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看妹妹的任务就落在我这个做姐姐的身上。妹妹小时胖乎乎的，我抱着她格外费劲。我大她五岁整，常背着她到父母做事的工地去让母亲给她喂奶，背着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县城新砌了电影院，就在我家巷子背后几百米远，一天听邻居说要试演，免费，大人、小伙伴都争先恐后地跑着去看新鲜。妹妹绑在我的背上，用靛蓝家织布带一圈一圈缠绕在身上，像捆粽子一样。我因跑得太急了，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像一个被翻了个的乌龟，半天挣扎不起来，委屈得哭了起来，妹妹也在背上哇哇大哭着。过路的人，把我们两个泪人扶了起来。我的手肘和膝盖上，至今留下几个那时的疤痕，算是永久的纪念。一直记着那回狂奔着去看免费电影的场景，而那天到底看到电影没有或者看的是什么片子和内容，我却一点都没记忆。
　　 母亲后来从乡下外婆家把外公的妹妹接来了，五十几岁的模样。母亲给我们作了交代，是她的“娘娘”，因为终身未嫁，是老女，吃斋的，我们只能叫她“姑姑”，不能叫她“姑姥姥”。“姑姑”经常是黑青着一块脸，说话总是又硬又冲，气量小。她做的饭菜格外难吃，有时一锅米饭都是夹生的，如果我们大一点的孩子说了一句不满，她就会脸一跌，发性子到床上躺下，任凭我们怎么赔不是、请她吃饭，她也不应一句声。但是，只有对妹妹，她格外地上心，在那食品匮乏的年代，家中七个人吃饭，父亲的固定工作丢了，只靠父母两个在建筑工地做零工来养家，很艰辛。他们偶尔买些花生、甘蔗之类的零食回家，“姑姑”一边剥好、喂到妹妹嘴里，一边紧紧地看护住妹妹的那一份，防备只大妹妹两岁的顽皮的三弟“巧取豪夺”。等大家的都吃完了，她再把她自己的那一份拿出来，单独给妹妹吃，就像老母鸡护仔一样。
　　 小学毕业那年，刚好县一中恢复了考试，我考上了这所重点中学，就到学校寄宿去了，那时妹妹上小学二年级，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就很少了。“姑姑”一直把妹妹带到十来岁。这是妹妹最无忧无虑的日子，父母忙于生计，根本无法顾及我们四兄妹的学习，那时，升学压力也没现在这么大。妹妹的的学习在四兄妹中最差。我一周只有周六晚上才回家，下工的母亲，安排我们做作业，妹妹会在课桌上磨蹭半天，然后就爬在桌子上打瞌睡。“姑姑”很心疼，连忙就让她上床睡觉。妹妹也摸准了最疼她的“姑姑”的心思，就常常故伎重演，总是累试不爽。
　　 而“姑姑”的惯使，父母的无暇顾及，使得妹妹小学勉强毕业，没能考上县城中学。后来，家里托人替她在县城近郊找了一所乡办中学。因为离家有十几里地，那时也没公共汽车，就让她寄宿。从来没离开家的她，在“姑姑”的羽翼袒护下无忧无虑惯了，乡中学简陋的住宿条件，寡淡的饭菜，不知道她在那里的一个学期是怎么熬过来的。记得，我到她的学校去过一次，是骑了半个小时的自行车去的，给她送一碗煮好的腊鱼腊肉之类的。当我在女生宿舍找到她时，妹妹脸上泛起了幸福的红晕。因为她事先不知道我会去给她送菜，很惊喜。她不停地把我介绍给她宿舍里的同学，并很得意地说：这就是我姐姐，她在一中读高三了！后来妹妹给我说，她好羡慕我，在一中读书，学习条件好，家里人都看得起，总是把好吃的菜送给我；我也比她长得漂亮、高一些；当她向她新结识的同学夸耀她的姐姐如何时，她们还不相信，那天她们都相信了，也羡慕她有个好姐姐……当时我有些难过，也许我当时各方面都比较出色，给了她一些压力，使得看上去简单、开朗的妹妹，有些自卑。我心里正是记得她好几次跟着“姑姑”到一中我的教室里给我送菜，我的同学和老师一脸的羡慕，所以，那天正好学校放假，我就特意也去给她送菜去的。
　　 一学期后，父母托人把妹妹转到县二中，离家里较近，她又走读了。但是，她的学习很吃力。在她读完初三时，恰逢县里的纺织厂要招一批女工，父母见妹妹实在读书不进，就托人把妹妹招工到纺织厂。妹妹自己也不想读书了，还差几个月才16岁，但她很乐意地当了一名纺织女工。那时，哥哥从技校毕业参加工作，弟弟也不肯上高中，已经学会开车，当了职业司机。我是家中的老二，但成了最后一个工作的，精神上我是家中的支柱，但在生活中，我成了他们关照的“老满”。
　　
　　 【五】
　　 此后，我一直在外地读书、工作，偶尔回家探亲，只去过她的工厂一两次，对她的工作状态了解不多。大概是一九九二年，纺织厂不景气，她们三四千女工要轮流上岗。那是个三班倒的行业，她很想要我找人给她换个工种或者单位。而对于我这样无权无势的年轻人来说，也根本帮不了她什么。我到过她的厂里，找到两个在那工作的同学，他们也是人微言轻，关照不了什么。我就要她到长沙来，帮她找了一个电脑打字的培训学校，替她交了几百培训费，希望她能有一技之长，换个轻松一点的工作。我第一天带着她去了蔡锷路旁一个曲里拐弯的地方上课，第二天让她自己去。她找不到地方，急得满头是汗、一脸通红，好不容易返回我的住所，我再送她去。那两个月，是我们姐妹俩成年后在一起朝夕相处最久的日子，我们谈些小时候的事情，我带她去逛街去公园玩。尽管，她天生就不太喜欢书本，打字基本还是学会了，但是回老家后，那时电脑很少，她又开始了三班倒的周而复始，再没机会上机练习，终于还是丢生了。
　　 妹妹有过唯一一次南下广东打工的经历。一九九五年，她又轮流待岗了，她和几个姐妹相邀去了广东。但只去了几个月，因为有人在在宿舍里洗衣服弄湿了地板，摔了一跤，左手骨折了。她打电话回家，母亲出路费请也在广东打工的表妹的男朋友去接她回来。可是，表妹的男朋友去了后，只把妹妹送上长途客车，却让她一个人回来了，他留在了那里打工。可以想见妹妹是多么艰难地忍受了十几个小时的颠簸，一个手打着石膏，绷带吊在脖子上，一个手还要照顾身上行李。她是哭着进了家门，此后，骨折了的手，几个月都没愈合。妹妹还是回到了工厂，一直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一直到那个噩耗袭来的子夜，在这个世上生活了二十五载的她，就有近十年的工龄。
　　 尽管工作很辛苦，但是一张娃娃脸的妹妹总是笑嘻嘻的，一下班，在巷口就响起她在车间里养成的毫无顾忌的大声和街坊打招呼的声音，撂下一巷子的笑语。本就粗枝大叶惯了，加之太辛苦，一倒在床上就能睡着，她的生活没什么规律，也不太收拾自己的闺房，常常让妈妈操心，少不了责备：这么大的女了，以后嫁到别人家怎么办呢！但是她也是很容易满足的人，让我很羡慕。比如，这个月多挣了十几块奖金，她会很开心地唱起歌来；比如，下个月，多发了几双白纱手套或口罩，她会得意地交给母亲，积攒起来给三个侄子、外甥织贴身衣裤。
　　 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进她工作了近十年的纺织车间，是代表家属替她清理她的衣物。她的宿舍里简单的铺盖、箱子，同事早已送回了家。我直接被带进了车间。那个有几十个女工工作的大车间，上百台的机子在运转，到处是白色的一筒筒的纱线。我隐约地记起妹妹曾经介绍过的，她是专门“打筒子”的，是不是就是把纺织好的细纱在机子用卷筒卷好？我已经无法去问我的妹妹了。车间里只有震耳的机器轰鸣声。车间的人带我到一角的一个工具箱边，用手一指，她口里说的话我根本听不清。另一拿着锤子起子的工人，就把锁撬开了，要我清点一下，里面都是一些专业工具，我说不上名字，没有什么私人物品。我在那里一刻也不想停留。我的妹妹已经与这些机器、这个工厂毫无瓜葛了。她的名字将从车间的计件表、工厂的工资表里消失。她的嗓门和笑声平常在家里听起来是那么地突兀、刺耳，是近十年来，在这样成天的机器轰鸣中锻炼出来的。而她的声音，在这巨大的不知道超过几百分贝的噪音空间里，平常也是被淹没的。妹妹的声音，应该还融合在这个巨大的噪音音箱里，只是无法分辨和捕捉。
　　 我离开工厂很久，耳朵还在轰鸣不已。在妹妹下了零点班坐上车，直到被汽车的挡风玻璃刺进眼睛、全身受到猛烈的撞击的那一刻，她的耳朵里习惯了的轰鸣依然在回响，她用在噪音中千锤百炼的嗓门最终一声的叫喊，是她生命的绝响。从此，她再也不会受到那震耳欲聋的声音的折磨；她不用再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为与工友争抢一筒细纱，怕完成不了工作量；她不再用过黑白颠倒的日子，她的世界，永远宁静，永远是黑夜，她想睡多久的懒觉就睡多久……
　　 母亲一下衰老了十岁。每到黄昏，她依门而立。见街坊的女儿们下班了，她泪水涟涟，神思恍惚。甚至，夜半无眠时，一个人，竟然步行十数里，到妹妹坟头哭泣……我知道这样下去，母亲的身体和精神会彻底垮了。我便以我的产假休息完、要上班为由，坚决地把接二老接到长沙给我照看儿子，让他们换个环境，暂时离开使他们伤痛的环境。我便时常宿命地劝慰妈妈，同样也是在解脱自己——也许这对妹妹是种提前的解脱，越来越残酷的市场竞争，像她这样要文化没文化，要技术没技术的人，将来不知道还要遭受多大的罪啊！她是天赐的，老天可怜她，让她长痛不如短痛，让活着的亲人永远的心痛和一辈子的想念……
　　 目睹了伤痛的丈夫劝慰我说，人能够成为一家都么的不容易，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说没有就没有了，兄弟姐妹之间平常的鸡毛蒜皮矛盾，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以后的生活，当我见到手足之间因为一点小钱小米的瓜葛、因为一言不和，就脸红脖子粗、挥拳相向，甚至是老死不相往来，真是觉得不可思议。也许人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的，这些兄弟反目父子成仇的，他们中间也是有经历过丧失手足之痛的人，也许只有等到他们终老时或者遇到天灾人祸生死离别时，才会再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心痛？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无论对夫妻还是兄弟姐妹来说，能够在同一时代，在同一地域，先后投胎于一个母腹；能够在亿万众生中，排列组合，天成佳偶，都是一种缘分的设定。而立之年，生离死别，大喜大悲之后，我明白了，缘分既然上天早已经预定，何不在有限的缘分中，坦然地面对，不要让亲情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