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早，邻家超市重新装修开业，近百米长的全红鞭炮转圈摆满一地，旁边堆积着成箱子五光十色的烟花爆竹，瞧那架势，大有震撼倾覆小城之目的。烟花被点燃的一刹那，尽管大天白日缺少夜暗的衬托难以观赏到五彩缤纷的效果，满大街地动山摇一般的噪音伴随着烟雾缭绕的火药味儿，足令旁观者心旌激荡。
　　 置身于轰隆隆震耳欲聋的氛围，嗅着夹带浓烈火药味儿的潮湿空气，我心间却充满了苦涩的滋味，眼前的情景瞬间幻化为万炮齐鸣的场面，让人忆起那个牵动我无尽思念的南疆雨夜和那盏红色信号灯，以及提灯的年轻士兵……
　　 1979年初春，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之后，我部奉命驻守在友谊关附近一个人迹罕至的山洞里。山洞位于半山腰，系远古时代火山爆发自然形成的溶洞，外部绿树掩映，洞口仅能容纳一人进去，里边却别有洞天，飞瀑流石，滴溜挂缀，鬼斧神工，如“郢人斤斫”，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不是残酷的战争发生，这里称得上一处绝妙的旅游景观。有感于电影《林海雪原》的场景，我们戏称此洞为“威虎厅”，就地拉开折叠桌椅，铺展地图很快进入指挥状态。这天后半晌，大胡子营长上山来，身后带着一个小个子兵，他粗声大气地对我们科长说：“老伙计，这个兵先归你差使几天，给老子带好哟！”我朝大胡子营长身后瞄一眼，瞅见那个小个子兵全副武装，一脸稚气地正冲我微笑。“我叫小罗。”小个子兵说着话，掂起旁边一只空压缩饼干桶，蹦蹦跳跳下山打水去了。
　　 从此，我便和这个小罗吃住在一起了。战时由于机关跟进指挥，频繁更换地方，并且机构庞大，每换一处宿营地，都要及时与下属单位和友邻兄弟部队取得联系。为了便于工作，我们通信科预备了信号灯和信号旗。早晨起来，小罗的职责首先就是把司令部洞口的信号灯取下来，插上一只经过伪装的小红旗，傍晚再将小红旗换成粘贴一层透明塑料膜的信号灯。这样，无论白昼黑夜，目标既小，又能让前线下来的官兵及时辨认出首脑机关的位置。每天挂好伪装信号旗，小罗除了帮我干一些杂务活，一有空闲，就蹲在山洞口，神情专注地倾听远方传来轰隆隆的炮声。遇到前线下来的同志，他亲热地问这问那，很快把他们领到要找的地方去。在战争这种紧张而又森严的特殊环境中，他简直就像一只百灵鸟，跑到哪里，哪里立时充满了少有的欢声笑语。
　　 就是这么个讨人喜欢的新兵蛋子，有一天却突然变得沉默了。我逗趣地问他：“怎么？小罗想媳妇啦？”他没有笑，却挺认真地反问我：“哎，你说，当班长要具备哪些条件？”我有些不解，抬眼瞅着他，他的脸一红，就把内心的隐私和盘端了出来。他说，战前父亲写信给他提亲，他不乐意，想等打完这一仗当上班长再考虑。因为在他们那个九沟八石头的老山窝，芝麻粒大的官职都会让姑娘们刮目相看的。自然，定亲的彩礼也就要得少一些。
　　 瞅着眼前这个纯真的小战士，我没有责怪他当兵的动机不纯，相反地，倒对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然而，两天后的一个黄昏，正当我下山去，要把心头萌动的想法告诉大胡子营长时，小罗却带着那个彩色的梦幻默默地走了，年轻的生命永恒定格在17岁。
　　 那天他随我一块走出山洞，取下小红旗，探身往洞外挂伪装信号灯时，脚下一滑，失控的身体顺着陡峭的山坡滚落下去。我呼喊着攀到崖下，找到他时，鼻腔和嘴角血流如注，手中仍紧紧地抓着那盏摔扁了的信号灯。
　　 没有悼词，没有奖章，我们全机关的官兵都出来为他送行。大胡子营长闻讯匆忙赶来，他的脸色阴沉得能拧下水来。大胡子营长轻轻为小罗擦干净额头和嘴角的血迹，临时让通信员拿来一套崭新的确良军装，哭喊着给小罗换上，一直护送他被抬上驶向后方的卡车。
　　 亚热带的雨夜，凌厉的山风夹裹着牛毛细雨扑打在芭蕉叶上，呜呜咽咽，如泣如诉。当我们得知，小罗的父母都是军人，在一次山洪暴发中为抢救受困山民而双双遇难，撇下这棵独苗苗由太行山区老乡抚养，我们都失声痛哭了。军人的哭声，伴随着山风在空旷寂静的峡谷间经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