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震耳的闹铃打破夜的寂静，我听着妻儿熟睡中均匀的呼吸，缓了缓神，开始摸黑穿上了衣服。虽然已经很是小心，但还是把小儿子给惊醒了，小崽子迷糊中抱住我的胳膊，不让走。下了楼，走在马路上，天还未亮，深秋的凌晨，冷嗖嗖的。
　　 到了单位先是签到，后是值班巡逻，个把钟头过后，伙同几个同事，照例到富丽堂煌的餐厅喝碗兑水米汤，就根直挺挺干瘪的冷油条。期间自然少不了同事们的谐谑，不是相互取笑逗乐，便是说着日领导祖宗的话，表情夸张，声音却很低，这是无聊的一天里最有聊的时候。
　　 大师傅的手会变魔术，一颗鸡蛋可以漂出一大锅的鸡蛋汤。先是在滚开的水里掺进大量的淀粉，薄薄的鸡蛋片儿便悬浮起来，既不会全部漂在水面上，也不会全部沉到锅底，让人感觉满满的一锅鸡蛋。再点缀些红的西红柿，绿的芫荽叶儿，内容丰富，看上去很美。同事吴辽试图用筷子捞起一叶鸡蛋皮儿，但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在尝试几次无果后，吴辽狠狠地把一双筷子“啪”地拍在桌子上。眼珠子很有神地一转，好像记起了什么。
　　 “你们还记着不，油炸馒头，黄锃锃的，四毛钱一个，那会儿在二中念书，我的最爱啊。”
　　 吴辽脸上转而洋溢着快乐的表情，滔滔不绝地自说自话，沉浸在过去美美的回忆中。这个话题很快引来了大家的热情，我也不自觉地忆起了自己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二
　　 九六年，我进了乡中学读初中。那个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革已过去了很远，十一届三中全会也过去了很远。虽然中国经济已显现出繁荣的迹象，但与现在相比仍旧不可同日而语，教材里的课文依旧有阶级斗争的烙印。有要警惕阶级敌人的《农夫与蛇》，批评地主老财剥削农民的《多收了三五斗》、《白毛女》，表现具有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纪念白求恩》，以及张思德那双《为人民服务》的钳子般的大手。自然少不了选自苏联经典文学《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片段《生命的意义》——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上语文课自然是我最喜欢的，语文老师姓闫，虽然长得粗犷，不修边幅，但却多才多艺，毛笔字写得一流，每周专门腾出一节语文课给我们讲书法。什么蚕头燕尾，垂露悬针，听得我好不新鲜。
　　 最让我感到恐慌的当是政治课，老师姓温。我曾一度怀疑温老师是不是面瘫。温老师讲课从来不看学生，总是面带僵硬的微笑表情。发音时咬着牙齿，嘴唇不动，你根本不会察觉那么浑厚的声音是从哪儿发出来的。温老师上课有一个习惯，喜欢通过抽查的方式来检查学生对上一节知识的掌握情况。我总是能很“荣幸”地成为温老师下意识里的抽查对象，几乎不存在失误。我怯生生站起来嘟呶一通自然也答不下个长短，温老师惯例如愿把我招呼到讲台上，他一手操起一条凳腿，另一只手紧紧地钳住我稚嫩的手掌，伴随着每一次手板结实地落在我的掌心，温老师总是和着一句阴阳怪气的呵斥声：啪——叫你背，啪——你不背，啪——挡，风，去！然后我缩了火辣辣钻心痛的手掌，自觉地将身体插进温老师提前衔开的口缝。我的外边半个身子任凭凛冽的寒风撕扯着，而里边半个身子，则承受着室内炉火的烘烤，冰火两重天，酷刑啊。这时，温老师慢条撕理地点上一支“银象”牌香烟，咝地一声，深深吸入肺里，然后陶醉地吐出来，整个教室便飘满了淡淡的香气。接着，温老师继续努力扯开他略沙哑的嗓音，道：“有甚麽样底生产力，就有甚麽样的生产关系！反正你们给我记好了，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语气坚定而有力，之后是时间凝结一分钟。
　　 最难捱的当然还是上数学课，数学老师是个身材佝偻的小老头，每当他在讲台上给我们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时候，我的视线便从长得和香蕉皮似的xy上面，不由自主地移到了黑板旁边用玻璃框镶着的雷锋画像上。雷锋叔叔的眼神比蒙娜丽莎还有魔力，温柔而祥和。不一会儿，我便被他盯得恹恹欲睡。当睡神来临，而我却不能坦然地爬桌子上小憩一会儿。在醒与非醒之间，我想，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了。当我清醒后再看看自己如逐渐停止跳动的心电图一般的笔记，我确定，打盹时的状态比醉酒更可怕。
　　 三
　　 上课算好的，最可怕的是住宿。我们的宿舍，是一排空瓦房，里面用支起的木板把四周全围了起来，除了进出的门——这就是传说中的通铺。一个年级占一屋打通了三间的大瓦房，住宿自然是很紧张的。我爹说了，在家睡觉要靠娘，出门睡觉要靠墙。开学那天，老爹擦黑就扛着用五花绳子绑得结实的铺盖卷守候在学校的宿舍门口。每一位凛然的家长都是肩扛炸药包的董存瑞，等宿舍门打开的一刹那，大家义无反顾地冲将进去，然后是一片混乱。不管怎么样，爹给我抢的位置既没靠着墙，却也没贴着走风露气的窗台。褥子只好纵向对折，被子也是竖放着，不然，根本住不下这么多人。如果你运气不好，半夜被尿憋醒，很可能你就再难还原回原来的睡姿。后来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别人一个个都长得臃肿笨拙，而我现在仍然保持玉风临风的身材，想必跟当时住宿环境有绝大的关系。不过，说实话，我很感激当时的住宿，让我们暖暖地挤在一起，捱过每个寒冷的冬天。
　　 地当中蹲着一口大铁洋炉，正冲着上方没有帷幔的屋梁上垂吊着一只60W的大灯泡，通夜亮着。我们宿舍住着一位少爷，他是我们乡镇派出所所长的小儿子，每晚喝酒，就着不知从哪里搞来的凉菜小拼盘，派头十足。有一次，这家伙喝得不高兴了，抹下短裤，站在铺沿边上，掏出家伙，冲着的火炉盘就尿了上去，哧的一声，本就奄奄一息的炉火被烧灭，接着是从炉子上升腾起一朵蘑菇云，罩住了正上方的电灯泡。屋子里很快被一股强烈的骚味儿弥漫，没有一个人敢作声。小儿子一本正经地干咳了一声，试图从肺部的深处嗑出一口浓痰来。然后面无表情地把酒瓶子推到一边，哧呼哧呼地睡了。派出所的小儿子偶尔也会勾结高年级的小混混给我们高价摊派方便面，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
　　 最开始地下是摆放着一只大水桶的，方便我们半夜起来解手。人太多了，一只大桶还是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第二天起来，尿液从桶里溢出，在地上扩散开来，流淌到炉子下面，铺下面。我后来想，如果我们食堂的晚饭再咸一点，我们晚上再多喝一点水，很有可能把我们的一只只鞋子漂浮起来，如果再大一点，那定是千帆过尽，蔚为壮观。
　　 按照学校的规定，第二天一早，每两人轮流抬着桶倒尿。然而，有人的地方便有江湖，每天抬桶倒尿的总是那么几个人。那几个人终于忍无可忍，在一个周末没人的时候，他们将尿桶奋力向围墙砸去，摔了个稀巴烂。从此以后，宿舍的两扇木门上多了两个孔眼儿，一高一低，是用烧红了的火柱穿出来的。高个子冲高窟窿，低个人冲低窟窿。次日，门口的台阶上，乃至于台阶下的土院儿，湿沓沓一片。到了冬天，便是结冰，屋外的冰结到了和台阶一般厚，严重时第二天连门都推不开了。校长也曾带着值班的老师蹲过点，当他们听到潺潺的流水声，果断出击，但毕竟是迟了，等他们破门进去，只听得蛙声一片，大家都侧着身子，鼾声此起彼伏，跟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不知什么缘故，关于那段岁月的记忆总是冬天。
　　 一声尖锐的哨声划破长空，我们被魁梧的体育老师赶到操场跑步了。天寒地冻，月明星稀，谁乐意跑操呢。激灵的人自然会想办法，或爬到通铺底下躲过一劫，或躲进厕所再也不出来，尤其是女生，这让体育老师很捉急。更高明的要数干脆让四五张被子横七竖八地把逃操的人埋起来，床都省得起了。每年冬天，从西伯利亚刮来的西北风在黄土高原上肆意地横扫着，我们努力跑得更快些，来驱赶身上的严寒。教室的山墙上挂着一口大喇叭，每天跑操反来复去地放着一盒磁带：
　　 谁的眼泪在飞
　　 是不是流星的眼泪
　　 昨天的眼泪变成星星
　　 今天的眼泪还在等
　　 每天都有流星不断下坠
　　 飞过我迷蒙的眼睛
　　
　　 孟庭苇伤感的声音飘扬在空旷的操场上，是一首好歌，但当时我们哪能解得其中之味。我是曾经暗恋过一个女生，可是当我把自以为文采飞扬的情书折成心形让别人偷偷递过去以后，那个女孩就再没理过我。再后来，当我得知她和其它男人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时，我相当绝望。我的绝望不是来自于她对我的无情，也不是来自于我对其它男人的憎恨，我深深地绝望着的，是自己尊严的无处安放。
　　 其实，有时我也很钦佩自己，在那一段捉襟见肘的岁月里，依然没有抹平我对爱情的渴望，我能说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吗。
　　 四
　　 经常听老爹讲起，在他们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衣着是单调的，吃饭是单调的。当时所有中国人的服装只有四种颜色：灰、黑、蓝和军绿。现在还有一张我初一时的旧照片：我穿着母亲为我裁剪的中山装，像一拘谨的小老头。现在每次回老家，我觉得穿着已经很得体了，但还是会招来爹妈的批评。我都不敢想现在放眼望去，满大街青年男穿着大红大黄大紫以及花格子裤子，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繁荣与开放。至于吃饭，我爹说，更是没有讲究。地里长什么，锅里就可以放什么。每当秋天来临的时候，他们像蝗虫一样到大自然的怀抱中把任何果实肆意地往嘴里生着塞吃。然后我会想到现在电视里天天说什么冬虫夏草可以含着吃。这两种吃法，岂又能简单用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说清楚其中的滋味？只为充饥，顾不上别的。
　　 我读初中那会儿，正好处在父辈和当下这一代中间，承上启下。每到了初冬，父亲都要向学校缴粮，米、面、油以及各种豆类整整一排车，一应俱全。父亲用绳子使劲勒紧车上的一袋袋米面，然后再习惯性地用手拍拍，脸上总是洋溢着自豪的表情。我和姐姐都在读初中，父亲觉得这样的付出，值。
　　 我们中学管买饭叫打饭，靠饭票来领份饭。进了食堂就像进了豆腐坊，屋子里烟雾缭绕，大功率吹风机不分白昼地嗡嗡嗡咆哮着。做饭的大师傅或站在灶台上，猫着腰，用一把大铁锹吃力地搅拌着大锅；或骑坐在饸饹床子（北方一种架在灶台上压面的木制工具）上，咯吱吱用劲地榨饸饹。
　　 学校有三个做饭的师傅，除老刘是中年光棍外，老南和老李都是老年光棍，吃住都在学校。老南是资深老师傅，以此为职业并以养活自己，性情狡猾，看人打饭，也深得校长喜欢。老刘和老李是流水兵，干不了一段时间就走了，然后就换了其他的光棍来接班。老李虽然不是瞎子，但拉得一手不错的二胡，每每夜深人静，总能听到从老李屋子里传来单调的弦乐声，如泣如诉，如怨如慕。有一回，老李和老南不知因为什么吵了起来，老南说老李藏了一箩筐土豆，老李反咬老南贪污了半袋小米。校长认为他们当着学生的面揭短是很恐怖的事情，于是把两个人都骂了，甚是好看。
　　 每天午饭是一人一个大白馍，然后是一人一瓢青汪汪的菜汤。馍有多大？在我的记忆里是超级超级大。至于菜汤就是一瓢水里泡着几块山药蛋。大师傅往菜汤里倒酱油毫不吝啬，为的是使菜汤看上去不至于那么凄凉。为了公平，每个馍在上蒸笼之前都要上称，老李提着称杆子，老南动作娴熟地向称盘子里扔面团，有一次失手，面团闷生生砸在了灰土的地板上。这一行为被我等几人看见，咯咯地笑了起来。老南神情自若，弯腰拾起面团，看都不看一眼，啪一声扔到面板，和其它已称过的白馍排在一起，上了笼。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笑出来。
　　 晚饭是很有胃口的，尤其是礼拜一三五。那面条饭直叫一个香。每次我们把饭盒子递给大师傅，都会带上一句：再给添点吧。尽管老刘很少满足过我们的愿望，但我们从来不觉得害臊。之后我们端了饭盒子，蹲在食堂门外，围成一伙儿，头也不抬地吃了起来。
　　 最可恶的是早饭，小米粥又涩又硬，实在难以下咽。吃不了两口，就全倾倒在了泔水桶里。 学校养着两匹猪，半年卖一次。我们变瘦了，猪就胖了。
　　 每年秋天蔬菜下来的时候，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学生花一整个下午摘菜，淘菜，切菜，最后腌进一只只大缸里。我们热情都很高，这么多坛咸菜，总觉得够我们一年就着吃了。答案总是在最后揭晓，这些都是腌给教职工们吃的。
　　 五
　　 从那所中学走出来，差不多已十五个年头。十五年也足够使沧海变成了桑田。我也再没有回去过，有次路过，看到里边耸起两幢小楼，门面也换得排场。听人说，里边的老师大多数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吃饭的地方，已不再叫食堂，而改叫餐厅了。有面，有米，还有肉，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另外，政府每天还给每位在校学生补贴一包纯牛奶。人们还说，里边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少，家庭条件允许的都跑到县城去读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