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张爱玲所说的那样，“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就得不到同性的尊重。”在男性社会占主导的时代，王佳芝希望能够得到真正的爱，但是到头来她却只是屈从于男性的奴隶。她暗恋邝裕民，所以邝裕民希望她去刺杀易先生，她便去刺杀易先生；后来她移情于易先生，于是就尽力迎合易先生的爱好，穿高跟鞋，“软洋洋地凹着腰”，她和其他旧女性一样，也有着“失宠”的担忧恐惧。由此可见，在男权社会之中，虽然王佳芝处处想要逃离，但是男权意识还是会凌驾于自己的女性意识之上，她依然只是被俘虏的对象，而她所追求的个人情感也自然成为了泡影。我们可以看出，王佳芝虽然努力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由于她处在男性社会占主导的世界中，再加上她性格，所以造成了她最后背叛的必然性。
　　 由此可见，王佳芝并非自己愿意堕落，而实在是因为想要反抗男性社会，但是却无能为力，所以才导致了她最终的悲剧。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被王佳芝看成是正义之举的刺杀行动，其真正的本质究竟是怎样的。为了杀汉奸，几个学生组成了暗杀小组，王佳芝成为了主角，这本来是一次爱国之举，但是却最终成为了人性丑恶的展示。王佳芝渴望得到暗恋的邝裕民的关注，但是邝裕民的心中却只有抗日的宏大话题，王佳芝在失落之间被迫走上了他人为她指定的道路。
　　 由此可见，王佳芝的抗日并非是自愿之举，而是落寞之后的无奈之举，而她本人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了抗战牺牲品。仔细想想，这样的抗日行为当真是义举吗，几个大男人躲在幕后而将一个原本纯洁的女学生推出来色诱汉奸，这一点本身就和革命的正义性是相违背的，它体现了人性的复杂面。王佳芝很快就发现，她的同伴们在利用了她之后竟然又表现出了对她的鄙视和疏离，不仅是梁闰生，其他的人也都和她疏远了，而且他们都用一种异样而又好奇的眼光来看她。在王佳芝看来，自己失去贞操原本的出发点是建立在民族大义的基础上的，但是现在计划落空了之后，她却得不到别人的关怀，反而被人当成了怪物。这让王佳芝觉得自己很傻。
　　 在王佳芝的心中，所谓的民族大义已经成了束缚她手脚的不自由因素，因此她背叛了朋友，放弃了暗杀，想要用爱情来拯救自己。然而，她最终却还是成为了幼稚革命团体的祭品。王佳芝所在那个革命团体，虽然从表面上看也怀着民族大义，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们甚至并不清楚真正的革命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经济来源是一个较富裕的同学，然而就是这个同学竟然因为包养女人而被家里断了财路，而该组织的纪律也相当混乱，他们甚至经常都联络不到地下工作者老吴。由此可见，王佳芝所在的这个革命团体，只是一个幼稚的、空谈革命大义的团体，他们徒有爱国热情，但是在实际行动上则显得乏力无能，经不起残酷现实的考验，而王佳芝也只是他们的一个牺牲品而已。
　　 在刺杀易先生的过程中，王佳芝爱上了易先生，但是在民族大义的驱使下，她还是努力地想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希望能够刺杀成功，她甚至曾经幻想过当自己色诱易先生的时候，她的同伴们会突然冲进来，对着易先生开枪。但是只可惜，那个所谓的革命团体相当幼稚，他们没有很好的计划和安排，所以一再错过了刺杀易先生的好机会。而王佳芝在这个时候内心也一再动摇和挣扎，她从来没有得到过家庭的爱，而且也没有得到过异性的爱，因此当易先生对她百般疼爱的时候，她便开始和自己的意识抗争，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服从革命意志还是屈从于自己内心的选择。放弃刺杀易先生，就意味着牺牲自己，就在这两种想法不断斗智的时候，易先生为王佳芝戴上了粉红色钻戒，就在这一刻，王佳芝完全屈从于自己内心的欲望了，她决定先放过易先生，成全自己的内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王佳芝女性意识的加强是在和易先生的交往中不断增加的，为了易先生她放弃了自己本就不太坚定的民族大义。
　　 我们结合一下《色戒》故事的原型和及其所显示出来的荒谬性，可以总结归纳张爱玲的政治立场和性看法，张爱玲笔下描写的革命具有一定的荒谬性，而她之所以这么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个人的政治意识。张爱玲小说和革命罗曼蒂克小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革命小说以国家、民族、阶级话语压抑和取缔个人情感和欲望，成为革命禁欲主义，这实际上也是受到了在中国长期积淀的父权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张爱玲就是要抛开革命的枷锁，将人性完全释放出来，张爱玲并不强调小说的革命意识，而是注重体现小说中女性命运，对女性生存环境和境遇进行反思。
　　
　　 三、从田小娥、王佳芝说开去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田小娥、王佳芝这样的女性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源于作者对人性的深入刻画，作者将她们从无数女性形象中剥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特的艺术形象。
　　 王佳芝、田小娥之间有着一些共性，而这些共性也正是她们区别于普通女性形象的特殊之处。她们都在女性意识方面有一定程度的觉醒，而她们的人生悲剧除了个人的原因之外，也和民族、国家的大环境分不开。
　　 为了更好地分析，先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女性意识。所谓女性意识指的是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作为女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在男权社会中具体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对男性权力表示质疑，并试图颠覆男性权力。同时，还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体验。
　　 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应该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立自身本质、生命意识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以女性的角度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女性意识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就表现为女性文学，中国的女性文学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它的诞生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它以女性的解放为内核，以争取女性独立地位为标志，并在创作上表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和写作姿态，它是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言说主题的文学。
　　 田小娥、王佳芝等女性形象体现了情与欲，人性和理性，个人和时代之间的对抗，在她们所生活的时代中，女性的人性解放并不彻底，所以她们很难追寻到真正的爱情、婚姻，也很难寻觅真正的自由，这些人物形象体现了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这样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有其特殊的意义，体现了一定的文化价值。
　　 我们可以看到，田小娥、王佳芝等人物形象体现了文学中的女性主义意识，女性主义指在对抗、解构乃至颠覆男权霸权文化之话语和叙事过程中，一种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女性立场，虽然带有一定社会政治色彩，但是主要还是文化的、文学的，它体现在文学中主要反映为女性意识的鲜明，女性视角的突出，是女性写作的典型文本形象。很多女性主义理论都将女性的受压迫受歧视地位看成是基本设定，例如《白鹿原》中，田小娥表现了女性在世俗道德观念的压迫和男权社会的欺压下无力的反抗，揭示了在那个时代中女性的沉沦和悲凉的生存状态。而在《色戒》中，王佳芝扮演的是男权社会中被男性泄欲的工具，同时也是在民族大义视角下，她的同伴们爱国效忠的工具，她的出现也表现出了女性的脆弱和女性的悲哀。
　　 田小娥和王佳芝体现了男性社会中独特的叛逆者形象，她们都是另类的特殊女性形象，除了田小娥和王佳芝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女性形象也较为鲜明。
　　 对比一下田小娥，在《白鹿原》里，有一个闪耀着母性光辉的圣女形象，那就是吴仙草，从吴仙草的人物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和田小娥截然不同的处世态度。白嘉轩发现了“吉祥草”之后，娶到了自己的第七房太太吴仙草，而她的名字也正好是“仙草”，这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是作者的精心安排。吴仙草因此而成了小说中完美母性形象的代表，她不像王佳芝一样追求个人的利益，她的从夫思想让她在新婚之夜就牺牲自己，成就丈夫，解决了丈夫身上的“霉运”。
　　 然而，其实她也并不比田小娥幸运，她同样也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她以母性般的灵性护佑白家，待人接物无不中规中矩，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中，丧失了自我的追求，她只是男权文化根据需要制造出来的牺牲品而已。虽然说，她不像田小娥那样死得惨烈，甚至反而死得超乎寻常地平静，就连白嘉轩和鹿三都震惊，然而，她的生命，她的活力却实实在在是被男权社会压榨光的，除了全心奉献以外，她已经丧失了自己。陈忠实通过吴仙草这个形象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男权社会下女性意识被压抑，被残酷镇压的事实，虽然她的行为和田小娥有所不同，但是她们同样都是受到男权迫害的人物。
　　 同样男权社会的叛逆者，例如革命的新女性白灵的形象就和田小娥、王佳芝又有不同，可以看到，白灵的身上体现了浓厚的女性主义，白灵和其祖母白赵氏等人物完全不同，她并不是那种已经认同了男权社会，并成为男权社会奴隶的女性，她的身上充满了对于家族宗法的叛逆。她虽然生长在宗法之家，但是却从点点滴滴做起，解开了宗法的束缚，她首先免去了缠足之苦，而后又成为了一个进私塾读书的女孩子。可以看到，白灵是一个具有个性的女子，从这点上看，和王佳芝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说，她在军阀混战时期，竟然敢于去抬死人，埋死人。但是和王佳芝相比，她并不屈从于个人的欲念，而是从骨子里有一种抗争精神，体现了女性的主体性。她和家庭决裂的目的和王佳芝投身革命的目的并不一样，她不是为了满足个人虚荣，而是不想让封建家长左右自己，因此她才敢于在墙上留下一行字“谁敢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踏倒！”为了理想，白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在革命中果断地放弃了和自己政见不同的鹿兆海，选择了和自己有共同理想的鹿兆鹏，这些都反映了她对于封建宗法的反叛。白灵的心中有着渐渐觉醒的现代新女性的婚恋观，她不顾父亲的阻拦，退掉了自己的娃娃亲，这表示她绝不妥协封建势力，绝不接受强加于她的婚姻。可以说，这个反叛的新女性比起《白鹿原》中的田小娥更具有抗争精神，她敢于追求自身幸福，她因此而大胆和鹿兆海相爱，而且她的爱并不像王佳芝那样冲动、盲目，她是在理性的自觉支配下，实现了灵与肉的结合，这体现了她对于现代性爱的追求。
　　 然而她的命运却并不比王佳芝、田小娥好，她最终是因为内部斗争而成为牺牲品。白灵从国民党转为了共产党，作为一个无所畏惧的女性，她冷静而理智地选择了自己的信仰，她的心中怀着一颗对革命无比崇敬之心，然而，她最终却被犯了错误路线的毕政委以清除“叛徒”的名义活埋了。我们看到，白灵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新女性，但是她最后的结局却同样悲惨，这其实表达了作者对于革命理想、时代正义等问题的怀疑，对比一下张爱玲笔下的王佳芝我们可以看到，她们走的道路殊途同归，王佳芝最终让自己的个人欲念战胜了民族大义，而白灵则是选择了革命这样的时代主旋律，但是她们的最终结局却是一样的，都以覆灭而告终。白灵的死是由政治而引发的悲剧，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存在着一部分和毕政委一样的人，他们虽然也投身革命，但是可以看得出，他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影响，又或者存在着革命斗争时期的极左思想，正是由于这些思想的存在，所以最终才造成了白灵的悲剧。如果将视野放得更加宽广一些，我们可以看到，像白灵这样一个追求女性意识解放的人物，是不能够被强大的社会权势所容纳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作者陈忠实对于极左政治的一种反思，白灵的悲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众多知识分子的悲剧。“女性在封建宗法制度面前没有任何价值，爱情、事业、人生的追求都如同一张白纸。”然而，白灵的一生却并不像白纸，她用自己的追求和抗争震撼了世人。白灵的人生和田小娥一样，能够引起人们对女性命运进行更深层次的思索。
　　 除了以上这些女性形象以外，我们在《创业史》中可以看见一个完全不同的女性形象，那就是革命意志战胜了情感的徐改霞。徐改霞是作者浓墨重彩创作的一个新女性形象，她努力摆脱了传统女性的懦弱，不屈服传统道德，而是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勇敢解除包办婚姻，这是徐改霞女性意识突显的第一步，和田小娥的柔弱不同，她始终不肯迁就，哪怕在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当时，遭受世俗的偏见，她也在所不惜。作者通过这一点反映了徐改霞的敢做敢为，她已经突破了传统观念对自己的束缚。
　　 大胆追求理想的对象，在终身大事上自己做主，这是徐改霞女性意识觉醒后做的另一件事情，她大胆地选择了梁生宝，开会的时候，主动坐在他的身边，走路的时候也故意走在他的旁边，通过眉眼来传达自己的情感，她不怕被人笑话，甚至还大胆地主动约会梁生宝。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徐改霞这个人物形象虽然充满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但是其实她也不自觉地成为了被政治所异化的人物。徐改霞和生宝的爱情纠葛贯穿于《创业史》第一部的始终，但她并非因为爱而去爱，在她的爱情中还夹杂着另外的一种意志，那就是政治思想。当她面对进工厂还是留在农村这个选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她和生宝之间的爱情，而是要“奔城里的社会主义”，所以她觉得离开生宝去工厂是一个爱国而积极的抉择。
　　 由此可见，徐改霞其实将女性意识屈从于政治，被政治所异化，然而，值得深思的是，这个人物形象却得到了作者和读者的高度肯定，作者将徐改霞这个人物形象塑造成了社会主义新人，让她担负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徐改霞和梁生宝最后的分手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这说明了工业优先政策对于农村建设的挤压。作者处处流露出了对徐改霞的欣赏之情，夸赞她在恋爱中能够冷静下来，并看得很远，分析起来比世界上大学问家都要细致深刻。但是如果从女性意识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我们却可以看出，当女性个人的命运和政治力量或者是社会变革力量结合在一起后，这个女性便和这种力量融合在了一起，失去了自我。作家柳青在创作《创业史》的时候，并没有完全从女性意识的角度来刻画人物，他所刻画的生活，是政治化的生活，所以他所刻画的女性人物形象如徐改霞等，在她们身上也更多体现了政治性，而没有从她们最根本的人性出发塑造人物形象。
　　 徐改霞这样的人物形象受到作者和读者的认可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人们更多重视的是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建设，但是却忽略了对于人本身的解放，尤其是对于女性自身的解放。当政治意图、历史使命等成为主旋律的时候，便会呈现出压倒性的状态，对女性意识尤其是女性情感方面产生极大的冲击力。读者的认可正好反映了其实在绝大多数读者的思想中，也是暗合这种意识的，人们自身的个性解放往往屈从于社会政权，所以他们才会对类似的人物形象持有赞同的看法。
　　 通过对以上这些女性人物形象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或者男性统治女性，或者理智统治情感，或者民族大义凌驾于个人追求之上，人是不自由的，而女性意识处于萌芽阶段的女性就更加不自由了。但是，虽然每每以失败告终，她们却仍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追求个性的解放，有的是有意识地去打破窠臼，而有的则是无意识地追求自我解放。不管她们的做法如何，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她们不再被动地接受男人或是这个社会想要赋予她们的，她们已经开始主动去追寻了。这些女性形象推翻了传统经典文学作品中推崇的男性价值观和利益，披露了父权意识下的性别偏见和暴力，竖立了追求自由的女性人物形象，是对女性价值的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