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忍再看到母亲这样受病魔折磨下去，不能让父亲一个人承重这种的负担。我开始把每月六十一元的津贴节约下来，一分不留地全部寄回了老家。六十一元太少太少，只能可怜地付一次或两样不算太贵的药费。但父亲收到我寄回家的钱，很是高兴，就向母亲说起，母亲一听是儿子在部队给她寄钱，心情别提有多激动，病一下就好了许多，逢人便说我在部队出息了，懂得了，能给家里寄钱。我开始在部队和战友间帮母亲问药，然后讨要来给母亲寄回家，战友们知道母亲重病的消息，也纷纷四处打听着哪里和什么方子能治母亲的病。一时间，各种治疗类风湿病的方子和民间方法，包括我收集来的各种药品，就纷纷的飞回了家，飞回到了父亲母亲的手里。母亲凡方必试，凡药必吃，因为这药和这方是她远在千里之外军营的儿子寄回去的，一定有效和起作用。母亲收到药，按方试行，按药服下，增添了不少治愈重病的信心。乡亲们知道了此事，便夸母亲虽是病了，却极有福份，有这么一个孝顺懂事的儿子。我寄回的药，往往都是先有一些疗效，但多吃两道，就再无药的作用。不但没有最终治愈母亲的病，反而药吃多了，方法用多了，副作用引来更加严重的病症和更为猛烈的疼痛，常常痛得母亲大汗淋漓，呻呤声不断。疼痛难受时，母亲不得不用头去撞墙，满床的翻滚，压得发肿的身体发出“咕咕”的响声。起先，母亲认为是没有按时吃我的药所致，便每天将药吃得又勤又准时，时不时都在问父亲是不是该吃药了，到后来疼痛愈发加剧，才知道是我寄回药的副作用所致，父亲便一把将我寄回的药全部抛到了院里，仍日晒、仍雨淋，最后变成院泥，嘴里不停地骂着要把我这个不懂事的儿子千刀万剐。母亲在我寄回的药的折磨下平添了数倍的痛苦，那在床上的呻吟声、翻滚声，就像一道利剑，划破千里长空，直刺我的心脏，让我疼痛难忍，心如刀绞，背负深深罪责。
　　 我不甘让母亲就这样受苦下去，开始写小说，想用稿费为母亲买药。编辑说我写的小说很是感人，可是就是离发表还差一点距离。我把发表不了的小说集存起来，准备回家时念给母亲听，我要让母亲知道，他的儿子也是能写书的。可是母亲直到病好，也一直也没有听到我的小说。那是我没有那方面的才能，没有当作家潜质。我仍然天天站岗在岗亭上。我又在岗亭一阵狂想：希望我的眼前立马出现几个间谍或特务，我思维锐利，先识破他们的伪装，找足他们的证据，然后再上前赤手空拳将他们擒住，领导会根据我抓住间谍的身份大小给予我奖励，荣获三等或二等功。我也想即便抓不住间谍，路过一段小河边，见一个小孩落水，奋身上前将他救起，也算是一种见义勇为。或者，我干脆走在大街上，突遇一个或两个歹徒正抢路人，大声呼救，却无人上进帮忙，正遇到我赶上，我二话没话，就冲上前去与搏斗，最终我受伤倒地，虽然我成了烈士，但也是张扬了一种正气，父母会为我而永远骄傲。和平年代，我没有立功和机会，只能站在岗亭上老老实实的站岗，默默奉献自己的青春。我就常常抬头去看天空，白天西北的天空瓦蓝，阳光灿烂，夜晚群星闪现，一片静美。我就常常去寻那一枚或圆或弯的静月。静月和太阳交替，只在夜晚出现，我就一会儿站在灸热的骄阳里，一会儿又站在洁白月光的一片皎柔中。有时候连静月都躲在黑暮里，我又站一片漆黑中，远处是城市的灯火辉煌，一片万家团员的景象。耳边有夜风拂过，轻轻的、柔柔的、软软的，像是低语，像是亲昵，又像是体贴和安慰。我就常常在这时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就又去搜寻天上的星星，然后一遍一遍地数着它们，一、二、三……好像星星似乎能明白我的心事，总用一种柔和亲昵的目光对看着我，我就想起小时候常躺在母亲怀里数星星，母亲教我数数的声音就会低呤在我耳边，也是一、二、三……星星很多，从天空的这边布及到天空的那边，总数得我们眼花缭乱，数着，数着，我就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醒来就是又一个天明。
　　 母亲病了，我在千里之外军营牵挂着母亲，思念着母亲，在心里祈祷着母亲的身体早日康复。除此之外，我能想什么呢？做什么呢？
　　 母亲的病，打破了我平静的心境，从此不再无知、单纯和宁静；也打破了家庭往日的祥和与平谈，让我知道健康的重要、亲情的可贵，以及一个人面对苦难应该具备怎么的坚强。我沉痛于母亲被病的折磨，却在母亲病痛的背后，明白了生活的真实和从军的不易，也让我知道了肩上真正肩负的责任。
　　 母亲的病将我和家人的心牵动着。大家都在为一个受到威胁的生命做着不同程度的努力。我相信母亲的病会好，也相信母亲能长寿。
　　
　　
　　 1998年10月初稿于酒泉市84701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