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主编对自己这个“华夏名医”的创意很自得，开会时大讲，——“对知识的推崇，使你们位尊至上，见官大半级，见了市委书记也不掉价！哈哈，努力干吧！有的是一心想扬扬名、揽住病人的‘名医’，哪条街上没三五个‘名医’？能出大钱的，可以请他们出任咱们的理事会理事。”
　　 可是，这个城市人均收入在全国不算高，小诊所挣不了多少钱，大的上规模的诊所又不多，大医院的主任医师又不肯自个掏腰包，我们这些采编显然是僧多粥少，为了业务，我多次骑车到郊外，为了采编的面子，先把破自行车寄存到离诊所远一点看不到的地方，再腋下夹着包走进去。到下面乡镇找“名医”，“名医”倒是有，土大夫们都说自己是名医，且是祖传名医，可是，越往乡下越掏不起钱，跟这帮“名医”简直与虎谋皮，白费唇舌。因业务一般，按林主编的话说，我已经对不起自己每月领到的底薪工资了。可是，我自己心里也有想法，觉得这个工作不怎么靠谱，空手套白狼，到现在一期《创业导刊》也没出，我那几个“名医”几次打手机催我了。再这么做下去，连人格也没有了。再往深里想，感觉《华夏文学报》的采编也不靠谱，自以为是文学刊物，盲目托大，下去采访时准客户并不吃你这一套。我两边都干，都干不好，费心费力去了几个大企业，能办了的事就是给人家放下几份报纸。
　　
　　 五
　　 春末夏初，万物一派生机，房东老太小院里的石榴树开得火红一片。每晚读书写东西都要弄到十二点，只要有写的欲望，就不停笔。门外风吹杨树的“哗哗”声不绝于耳，似在为勤奋用功的我鼓掌。说起来好多人毕了业就不再专注学习了，可我的汉语言文学钻研从来没断，比别人多学了这么多年，自己早晚还不得成精？因而常常暗自激励写作上千万不可灰心，今春务必再掀起一个创作的小高潮，即便结不了籽，发表不出去，算练笔也好。想想写作这个玩意，是有点周期的，有井喷也就有停歇，就像女人生孩子，怀哪一胎都需有个过程，有时下笔千言，有时腹内空空。
　　 《华夏文学报》采编那份兼职，因为一直没做出业务，也就一直没从这份职业挣到一分钱，不免心有自责。这当然也不全是我自身的原因，定的价位太高，太狠，企业不买账，尤其是份和经济不大沾边的报纸，发行量肯定高不了。但这个兼职岗位我还是挺珍惜的，因为它毕竟和文学沾点边，从每期的报纸上能学到些东西。有一个和我一同进报社的采编刘文采，比我小几岁，和我交好，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后来了解到他是通过关系进来的，因他父亲和我们报社总编是文友，私交非同一般，有一天开完碰头会，文采说跟我到家里玩玩吧，认识认识我老爸，他在本市可算得上大作家，十多年的省作协会员了，就是还没入中国作协，你们交流交流。我欣然同意，路过一水果摊还掏钱买了一大兜水果，算是见面礼。果然他父亲在家，刘聚丰，五十岁左右，文质彬彬，写诗也写小说，唤他刘叔叔，他阻止，说别那么客气，咱们今后就是文友，唤刘老师就行。正是这位刘老师，成了我在A城文学上的引路人，他每个月16号参加市南区文学研究会，一大帮文友在一块交流交流，有次就通知我过去，并隆重作了介绍：“这位新来的是《华夏文学报》的编辑苗一方先生，诗文俱佳，后生可畏，欢迎成为我们的新会员！”从那，不管多忙，不管刮风下雨，每月16号我都去参加例会，从而结识了本市一大半的作家和诗人，对文学的新认识蘧然而觉，觉得这仍然是希望之所系。
　　 文学研究会平时活动不断，我只参加了不多的几次，实在没那么多的空闲时间，我得混钱，得生活。有一次有个比我稍年轻些的诗人发言时说，他是著名诗人XX的学生，我觉得他说了外行话，但又不好意思说自己的看法，依我看写诗是没有师傅的，就靠一个字：“悟”。至于我对诗的理解，现在主流的诗写作是叙述性的，这个叙述性可能还会风行20年不止，但我觉得这并不是诗写作的一个很好的出路。有一个周末的下午，文学研究会组织黄河风景区采风活动，我随车去了，来A城三个多月了，虽然黄河就在身边，却一次也没去看。现在黄河还不到汛期，河面不宽，夕阳下的河川飘燃着一层流动的火焰。大河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壮观，浮桥颤微微地躺在河面上，两岸露出大面积的沙滩。河风吹在脸上，像大手抚过，抚得风吹雨侵的黄河母亲沙雕变成了两堆黄土，那是从腰部断开来的。随行的有几个既是作家又是画家，拿着炭笔在白纸上这样那样描着，呵呵，我是个笨人，专攻一样还未入巷哩。观河回来，感慨万千，心胸开阔了不少，雨果怎么说的啦？——在人的一生中，可以有作为的时候只有一次，那就是现在。于是熬夜凌晨两点，把早先构思的短篇小说《迷向》写出了大半。
　　 可是，生活是第一位的，既不能枵腹从公，也不能连个安身的地儿都没有还侍弄文学。“华夏名医”跑了三个月，山穷水尽，已很难再开发出来，不少和我一块上班的都离开了，林主编的两个副手，——我们的两个总在电脑跟前枯坐的副主编，因为老拿不到工资、提成，有了业务也不再上交财务。单位给我的感觉就像一方就要干涸的泥潭，不想坐以待毙的蛙们都跳出来寻找新东家去了，平时来报到上班的很少。有次杜副主编值班，我刚从外面回来，他就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平时我和这位副主编倒挺能合得来，他是社科院的，不知怎么上了贼船，他反对我看文学书，说那不顶事，要求我多看经济类的。这个人还懂周易，会看手相，有天午间休息时过来和我们拉呱，抓起我的手看了半天说，事业线很清晰，且连接婚姻、智慧、生命三线，事业上一定能成功，只是要晚许多年，不过不要紧，十年磨一剑，有前途就行。他讲这些的时候煞有介事，连我身边的两个女同事也跟着说，今后富贵别忘了我们哟。
　　 借其吉言，我有了动力。现在他亲切地拉住我的手说：“你去王医生那里拿到款了吗？”
　　 “拿到了。”
　　 “多少？”副主编问。
　　 “1000元。”
　　 “好！财务今天没来，你别带在身上了，交给我吧，晚上林主编过来我交给他。”
　　 这个杜副主编拿了钱，从此我就再没见过他，再没来上一天班，为此我挨了林主编一通批。
　　 “看不出来吗？猪脑子，他早就不想干了！”
　　 “我也不想干了！”我说。
　　
　　 六
　　 真的不想再欺骗那些诊所里的医生，虽然那些医生也都很善于自己欺骗自己，可我觉得挣这个钱不落忍。但又深知，这个不落忍又会一下将我逼到墙角，陷入内外交困。说过工作不想干的话我就后悔了，因为一部分提成、工资还压着。幸而林主编缺兵少将，还指望我给部门到创收呢，没往深里计较。
　　 然而有计较的，第二天上午李副主编和林主编吵起来了，我们都扔下正写的稿子，跑过去解劝，当然，也是要看看热闹。
　　 林主编说，“我已经让老杜给你谈过兼职的事，他今天没过来。”
　　 “不，他没跟我谈。他也不一定再来了。”李副主编回答说，“这样吧，我也不在乎这点工资，单位没钱我不勉强。”
　　 “千把块钱单位不是没有。”
　　 “那就给我！”
　　 “凭什么给你？你这几个月给单位做了什么？”
　　 “——你在糊弄我？！浪费我这么长的时间，你早就该让我走！”
　　 ……
　　 气青了脸的李副主编大骂林是“狗娘养的”，把门踢得山响，有意让楼下的人听到。尽管我和其他人都拉着劝他，还是要和林理论。
　　 “你们让我进去，我不揍他，我只想问问他办的叫什么编辑部？”
　　 后来，李副主编拿走了外面办公室四部电话机的听筒，林主编憋在他办公室里不出来，后来110来，李副主编早已走了。
　　 看来这单位真没法呆了，电话不能用，就像当兵的没有枪，怎么联系客户？不过，第二天听筒要回来了，本以为林主编是儿媳妇大肚子——装孙子了，还算有点韬略。林主编这人好色、不义气，可是目前还得坚持干段时间，他刚刚跟我谈了话，说他还有几个发展项目，大讲了些不保二主的高论，封了我个一编室主任（我当官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唉，再坚持一段时间吧，副主编全走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自己也开始受重用了，这是自身能力渐长的表现，用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跟孙子干活，能干出成绩才真正是本事。
　　 晚秋肃然莅临，天立时转凉了，秋意侵上了窗外的老槐树，叶子黄绿相间，斑斑驳驳，白杨树的叶子飘落了近一半，白晃晃的枝桠向天伸着。下午去一诊所，让姓孙的所长看稿子，孙所长开的是夫妻店，我去时他年轻的女儿也在那儿，三个人轮番审阅，提着不同意见，本以为改好了走时能带点宣传费，不想外面的诊室吵嚷起来，原来是吃药过敏者来找茬。一青年女子吃了孙所长开的治疗红眼病的药，周身起红斑，又痒又痛，其夫不乐意了，气势汹汹带她找上门来。此夫个子不高，听口音是南方人，很不冷静，说了一大堆过激的废话，和孙所长的老婆、女儿争吵了起来，孙所长于是暂停和我交谈，也起身出去理论，女儿见她爸出来，就推了那男的一下，让他滚，男的中午喝了酒，扑上来要打她，被孙所长拦住，所长的妻女揪住那个吃错药的少妇，要将其推出诊室。其夫见状，奔过去想打人，所长一把揪住他，两个男人在诊室扭打起来，南方人眼镜没了，被壮实的孙所长按在地上。我慌忙出来，见劝解没用，看见柜台上有一把亮眼的裁纸刀，就赶紧把它丢进柜台半开的抽屉里，再把抽屉推严实。街上围观的人很多，少妇穿的衣服多，未见外伤，倒是那男的，非常粗暴地大扯开她的衣裳领子，给路人看红斑，后又拨打110，孙所长见打坏了东西，扣下他的电动车，也慌忙外出找人去了，临走，扭头对我说：“小苗，这事明天再谈吧。”
　　 不记得是哪部小说里说的了，“人不过就是个物质，你把他从窗口扔出去，他就会摔下。你点燃他，他就会燃烧。你埋了他，像其他垃圾一样他也会腐烂。一旦失去了灵魂，人就成了废物。”从孙所长那里出来，直接回家，心下郁闷，到街口灌了两杯扎啤，回来整理小说《迷向》，准备投到《时代小说》去。第二天去上班，交给我一个很偏远的联系单位，到时就中午十二点了，没见这人，一问下午两点才上班。在路边小吃摊胡乱吃了点，等客户下午上班。可是下午单位负责人没来，来回奔波，只赚了个跑腿，哎哟，这个垃圾行业，真他妈锻炼人啊！
　　
　　 七
　　 单位里人走得差不多了，林主编通过报纸招聘又补充了一批，分到我这个编室的有五个年轻人，加上原来派给我的一个岁数大点的老王，我这个编室一共是七个人，五男二女，小小的办公室挤得满满的，桌子与桌子之间走人的过道只有50厘米。新来的三个小伙子都是职专毕业的本地人，彼此之间之前好像就认识，一来就打得火热，其中一个叫吕胜的，是带头大哥，在我看来就是个街痞。一个叫刘昕昕的姑娘也是本地人，卫校毕业，工作上没找到接收的医院；另一个叫张燕，大学毕业打算留在A城，算是我的半个老乡。干了一个月，都没出业绩，我不当主任每月还能有个把业务，一当主任一个也没有了，林主编就有点急，让多开会，多研究。人员不好带，老王年龄比我大，自恃是老员工经常迟到，第二天一早开例会，张燕来得早，见了我就哭哭啼啼，原来昨晚老王给她发了些黄段子，张燕哭着说这人太没数太侮辱人了。等老王来了，人员齐整，我宣布开会，吕胜打断我的话，说苗主任先别开会了，还是说说昨天半夜发黄段子的事吧，弄得老王坐立不安，不敢吭声。会开起来，大家七嘴八舌，也说不到点子上，学护理的刘昕昕很开放，说苗主任您看我已经联系了那么多单位，不是流产就是小产，要不就是怀不上，怀上了愣不生，您说咋办好哩？还没等我回答，吕胜抢过去说，就差再猛干一次了。
　　 新员工难带，业务迟迟上不去，挨到月底，吕胜联系了一个门诊部，门诊部主任同意做一期宣传，吕胜喜出望外，没出人家大门就在楼梯底下跟我打电话，“苗主任，出了一单业务！经三路的门诊部，上钩啦。”吕胜回来，眉飞色舞，大家也高兴得了不得，怂恿我出钱请了一场酒。结果第二天去拿款，门诊部主任直接问“谁上钩了？”——款，自然是一分钱也没拿到。
　　 生活的苛刻，一度使我无视周围的一切而知注重生计，但看到刘文采也整天推销银行卡了，才知道城市逼着大大小小的人才为了生活做着这样那样的竞争和无意义的消耗。没业务就挣不到钱，愁啊。听说刘文采现在捣鼓银行卡，我想从他那里办一张，可是到月底还不上款，做这卡奴也很要命。自己保守，虽打电话详细问询了，还是没敢轻举妄动。
　　 都说贫困者数米而炊，富贵者衣轻乘肥，我现在是真到了数米而炊的境地了，兜里只剩区区180元，房东老太又在催要下月200元的房租，单位又拖着不发工资。夜影已经爬上了小窗，饭还没有做，蜂窝煤炉子熄了火，稿子也整理不下去，书一目十行，不知所云。给《海中舟》杂志寄的一篇散文，退稿信收到了，“大作《白马山散记》看过，感觉一般，缺少某种新奇的让人为之感动的东西。……比如写白马山，干么又要一味地去写景哪?你应该再写点别的什么东西，自然的、你个人的，而不必落入俗套，成为一篇介绍性的游览性的文章，总之，这片文章写得还欠火候”。这段说得真不够客气，不过后来语气又软和下来，说我还是有点天分的，经过不断练笔，一定是能达到发稿要求，甚至是大刊的要求。而之前两天，寄给《时代小说》的短篇《迷向》也收到了回复：“苗一方先生：您好！大作《迷向》编辑部已读过，感到在艺术上弱了些，就不便留用了，现将原作退还您，望能谅解。”其实，我现在已不怎么关心退不退稿的问题，对这点已经麻木了，现在最主要的是解决衣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