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楚国，尽管平原君忍气吞声一再恳求，可傲慢的楚王就是不吐口，其他门客在门外干着急没办法。毛遂直奔过去，站在了楚王面前，一面手按宝剑逼视楚王，一面陈述利关系，终使楚王下定决心，与赵歃血为盟，出兵救赵。一个复杂的事情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其实，复杂与简单往往是一步之遥，有时最复杂的事情也最简单。如果没有这次偶然的自荐，毛遂可能混在三千门客中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不会脱颖而出。如果没有毛遂的软硬兼施，楚国在出兵问题上还会研究犹豫一阵子。毛遂是幸运的，在社会这个大口袋里他用行动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可更多的毛遂们是被平原君们当作装点门面的一种饰品，需要了才让你出来蹦几下，不需要或摆了你的脾气，就有可能让你在口袋里闷一辈子，这也许是由简单而复杂的深层原因。简单与复杂虽一步之遥，但这一步走出来或退回去，都不仅仅是一个距离问题。
　　
　　 荀子：尴尬的布道者
　　
　　 荀子注定在成为儒学的一个里程碑，因为他与时俱进，博取众家之长，使儒学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荀子又注定了他身后的尴尬和一点点的悲剧色彩。因为在后世教条主义者的眼里，他的不循规蹈矩，某方面有悖于孔孟宗教式的儒学。
　　 荀子是邯郸老乡，但我在高中读他《劝学篇》时并不知晓。教我们语文的是一个摘帽右派，老先生是怎么要打成右派的我不清楚，可老先生让岁月风雨冲涮褪色的满头白发和满脸皱纹，使他更加沧桑，二十多年一介书生却以锄头为笔、以田野为纸、以血汗为墨的苦役劳作令人心酸，所以《劝学篇》我至今还能背诵几句。
　　 据传，“评法批儒”时邯郸有一个人竟然把荀子念成“苟子”，就是这个错别字满口的“苟子”，一路官运显旺，“文革”结束后，他居然还管了几年知识分子，荀子若九泉有知，肯定惊讶得露出满口假牙，大喘粗气。
　　 扯远了，还是说荀子。
　　 儒学之所以成为显学，皆因先秦时出现的三个大家：圣人孔子、亚圣孟子、后圣荀子..儒学之所以烟火不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荀子。谭嗣同就惊叹：“二千多年来之学，荀学也。”还说：“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谭嗣同是一代宗师，他的话想必不是发高烧时的胡话。
　　 入仕经世，孔子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奔波于列国之间，上门推销他的学说，但又屡屡碰壁。荀子虽未像孔子那样到处乱窜，但也未能负俗，他15岁从赵国的邯郸老家来到齐国“稷下”这个学校当了几年校长，觉得不过瘾，又到秦，秦不用又回赵，赵虽礼貌待客也不见用，后到楚才被春申君安排到兰陵当了几年兰陵令。好景不长，春申君死，荀子治国安邦的政治抱负化为泡影。当然，这种尴尬不是荀子一个人的，前赴者有孔子，后继者无数。
　　 荀子的伟大在于他的与时俱进，他看到了自己所处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已远非孔子春秋末期那般沉闷僵化，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走上政治舞台，已是历史必然。泥古不化必将穷途末路，他审时度势，拿来主义，吸取了道家“天道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丢掉了儒家天道观中神秘因素，发挥儒家重视人的观点，提出“不与天争职”“制天命而用之”；在继承孔子礼治思想前提下，荀子吸取法家思想，提出德治与法制并行。
　　 不拘于儒学一说，集撷诸子学说之长，以“礼”为中心，以“性恶”论为基础，主张“以礼制利”，荀子的积极进取终于使他成为先秦时期儒学的最后一位大师，成为先秦唯物论的集大成者。尽管荀子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利益，但他否定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所以被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所冷落。而冷落也仅是形式上的，两千多年来历代统治者以儒为主，间揉法、道各派，实际上是沿用的仍是荀子改良后的儒学，否则谭嗣同就不会惊叹。所以，荀子学说与其说是被封建统治者们冷落而尴尬，还不如说是封建统治者口是心非的自相矛盾。
　　 与孔孟相比，荀子确实有“出格”或“另类”的地方。孟子提出“法先王”，荀子提出“法后王”，强调向不断变化的实践学习。孟子提出“人性善”，荀子则以“人性恶”相对，提出人的本性可以在后天的学习中改造培养。孔孟提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荀子则“明天人之分”，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孔孟重义轻利，荀子义利并重等等。
　　 自然，荀子也为自己的不断探索付出了不应有的代价。据著名学者、陕西师大赵吉惠教授考证，在显示儒家传承谱系的曲阜孔庙大成殿的奉祀除孔子神位之外，就是“四配”“十二哲人”，没有荀子位子。一个仅次于孔孟的儒学后圣，却在儒学谱系中没有位子，这与其说是荀子的尴尬，倒不如说是那些自称正宗而又固步自封者们的短视和顽固。
　　 好在后世并没有忘记这位儒学宗师。从董仲舒到南宋陈亮，又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直至清末的龚自珍、魏源等，沿着荀子的脉径清晰地延伸到了今天。
　　 在邯郸，故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荀子，他已成为家乡的骄傲。在我单位对面市二十三中北侧，就树有荀子的全身塑像。他手握书卷，微微含笑，双目炯炯望着来来往往的后人，似乎又在吟诵：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郭开：蛀虫之害猛于虎
　　
　　 赵括使赵国大伤元气，而郭开则是葬送赵国的罪人。
　　 身为赵王的宠臣，郭开这个“二皇帝”素以拍马谄媚而著称，是一个贪得无厌、见利忘义之徒。是他排挤走了为赵国征战四十年的名将廉颇；是他私下接受秦国三千两黄金贿赂后，为秦国攻打赵国找到了借口。在赵国危急之际，赵王要召回逃亡到魏国的廉颇，又是郭开暗地里做手脚，让使者在赵王面前谎称廉颇年老无用。当有人问这个一向吹嘘为国尽忠的奸逆时，他竟厚颜无耻地说：“赵国存亡是赵王的事，我与廉颇是敌仇，我怎么能让他回来？”
　　 又是郭开，再次收受秦国巨额贿赂后，竟信誓旦旦向秦国间谍保证：“我受秦王厚赠，如不用心回报，还像个人吗？”而此时的郭开已是独揽赵国大权的相国。
　　 郭开真是言而有信，为一已私利，此后郭开又设计陷害赵国名将李牧，使这个令秦军丧胆的名将没有死在敌人的刀下，而成了自己人的刀下冤魂，为秦军攻占赵国扫平了最后的障碍。
　　 还是这个郭开威诱赵王打开城门，递交降书。当秦王封郭开这个“地下工作者”为上卿时，赵王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回天无力。
　　 如果从社会发展来讲，秦国灭赵，并无过错，而且具有积极意义，毕竟为建立大一统中国做了贡献。而从道义和人性来讲，郭开的所作所为，罪该万死，遗臭万年。
　　 如果当初郭开，不阻挠廉颇回赵，赵国这个元气未尽的枯木尚有恢复生机的可能。如果郭开不陷害李牧，尚有气息的赵国至少还可多残喘几日。以上假设归纳起来，最重的是，如果赵王早些察觉身边这个蛀虫，至少还有他路可走。与其说是郭开帮了秦国的忙，不如说是赵王为秦国在自己的身边安放了一个定时炸弹。
　　 比起郭开，赵括的失败还有原谅的可能，尽管他教条，但主观上私欲不是那些××。而郭开——一个赵王言听计从的宠臣，竟为一已私利而不惜卖国求荣，交这样的学费，恐怕任何一个领导者都是不情愿的，然而，能真正汲取教训的并不太多。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而身处权力核心的蛀虫，他的破坏力远远大于外来之敌。
　　
　　 吕不韦：一个善于商业运作的政客
　　
　　 金钱美女、买官卖官等等这些官场上的猫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把戏，这方面吕不韦堪称宗师。
　　 吕不韦不是邯郸人，是阳翟（河南濮阳）人。但讲赵国和秦国的历史都绕不开吕不韦。
　　 《史记》中《赵世家》写得明白：“赵氏之先，与秦共祖。”本来一个祖先的秦赵两国，由于吕不韦的出现，在血缘上又添一层，赵国也在事实上为秦国乃至整个中国贡献了第一个封建皇帝——秦始皇。
　　 吕不韦本是商人，商人重利，乃天经地义。可吕不韦眼中的利不仅是金钱财宝，更有政治和权力。秦始皇和其父秦庄襄王就是吕不韦的一笔大生意。
　　 吕不韦问他父亲：“耕田之利几倍？”父答：“十倍。”又问：“贩卖珠玉之利几倍？”答曰：“百倍。”再问：“如果立一国之主，借此掌握山河，其利几倍？”答曰：“不可胜计矣！”其时吕不韦就已看准了投资方向，认为落难邯郸做人质的秦国王孙异人“奇货可居”。他帮异人分析了秦国形势，认为秦王已老，太子安国君宠幸的华阳夫人膝下无子，异人在安国君二十多个儿子中不被看好，一旦安国君即位，其他弟兄可以近水楼台争为太子。吕不韦说动了异人，表示可以帮助他走出国境，而异人感激万分地表示，将来“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吕不韦给异人五百金，让他包装自己，结交朋友；他又购置奇珍异宝到秦国打通关节，劝华阳夫人立异人为子，华阳夫人的枕边风又吹软了安国君的耳朵。如此这般，吕不韦大功告成。安国君即位后不久死去，异人（子楚）顺利成为秦王，即庄襄王。庄襄王又封吕不韦为相，终于完成了一场双羸的政治交易。
　　 当然，老谋深算的吕不韦的政治投资还远不止这些。异人回秦前，吕不韦在邯郸娶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赵姬，在赵姬刚怀孕后，吕不韦又设计让异人娶赵姬为妻。第二年正月，赵姬在邯郸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吕不韦这种颇具战略眼光的人材输出方式，古今中外，堪称一绝。
　　 吕不韦达到了立君封后的目的，却没能一劳永逸，他的勃勃政治野心与秦始皇的雄大略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于是留下一部三千门客拼凑而成的《吕氏春秋》，在流放的路上被一杯毒酒结束了生命。这次没有实现双赢和强强联合。按民间的说法是：一个槽上拴不住俩叫驴。而鲁迅先生的话更恰切：捣鬼有术，也有限。
　　
　　 魏征：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镜子问题
　　
　　 魏征是和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
　　 作为一代明君，唐太宗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开创了贞观盛世。而作为一代贤相，魏征在“贞观之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唐太宗与魏征既是君臣，又是朋友。没有唐太宗的贤明大度，就不会有魏征的忠直；而没有魏征的忠直，唐太宗就少了一面文治武功的镜鉴。二人相互衬托，相辅相成。
　　 当初，魏征是唐太宗对手的部下，是唐太宗的爱材之心，才使魏征有了发挥才干的平台。他不仅帮唐太宗制定了“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治国方针，也时时刻刻修正着唐太宗的谬误。他为唐太宗讲解了“民可载舟，又可覆舟”、“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治国道理，也常常犯颜直谏。从贞观初到贞观十七年魏征病故为止，17年间魏征谏奏的事，有史藉可考的达200多项，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和皇帝私生活等等，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时竟让唐太宗下不了台。
　　 当然，皇帝也是人，有时唐太宗回宫后发火，声言恨不得杀了这个乡下佬，但他又不愧一代贤明君主，火气过后又为有这样忠谏之臣感到欣慰，就一次次原谅魏征的犯颜直谏。以致在魏征死后，唐太宗极为伤感地对众臣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今魏征逝，一鉴亡矣。”
　　 唐太宗的感叹自有道理，而魏征也应为遇到唐太宗这样虚怀纳谏的君主而庆幸。如果侍奉的是一个小鸡肚肠的昏君，魏征的下场是很难料想的。
　　 如今，在卫运河边的馆陶县城，家乡人民为魏征树起了一尊塑像，以示对一代名相的纪念。而魏征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名相，恐怕还有会许多话题需要阐述。那么，魏征是唐太宗的镜子，唐太宗也应是成为后世君主们的镜子。
　　
　　 李沆：圣相祠堂何处寻
　　
　　 李沆是宋真宗时的宰相，他与寇准同朝为官，都是名重一时的国家干才。他因忠直廉洁而被人们称为圣相。
　　 李沆是我真正的老乡，肥乡县人。关于他的故事我听的也较多。比如，他独具慧眼，识人辨材，廉洁忠诚，光明磊落等等。
　　 真宗即位之初，一些大臣为显示自己的忠心，经常向皇上打小报告。只有李沆不这样做。真宗纳闷，问李沆为何没有密奏，李沆说：“我们身为宰相，公事就公开讲，为什么要密奏呢？大凡密奏者，不是馋言就是妄语，我一向讨厌这种做法，又怎么会这样做呢？”
　　 忠诚为国，李沆连点滴小事都不放过。真宗即位之初要立刘美人为贵妃，征求李沆意见时，李沆当着宣诏人的面将诏书焚烧。他怕年轻的皇上走斜路。为此，他每天收集各地水旱灾害、盗贼叛敌等情况上报真宗，王旦认为这些事情都是小事，不必皇上亲自处理。李沆却说：“皇上年轻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要让他知道治理国家的艰难。不然，他正值血气方刚精力旺盛的年龄，一旦边境无事，他就会无事生非，搞一些劳民伤财的事，我年龄大了，看不到这些了。但这会成为你们以后参加治理朝政的忧患。”果然，如李沆所担忧的那样，后来边境稍稍安定，真宗便登山封弹，大造宫殿，又有丁谓一些奸人在朝中胡作非为。看到这些，王旦感叹李沆当初的先见之明。
　　 李沆八小时之内处理公务，八小时之外也是回家读书修身，从不吃喝嫖赌。他严格要求自己，他的府第狭小破败，院内仅能容一匹马转身。有人劝他修茸一下，李沆不为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