三百块钱。要不是我把给老婆买表的钱垫上，我看你怎么从饭店里走出来？
　　 哈哈哈，那还不是咱穷嘛。他笑得有些夸张。
　　 那个时候啊，不但穷还笨。他说，你还记得吧，那会儿咱俩一起揣了五万块钱到电视台要做产品广告，人家说，不做。咱还非要人家做。人家说，你们见过工业品做电视广告的吗？你那个电站用的大家伙，比人家的房子还大，老百姓看你那个东西做啥？你那个东西属于专家购买，你不如用这些钱去开个产品展示会，请些专家来看看呢。咱出来的时候，人家小声嘀咕，真是乡下土老帽，五万块钱，也敢到电视台做广告。
　　 我拿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说：那是你笨，不是我笨。我跟你说，用这点钱到电视台做广告是不够的，请报社做个软广告绰绰有余。你不听嘛。
　　 他把杯中的酒一口干了。然后嚷嚷着让我也干了。他重新给两个杯子斟满了酒，说：对，你聪明。那次在京城开新闻发布会，你小子写给新闻单位的通稿都是一样的，还逼着我从八个单位求爹告奶的弄来十几张买电视的券，讨好记者们。结果倒好，第二天各大报发出来的新闻都是一样的。花钱买新闻，我被市里宣传部骂了个狗血喷头。你小子听说了，还差点笑岔了气。你什么人啊！
　　 听他这么一说，我噗地一声笑喷了。对他说，你咋净记着这些破事，我给你出的高招你倒是忘干净了？你还记得88年那个夏天吧？咱厂的产品在南方漏油，在北方鼓肚，弄得用户到处乱骂，有的用户还要公开发文禁止下属单位用我们的产品。那些退回来的产品，就别说仓库了，厂区马路上都堆成了小山。你整天飞到东，飞到西，到处救火，满嘴燎泡地求人家体谅，有用吗？还不是我出了个有奖征求用户意见的主意，咱开了个征求意见大会，谁骂咱凶，咱就重奖谁。结果弄的用户们不好意思了，不骂了，纷纷给咱出改进产品结构的建议。这招怎么样？不但改进了产品质量，还拉近了用户感情。那些退回来的产品，经过改进修理，从哪儿来，又回到哪儿去。这么好的事，你倒是忘了？
　　 没忘！他举杯跟我碰了一下。斜着眼说，你是诸葛亮，我是刘备。好事都是你做的。
　　 嗨，嗨，咋这样说话呢？你喝醉了不是。我可净记着你的好呢，你说实话，咱俩在一起合作的那几年咋样？我端起茶壶给他的茶杯斟满了茶：别光喝酒，也喝口茶。
　　 他喝了口茶，说：兄弟，咱那几年，叫做亲密合作，经常吵架。建设企业文化、建立共同愿景、实行全员绩效考核、推行精益生产、PDCA全员质量管理、用价值链原则统和物流管理，你老弟功不可没。建立工厂自己的产品研究所，实行产学研一体开放式产品开发模式，实行产品质量追溯制，你小子也出得都是好主意。我这个全国优秀企业家、省劳动模范的军功章里，多一半的功劳算是你的。不过呢，你小子也有你的问题，倔强、较真、认死理。在厂里几年工夫，你得罪了多少人呢。你啊，是原则性有余变通不足。这点，你比老哥我差远了。
　　 我喝了口茶，没理他。
　　 不服气是吧？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多年老国企，积弊很多，积重难返，必须下大力，出重手。但你知道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问题不是一日两日就能化解的。在中国做事，你就得学会变通，注意方式方法。比如说你推行计算机办公吧，三个月要求所有的中层干部学会开机、报表、打字。不行就下岗让贤。办公室主任老吴，人家都五十八岁了，你也要一刀切。不会用计算机人家不也当了十年的主任？你就那么把人家给撤了。你自己说说合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