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抬得比别人高，看得比别人远，肯定有其独到之处。还是以中医为例，他们就发现了很多看上去不相关的事物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文所说的经络就是很典型的。然而经络学说已经产生几千年了，这其间，难道就没人想去仔细找找，这些画在纸上的细线究竟在人身上是什么样的吗？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点：重结论不计过程，讲究两头忽视中间。既然祖祖辈辈的经验都证明了两者之间的确存在因果关系，也传授了如何利用这种关系，那么具体如何引起反应的过程很重要吗？
　　 如果以多米诺骨牌来比喻中国文化，他们可能对两头的几张牌极为重视，然而对中间长长一串，却很有些不屑一顾——知道会依次推倒就行了，干吗要一张张称重丈量、仔细琢磨呢？如果硬要解说过程，他们也有办法，有的是空泛而神秘、用之四海皆准的大公式，如阴阳五行一类，一套下去万事大吉。
　　 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受到了中国文化源头之一的道家学说很大影响。道家有个著名的典故：得鱼忘筌。筌，指的是捕鱼用的渔笼之类的竹器，《庄子·外物》说得很清楚“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你要的是鱼，得到了鱼，干吗还死死攥着鱼笼子不放呢——你就不嫌累赘吗？
　　 这种思维方式的确也有其优势：那就是掌握为经验证实了的知识后，便不再去拘泥其间繁琐的过程，如此可以将宝贵的精力用于进一步发展，这也许就是中国文明在过去几千年间相对有更多新发现的原因。
　　 应该说，起初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学者都忽视过程的，也有人曾做过努力，想从逻辑概念下手，一步步细细推来。那就是先秦时惠施、公孙龙那些人的“名辩之学”。逻辑概念的重要性不用多说，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便是滥觞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三段论、定理、公式……如此发展方才有了当今的西方文明。如果“名辩之学”发展下去，也未必不可能为我国的文明进化提供一种细化的思维方式，可惜的是，这种学说还未成年，便夭折在了襁褓之中。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儒家，最讨厌的就是这种看起来空泛无原则夸夸其谈的所谓诡辩。他们向来对耍嘴皮子的都深恶痛绝，简直恨不能杀之而后快：“恶利口之覆邦家！”悲哀的是，中国逻辑学的诞生不幸正是以利口出名。
　　 从此几千年，中国文明就是在道家得鱼忘筌、儒家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思想笼罩下一步步发展起来。不用在纸上密密麻麻推演计算，也不必埋头实验室满身大汗，最高深的学问，大都是凝神闭目调息匀气，慢慢参悟出来的。
　　 辉煌背后的缺陷，当双方文明各自成长壮大，终于碰撞时，暴露无遗。
　　 被抛弃的鱼筌在历史长河中很快便烟消云散；后人倒也不怎么惋惜，反正他们吃到了鱼。
　　 这种思维方式的代表性学科——中医，尽管能看得比西医全面，走得比西医远，但由于历代的研究都轻视过程，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竟然不知道自己如何能走到这一步、如何能看到这一点——不知道怎么得到的这条鱼。假如有人问，中医以五行概括五脏，那你倒是说说，为什么肝就定要属木，而不是其他水、火，或者土呢？你说肝像树木一般要生长舒展，一个“像”字就能说明一切吗？
　　 积年的中医师要么目瞪口呆，要么白你一眼，懒得再与你说话——反正按五行下药，疗效是有目共睹的。
　　 说不上道理，并不代表就是荒谬的。倒是西方现代医学的发展，一次次证明了中医具有的科学性。比如对盲肠的看法：从前西医经过严密的解剖研究，没发现盲肠有任何作用，便宣布此为退化未尽的无用器官，一有病变便随便割去；而中医既然认为人体是一整体，则每一物在整个系统中都有自己的作用，盲肠也不例外。事实是近年来已有西方学者声明他们发现了盲肠有解类固醇的作用。
　　 还有心的思维功能。这本是西医嗤笑中医荒唐的典型案例——早已证实大脑才是人体思维中枢，心脏不过是运行血液的动力泵罢了。可近年来心脏移植后病人的性格变异，不得不使越来越多的医家重新审视中医关于“心主神志”这句话。
　　 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中医袖着手不屑地看毛头后生们披着白大褂镇日忙活，鼻孔里嗤嗤出气：谁叫你们不信？老祖宗的学问大着呢！
　　 而任何科学若想进一步发展，便得从经验阶段上升到实证阶段，也就是说，中医若想走出一番新天地，必然也得利用先进的技术，通过试验一点点追溯出致病原因和产生疗效的科学解释。
　　 这对中医其实很有必要。中医的看家法宝是中药，但几千年来，所有医人对中药的认识都来自于前辈和自己的经验。从满山遍野的植物中，一一发现其治病的特点功效，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然而你虽然知道了这味药对某病能有效果，可在经验阶段却绝对不可能了解究竟是这株植物中什么成分起的作用。
　　 都说中药起效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知有效成分便无法提纯精炼，只好把一大包草根树皮一锅煎了，黑乎乎捏着鼻子灌下去，让其自行发挥——精华和糟粕一同下肚，安能不慢？如今中医中药在国际上发展不乐观，无法确知有效成分以进行进一步分析正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若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成分起的作用，势必先得了解疾病的致病机理、病毒和药物的化学成分、人体的吸收代谢过程……
　　 这就是中医这串长长的多米诺骨牌上，多年来被忽视的中间那一段；或者说，那只被先人遗弃的鱼筌。
　　 又或者更直接说，那些神奇诡异的脏腑。
　　 充分发挥中药药效，只是重新认识中医，发掘中医神秘宝库的一小部分任务。冰山底下，蕴藏着先人无数宝贵的经验和大胆的设想，等着后人去整理去归纳去证实——去真正掌握、去以一反三、去触类旁通、去更进一步……
　　 如果再只靠有限的经验和苦思冥想，中医的老路，可能已经快走到了尽头。这类建立在参悟基础上的学问，在传承过程中，流失的比例绝对远远大于创新——因为缺乏中间的推演验证，能继承多少上辈人的经验全取决于后人参差不齐的理解能力。更何况很多高人并不具备准确表达自己感悟的能力，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高明的心得就此随着斯人逝去而埋入黄土。
　　 由探索中间这段骨牌开始的路，其实是中西医走向会师的伟大征途。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中西医学宏观与微观相互补充，经验和技术相互提携，形态与功能相互验证，功力的进展将是几何倍数增加，必能激起滔天巨浪，联手荡涤那凶顽狠毒的病魔，开创出一个健康时代；
　　 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终有一日，地球将汇合中西优势，真正浑圆一体，共同迎接着人类下一个崭新的纪元。
　　 王清任一把扯下了隔在中西医学之间幕布的小小一角；厚厚的幕布下面，隐藏着那段联系人体功能和实体的多米诺骨牌。
　　 其实历代想搞清这段骨牌的人也有一些，且不说详细正确的人体结构知识对外科的重要性，毕竟达到一定高度的医家都想往前再走一步，起码也可以满足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所以中医的解剖形态学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进步。
　　 然而进展实在是太缓慢了，几千年几乎看不出有多大的区别。
　　 直到王清任的出现。
　　 作为一个名医，他当然知道自己涉足解剖领域对崇古因循的医界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并不能完全理解自己这一生事业蕴涵的重大意义，也不知道自己在解剖学上的贡献，其实远远小于在探索医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他只是凭着一个医人的责任心，觉得应该对古籍中的错误进行些力所能及的修正；或者，科学上的敏感，使他隐约预感到从今往后，再躺在古人经验上吃老本可能快行不通了——他可能开始发觉，脏腑间存在着很多古书上的简单记载远不能揭示的重要秘密：
　　 “前人创建医书，脏腑错误，后世业医受祸，相沿又不知几百年……”
　　 于是在千年的权威、历代的圣贤重压下，他努力挺起胸，按着自己亲眼所见，一笔笔细细绘来；面对着预料中的责难，他坦然一笑：
　　 “余刻此图，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之短长，唯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不致南辕北辙、出言含混——
　　 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
　　 让我们记住这个日子：
　　 公元1830年，清道光十年，王清任《医林改错》的刊行，标志着人类在中西医会师的漫长征途中踩下了重重的一步。
　　 这部书耗尽了老人所有的精力，刊行后仅仅过了几个月，王清任病危。
　　 病榻上，王清任枯瘦的手摩娑着依然散发着墨香的《医林改错》，心中感慨万千。几十年来无数次流连秽场的经历一时间都涌上了心头，他的鼻端隐隐闻到了那令人窒息的血腥腐臭之气，顿时他憔悴的脸痛苦地抽搐起来。
　　 他连忙挣扎着微微摆头，目光移到手中的书上。
　　 良久良久，他的脸色平和下来，眉宇间隐约还有一丝微笑——他似乎听到了病室中奏起庄严的梵乐，满天香花簌簌而下，一朵朵光明云在身边围绕。
　　 一种从未有过的欣慰和宁静包围了他，使他再也感受不到浊世的痛苦与疲劳。
　　 道光十一年二月十六日，一代名医王清任殁于北京，享年六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