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的那位名叫高发顺的审讯官组织十八位精力充沛的警员彻夜审讯，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潘永志和金哲嵩在收买人心，组织反革命小团体，准备颠覆X城人民民主政权。厚达千页、已经泛黄发脆的审讯记录一汪激流般推掇着许春城，迫使他穿越重重时空，回到那个满是饥荒的时代。他看到黑压压一眼望不到头的饥民步履蹒跚，浑身疲惫地闯进城市；这些饥民有些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有些以树皮、观音土充饥，因此看起来个个瘦骨嶙峋，偶尔几个挺着虚胀的肚皮，脖颈细得似乎一阵风就能吹断。在一份政府内部工作报告中，一位文昌镇官员连用了七个恐怖来形容灾民。而另一份类似文件则出现在1967年8月3日，一位萧镇官员谈及那些革命小将们连说了六个恐怖。戴着白手套，读过这两份文件，许春城初步断定这两位官员的秘书是同一个人。
　　 “我不后悔，因为毕竟救了那么多人。”1960年1月5日的一张审讯记录上记载着潘永志的一段话；而紧随着这句话的中审讯员纪忠诚的训斥和指责，训斥他顽固，指责他不听从上级命令。被手铐脚镣束缚住躯体的潘永志成为一名蛊惑人心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金哲嵩成为他最强硬的同谋。而在1960年3月17日之前，无论潘永志还是金哲嵩都拒不承认自己妄图颠覆政府；等到3月18日却突然全都改了口，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对方是自己的同谋，并要求给予严惩；但这俩人不能确认究竟谁是主谋，又似乎都是主谋。最终，审讯者认定这俩人都是主谋，或者是这俩人共谋进行反革命活动。于是，就有了1960年4月1日夜晚的行刑，一排子弹无情地穿透过这俩人的血肉之躯。而就在次日法医出具的验尸报告中，标注了潘永志身体上七十五处的创伤，金哲嵩的四十三处创伤，其中致命伤分别位于颅骨和胸部，前者被一粒7.92mm的步枪子弹击碎头颅，后者被另一颗同样型号的子弹击中心脏。
　　 内容祥实的《死亡真相》再次带给他声誉，各大报刊纷纷转摘节选内容，评价这是一部一百年前最令人震撼的真相之一。《死亡真相》一书附有十九张黑白相片，法医拍下的两具尸体，长达十三页的一封家书，以及一册日记本中写着60.3.31字样的两页潦草字迹，其中一页清晰地写下十三个字六个标点：“我为什么违抗命令？？？人命关天！！！”。从那些影印的文字里，隐约看出两位冤死者临终前晦涩的言辞，他们在这私人信件与日记里并没承认自己的罪行，于是它们并没能移交至死者家属手上，而和审讯记录一同埋葬在看守所阴暗潮湿的仓库里。与此同时，两位现行反革命的尸体停留在看守所的刑场，因为没人前来收尸而被迫寄存在流徙镇第一人民医院。所谓的镇医院，实际上就是个设施不齐全的卫生所，完全没有保存尸体的条件，只好由政府出面调解，再次寄存到流徙镇屠宰厂，放进冷库，和那些死去的禽类、猪肉等同处一室。
　　 1963年6月开始，有一种流言在流徙镇屠宰厂蔓延开，一天凌晨，几个刚刚屠宰完十五头猪的工人疲惫不堪，准备换衣服洗澡，却看到两个男人站在冷库外面，一个脑袋上贯穿个黑乎乎的洞，一个胸口满是鲜血，他们立刻大叫一声，四散逃去；等警察们开着警车呼啸而至，工人战战兢兢踅回屠宰厂，那两个男人却不见了。当天，屠宰厂组织人力清点库存，却发现冷库里少了上千斤猪肉，多了两滩已经发硬变干的粪便，同时看到那两具险些被遗忘的尸体。从此，流徙镇开始有了鬼魂传说，相传每逢4至6月期间，那俩鬼魂就会游荡在街上，等到有人发现他们，他们就会幻化成一缕青烟消逝不见。1963年7月，为了消灭这个传说，流徙镇镇政府特意为这俩人举行了安葬仪式，用两只大油桶把尸体火化掉，但此后十数年鬼魂的传说不仅没被扑灭，反倒越传越邪，甚至有一种流言宣称，凡是和那俩具尸体有过接触的就会被噩运扑倒。
　　 的确，此后的漫长岁月，流徙镇发生了不少事情，先是1964年3月15日的屠宰厂大火，烧死了九个职工；接着1967年文化革命风暴席卷而至，革命小将先后揪出了高发顺叛国集团，和医生反对领袖案；流徙镇这两大案子摧毁了六十七条人命，打垮了近百个家庭，以至于人们遗忘了当年被枪毙的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直到许春城发现堆积在旧仓库里的审讯记录，挖掘出这个悲惨故事，随后许春城也遭遇到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厄运，先是刘青秋代表组织和他谈话，劝他发表一个声明；然后以吕呈祥为组长的调查组进驻流徙镇第一模范看守所，彻查机密材料泄漏案。随着调查组的进驻，许春城被解职，软禁在看守所，由余东和白晓炜负责看管他。2011年12月底，许春城被开除，不得不走出看守所。
　　 对于《死亡真相》一书，评论界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美国《纽约客》一位资深专栏作家认为这是本世纪最令人震惊的文学作品，应该入选当年的最佳文学作品，或者至少应该成为最佳华语文学作品；然而内地上海的黑蓝团体却发文抨击该书毫无历史依据，其文字粗糙不堪，更无艺术价值，嘲笑其不文笔不如小学生，徒自给汉语文学蒙羞，还不如几张擦屁股的手纸，一文不值。不过就在这场无休无止的争论中，尔培哥奖的九位评委们再次力挺这位初露锋芒的作者，分别在《法兰西日报》、《联合早报》、《红白黄文学》和《印度斯坦日报》撰文高度赞扬《死亡真相》是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作品，艺术价值等同于《白鹿原》、《黄金时代》和《百年孤独》，使其成为多米尼加费米娜国际文学奖的强有力竞争者，并于2012年3月31日通过顺风快递将一封推荐信、一册九位评委联合署名的《死亡真相》和一张两千美元的中国银行现金支票邮寄至新镇。
　　 尽管许春城暂时成为文化焦点，命运却丝毫没有改变。他拎着简单衣物和一台经过重重网络安检的联想笔记本电脑回到新镇，已成为无家可归之人。许家的老房子已经被推倒，一栋高达十七层的建筑盘踞在昔日的土地上，小区保安警觉地盯向许春城，以为他是个不法之徒。他原以为三个姐姐会欢迎自己，可她们冷冰冰的态度令他难过，只好拎着那个行李箱回到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在看守所工作了九年，他并没存多少钱，压根儿就买不起房子，所以只能租房住。2012年的春节，许春城是一个人孤零零渡过的。没有人知道他坐在那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做了些什么；他的房东和邻居都认为他是个奇怪的人，足不出户，甚至不知道他每天吃什么。偶尔，房东会敲敲那扇紧闭的房门，听到里面传来一声烦躁的吼声，才放心离去。有那么一段时间，房东后悔把房间租给这样一个怪人，但想了想，觉得他并不算太烦人，而且又比其他房客安静，还讲究卫生，所以打消了赶走许春城的念头。不过，房东最终还是悔青了肠子，2012年3月28日一个自称寻找奸夫的男人拎了桶红油漆，泼到许春城的门上，还用油漆写了个醒目的“杀”字。紧接着，没过几天许春城就真的出了事。
　　 2012年3月31日夜晚，房东和朋友出去吃饭，十点多回来时就发现许春城的房门虚掩着，当时就感到奇怪，因为这个人向来紧闭房门，就像个隐士，但喝醉了的房东只是嘀咕了句，就疲惫地倒在床上。次日一大早儿房东匆匆洗漱，前去参加了一个婚礼，临出门前又看了眼那扇半掩的房门，还故意大喊了声；但因为朋友的催促，房东再一次错过了发现许春城死亡的机会。直到4月2日，房东第三次看向许春城的房间，才隐约不安起来，慌忙推开房门，立刻嗅到一股死亡的霉菌味儿，这才报了警。仅仅十分钟后，一位顺风快递员就敲开防盗门，送来一件包裹；房东心烦意乱地签收，顺手把它扔到客厅沙发上，丝毫没想过自己已经快两个月没网购了。
　　 “恐怖的是机械呆板的政策，以及僵化执行政策的人”。许春城的日记上有着如此一句话。2012年4月2日上午，警官赵树田第一个走进吞食246片安眠药自杀的许春城的房间，立刻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压抑，以及停滞凝固的空气里掺杂着的窒息。拉开厚实的窗帘，赵树田首先看到的就是扔在床脚下的一册边缘卷曲的硬壳日记本，他好奇地扫了眼，看到一行整整齐齐的字迹，不知不觉把它记在心中，同时奇怪这个人为什么会选在4月1日奔向黄泉路，难道仅仅为了愚人？就在赵树田走进那间满是霉味的房屋不到一个小时，另一群他不相识的人在流徙镇警察分局副局长钟杰的陪同下涌了进来。他们不由分说推开他，将死者的物品封存，尤其是带有文字方面的物品。接着，赵树田被带回分局，带进陈述副局长的办公室，一位吸着软中华的中山装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声调告诫他，不要把今天这桩案件透露出去，尤其不能透露给无孔不入的非官方媒体。
　　 “这些材料本就该在几十年前销毁，完全不应该流散出来，所以针对此事一定要严肃处理，以惩示戒！”等到赵树田掩上办公室那扇门，中山装毫无表情地说了句。
　　 听到中山装的话，钟杰楞下神，有那么刹那联想到了瞪大眼睛的冷战斗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歪着嘴巴的神秘人物约翰.埃德加.胡佛注1。
　　
　　
　　 注1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2.22—1959.5.24）1953-1959年间的美国国务卿。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
　　 约翰.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1895年1月1日－1972年5月2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第一任局长，任职长达48年。作为一个叱咤风云近半个世纪的传奇人物，他的名气远远超过电影明星，权势让总统也望尘莫及。他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也是美国民众的偶像。
　　 胡佛生前在美国民众中声望很高，但是死后有关他的争议却越来越激烈。许多批评者认为，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联邦调查局的职责范围。他利用联邦调查局骚扰政治异见者和政治活动分子，收集整理政治领袖的秘密档案，还使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也正是由于胡佛掌管联邦调查局时间过长且富于争议，现在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任期限制为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