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死个人不算什么稀奇事，每隔几天就可以见到一具尸体。饿死的、冻死的、累死的、打死的……都有！不知道是谁家的人死了，也不知道死的人是什么人。尸体很长时间无人过问，遇有好心人，弄点杂草在尸体上掩一掩，就算是走运了。
　　 只是由于管三道是小学的学生，民兵连长好歹还向磷火镇的领导报告了一声：“菱角湖小学的学生管三道，怕苦怕累，畏惧砍树。趁夜晚天黑无人知晓，上吊在树上，自杀身亡。”
　　 文物、建筑物也破坏了，山上的树木也砍光了，各种钢铁器具也毁了，人也累了、有的还死了，铁幕人民公社通过大兵团突击奋战，也部分完成了上面交给的炼钢铁的目标任务。但是，所炼出来的钢铁都是一些豆腐渣形状、有的像蜂窝形状的废品，完全没有一点用途。
　　 五
　　 铁幕人民公社管辖着十多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下面还设有若干个生产队。张四文、潘大胖所在的生产队叫红旗生产队。外出时不认识的人问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他会回答得非常详细：“湖甸县铁幕人民公社卫星生产大队红旗生产队。”
　　 红旗生产队有二十来户人家，一百三十多个人，分别分布在六七个山坳中。每户的房屋基本上选择建在三面环山，一面有水的地方，符合风水学上宜居宜旺之地脉，都是泥砖红瓦结构的房屋。每户在房屋的周边种有桃、李、杏、桔子、枇杷、枣子等果树；吃的蔬菜在各家自留地去采摘；牛、羊、猪、狗等家畜和鸡、鸭、鹅、鸽等家禽或圈养，或放养；水塘养鱼……过着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日子过得虽然十分清苦，但每个人心中充满着梦想。这梦想虽然多数难以实现，但人活在世上，总得有一种希望充当正能量来给予支撑。有人希望孩子能多念些书，有人希望庄稼长得好一点，有人希望建新屋……
　　 是年八九月间，红旗生产队的领导被多次叫到卫星生产大队，通知说是要传达上面的重要文件。生产队的领导也是领导，尽管在共和国的版图上，他是最小的。他没有工资拿，也得靠挣工分养活自己和家人。但他起码比普通的生产队的社员（公社社员）高一等，再也没有谁能比普通的公社社员的地位更低了。
　　 领导拉着脸回到了红旗生产队，满脸的阴沉、不高兴、愤怒、无奈，叹气，五味杂陈。他不敢不传达上面的文件精神，试问他是九头鸟不是，长着好几个脑袋不成？！他毫无表情地念着文件。社员们有些可能听出了大意：红旗生产队前一段时间，炼钢铁不力，在全公社排名靠得比较后，挨了批评。从九月初开始，红旗生产队现分布在六七个山坳的二十来个住户，要全部搬出来，住到一起。一百三十多人吃大食堂，在食堂开饭。家里现有的自留地、家畜、家禽、果树、粮食、农具、房屋等全是生产队的，由公社、大队统一调用，不许私用。谁敢不听，食堂就不分给饭吃。另外，听说“湖X省长风生产大队，早稻亩产15361斤；河X省保X市X水县，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水稻12万斤、皮棉5000斤。”红旗生产队从今年开始，水稻亩产最低也要达到1万斤；达不到，又要挨批。还有一点，跟各位都有关系。现在先打声招呼，今年十二月中旬之后，所有七十岁以下的男社员、六十五岁以下的女社员，全部都要上水利，到本县（湖甸县）“鬼门关”去修水库，大家做好准备……
　　 张四文家有一栋三间泥砖瓦屋，八十平方米。中间一间做堂屋，四十平方米；左边一间二十平方米，中间用半截墙隔成前后各十平方米的两间房；右边一间也是二十平方米，也是用半截墙隔开，前面十平方米为卧室，后面十平方米做厨房。现在大家都在大食堂吃饭，很少用，主要用作烧开水饮和烧热水冲凉。爷爷、爸爸、妈妈、张四文一家四口人原来住八十平方米不算很挤。传达文件后，先搬来一家姓史的夫妻俩带着一女一儿四口人住进来，紧接着潘大胖的爸爸、妈妈、他和妹妹一家四口人也搬进来住。一栋八十平方米的泥砖屋一下子住着十二口人，非常拥挤和不方便。其实农村的地域宽广得很，几户人家住在一个山坳里，想去找都找不到，完全用不着这么挤。那个时候只“唯上不唯下”，只“唯官不唯民”，“一切行动听指挥。”
　　 吃公共食堂，每户家里的粮食全部都要交到食堂去，不留一粒米。食堂听领导指挥，给谁吃什么，给谁吃多少，全是领导说了算。有一次，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要张四文去砍树，四文没领会清楚，以为是书记让他放了学之后去砍树。结果张四文上学去了，放学后立即去砍树。其实书记是让四文以后永远不要上学，就在生产队干活。结果是：书记让生产队队长三天不要给四文饭吃。四文饿得病倒了，他妈抱着他痛哭，那场面十分悲戚。
　　 到了快要收割稻谷的时候，红旗生产队那些老农估计，每亩顶多能收一千斤左右，离一万斤差得远哩。领导怕“官帽”不保，让生产队的社员将其它九亩田的快要成熟的稻谷移到一块田里。结果稻谷之间密不透风，吸氧不足；又不透光，起不到光合作用。造成了稻谷熟不透，制作出来的大米几乎不能吃。
　　 是年冬天，红旗生产队全体男女社员都被赶到本县鬼门关去修水库去了。这一修就没完没了，到第二年春耕农忙时，也未见返来，田地已无人耕种。
　　 六
　　 湖甸县，是年冬天开始，一直到第二年夏末，都没下过什么雨。红旗生产队的水塘慢慢地干涸了，连枫树坳那口大鱼塘都见不到一滴水。那些原来采摘菱角、莲蓬的湖泊和塘堰也干涸了。春种的大好时节，社员们都在水利上，未能按季节播种。第二年秋收时，一颗粮食也未收上来。再此后的两年，情况一直未见好转。没有米下锅了，人们开始没有饭吃了。大家纷纷到湖里的泥地上去找菱角回来吃。菱角吃光了，人们又将原来已丢弃的稗子找回来磨成粉，用来充饥。人们还将原来冬天用作取暖的粗稻糠磨着来吃；有人找树皮吃，有人找树叶吃……
　　 张四文的爷爷只有粗稻糠吃，有时吃树皮。那时，他爷爷已经七十四岁了，吃过糠和树皮之后，消化不了，吃着吃着，肚子就膨胀起来了，拉不出屎来。四文的爸、妈在水利上。四文开始拿手指从爷爷的屁眼里往外抠东西，抠不出来，又用竹筷子从爷爷的屁眼里往外掏，也没有掏出多少。爷爷就这样被活活地胀死了。姓史的那家什么都没得吃，只好将他家的棉被拆开来，扯里面的棉絮吃。棉絮哪里能吃啊？母亲饿死后，儿子接着死了，女儿也死了。史姓社员那年冬天被赶到水利工地上，在尚未到达水利工地时，就在前往的路上冻饿死了。
　　 潘大胖家里实在没有什么吃的，就到山上去挖树根吃，这树根也不是人能吃的。大胖妈先饿死的，接着大胖也跟着饿死了。大胖的爸只好将不到半岁的妹妹抱到磷火镇，丢弃在人多的地方，指望别人能拣去，留给妹妹一条活路。但妹妹最终能否活下来，只有天知道！做完这件事后，大胖的爸爸就失踪了，永远也没有回来……
　　 七
　　 只有张四文命大，最终逃过了这一劫难，侥幸活了下来。多年以后，他从媒体上看到了许多对那个时期的评论，其中两则他多少还有些印象：
　　 一则是，2009年4月9日，《广州日报》采访表隆平。袁院士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干旱，一年基本没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另一则是，在1993年上海市《社会》杂志四五合期上，登载了作者金辉所撰写的文章《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明确提出其间的非正常死亡大概4060万人。
　　 张四文乃一介农村草民，那一段时间全国发生了什么事，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他更不知道。那些知道的人又不说，那些想知道的人又说根本无法知道，知道了反而徒添悲伤，还是不知道为好。张四文只是亲历了他们生产队的一些情况，那里本来有一百三十多个人，三年之后，只剩下五十来人；其间，也未出生一个人。在某个特定的范围内，这消失了的人的数字，印证了上述两则评论，说明了它们的可信度。他在想，冯小刚拍了一部《一九四二》的电影，将来会不会冒出一个什么何（？）小刚，突然有兴趣去拍一部类似题材的电影呢。天知道，管他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