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弯弯曲曲的鹅卵石老街，像一条弯曲的长龙，长长地延伸着；一间间青砌成的客家老房子，散落在老街的两旁。这就是我们的老村庄——江口街。
　　 岭南水乡，湖泊河流随处可见。我们临河而居，村前，一条哗啦啦的河流，日夜不停地欢呼着，流淌着。河滩上，一层河卵石一望无际；河坝上，一堆堆沙滩，渺渺茫茫。我们村的房前屋后，绿树环绕，修竹林立。菜园边，一簇簇生意盎然的绿色芭蕉伸展宽大的叶子，迎风招展……
　　 我们村属百家姓，李、王、刘、邓、侯、卢、饶姓至多。据我推算，大约在清朝末年或民国时期，许多外乡人流经江口，见江口街位置优越，便在这儿安家落户。
　　 流经村前的河流叫浈江。烈日当空，阳光普照，河面波光粼粼。那闪闪发光的波光，就像上天撒下的千万金银，铺满河中，夺人眼目。
　　 一九七六年，一场特大无比的洪灾暴发，汹涌的洪流如千军万马顷刻杀到，让村民们措手不及。慌乱之中，村民们跌跌撞撞爬上楼顶，狼狈地被困在洪峰之中，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情景，当真叫人心惊肉跳，肝胆俱裂。放眼四顾，黄浪滔天，声威吓人。一间间闲屋被洪水浸泡，轰然倒塌；一只只猪狗牛猫被急流恶浪冲走，口中发出凄厉绝望的哀鸣……
　　 亲历过洪峰的村民心有余悸。一九七七年，在公社领导的帮助下，我们整个村搬迁到了一座名叫猪公岭的山脚下，距离河边的老村庄约有一公半里。
　　 当时，猪公岭是一座乱葬岗。远远看去，高高的坟头一个紧挨一个，竟望不到尽头。动工兴建新村时，一辆辆发怒的堆土机在猪公岭上日夜轰鸣着，嚎叫着。堆土机开足马力，奋力堆开了一层层黄土，推出了一片开阔的工地。
　　 那一年，我还在读小学。那时，父母哥姐在工地上干活。我听从父母的嘱咐，带着妹妹在老房子煮饭。我把煮好的饭菜收拾好，装入箩筐之中，随手挑了一根竹扁担，把箩筐挑在肩膀上，去给父母哥姐送饭。我挑着担儿，行走在杂草丛生的乡间小道，正午的阳光异常猛烈，我不时用衣袖挥去了满头大汗，催促身后的妹妹加快脚步。妹妹年小，迈不开大步，远远地落在我的身后。妹妹手里捏着一根狗尾草，细声嫩气的喊道：“哥哥，等等我——”
　　 仅花费一年工夫，一条长数百米、宽三米的笔直街道建成了；街道两旁，两排整整齐齐的客家泥砖瓦屋拔地而起，立在猪公岭山脚下！
　　 我们村是全县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新农村！多年以后，仍有大批领导前来参观我们村的村容村貌。领导们对我们整齐的村庄赞不绝口。
　　 新建的村庄远离了河流，村民们再也不用担心那令人色变的水患了。但也有老人说，我们村是在乱坟岗建立起来的，阴气较重，鬼怪较多，万一鬼神怪罪下来，那如何是好？村中有得高望重者用手杖敲打着地面说：胡说！向来，都是阳气压着阴气的，哪有阴气压着阳气的！我们这儿人口众多，阳气重，不用怕，鬼怪们自会退避三舍！
　　 我听村中的老人说，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村是个好地方。南面，是连绵起伏的猪公岭，是一道天然屏障，拱卫着村庄；北面，是一大片一平如镜的稻田，视野开阔。也有人形容说，我们村的位置倒像一把太师椅，背有靠山，可支持长久。更妙的是，村口处，有一条小溪流绕过村庄，带来了无尽的财气。
　　 我是个无神论者，我坚信，之所以说我们村的位置好，一是因为它的处于高阳地带，不怕洪灾侵袭，二是因为它经过几十年的经营，猪公岭上大片的樟树林已经长得枝繁叶茂，岭上的一株株樟树比水桶还要粗大。樟树林里，那是鸟儿真正的天堂。从天刚亮到日暮时分，成群结队的鸟儿在樟树林呼朋引伴，相互鸣叫。远远近近，鸟声一片，极为热闹。
　　 我们村总共有四五十户人家。我们村在历史上并没有出过出类拔萃的大人物，没有什么值得引以为豪的地方，但在小小的县城里，倒是出了几位有头有脸的小人物，在村里成为村民们茶前饭后的话题。
　　 我家右邻住着一个刘老头。刘老头在解放前从事革命工作，是一位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前期，他当过县里的革委会主任。文革后期，他受到冲击，被红卫兵批斗过。文革结束后，刘老头出任过县重点中学的校长，也当过县委党校的校长。刘老头共养了五个女儿，个个漂亮，村人称之为“五朵金花”。刘老头爱美，有艺术欣赏能力。我小的时候，见他请了美术老师在他家里的衣柜上和墙壁上作画。我在他家的窗前踮起脚跟，睁大眼睛，瞧见美术老师画了一个个漂亮的仙女，穿着薄薄的衣衫，驾着一朵朵祥云，飞向天庭的美景。那一次，我看得呆了。我甚至动了念头，等我长大后，也要成为一名出色的画家，把天下最美的景色一一收在我的灵动的画笔之下……
　　 刘老头身上具备了老革命家的气质，虽然手中有权，但他两袖清风，刚正不阿，令人刮目相看。改革开放后，刘老头任党校的校长，按他的资历和关系，他完全有能力安排好小儿、小女的工作。可他没有私心杂念，把女儿和小儿全放到家中，做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多年后，县里招聘民办老师，刘老头的小儿参加了考试，好不容易才成为一名教书匠。
　　 我跟刘老头的大儿子聊天，发现他有点愤世嫉俗。提起五六十时代，他总是说那个时代好，那个时代社会公平，没有贪官。提起今天，他的头摇得像拔郎鼓似的，愤愤不平的说：“现在的社会，贪官太多，你看看，每天都有贪官被揪出来。”我跟他争辩说，抓了贪官好啊，说明我们党从严治党。再说，我们今天生活幸福富足，那个时代又怎能相提并论呢？
　　 我家的左邻姓李，主人家俗名叫四狗，我则叫他阿公。听村中老一辈人说，阿公年轻的时候，风流成性，居然娶了一个戏子做老婆。阿公的老婆，我叫阿婆。阿婆年轻时浪迹江湖，擅长唱戏，人又长得美。不过，我十几岁时，阿婆已经六十多岁了，她老态龙钟，耳朵又聋，跟她说话时，要扯开嗓音大喊大叫，不知道她聋的人呢，还以为在跟她吵架呢！瞧阿婆的那副老态，完全想像不出她年轻时美貌的样子。
　　 我很小的时候，知道阿公成天在岭上放牛。不管天晴下雨，阿公腰间都挂一顶老旧的斗笠，他在山上一边在放牛，一边观察鸟儿出没的地方，然后在那儿放下套子。每天，放牛回家时，阿公都有斩获，他总是把扑腾扑腾的雉鸡、锦鸡、鹧鸪等野鸟带回家。
　　 阿公阿婆养了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三在家务农。最有出息的是老二。老二原是公社的干部，先后做过民兵营长，副镇长、镇长、镇党委书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老二被当选为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后来又任政协副主席。现在，老二已经光荣退休了。老三没有上过学，脾气粗暴，为人骄横，有一身的蛮力。年轻时，老三在村里经常偷看人家闺女洗澡。有一次，听说强奸了幼女，被公社的民兵捉住了，把老三五花大绑地押走了。公社为此召开了专门的批斗会。老三被戴了高帽子，跪在主席台下，被群情激愤的群众一齐声讨。分田到户后，阿公家分了家，老三娶了一个嘴长的村妇为妻，夫妻俩除务农外，在自家的院子里开了个豆腐坊。每天，老三的老婆把熬好的豆腐在附近的几个村庄叫卖，赚取生活费。不过，老三不争气，他喜欢动辄跟人斗殴。他手里有钱了，即跟人赌博，往往是十赌九输，输得一塌糊涂。
　　 我家对门邻居姓卢，主人家叫安安，他原在县水产局从事鱼业工作，为人极其老实，平时一般不开口说话。他膝下养有二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卢家的两个儿子年龄跟我差不多，他们不是读书的料，勉强读完了小学，便死活不肯读初中。卢家兄弟极善游水，在河水中来去自由，如履平地。兄弟俩筹钱买了鱼船、鱼网和电鱼机，在浈江河捕鱼为生。每天，天刚刚蒙蒙亮，兄弟俩便摇着船在河里捕鱼，兄弟俩熟知那段河道的鱼儿最肥最多。他们每天能捕获许多活蹦活跳的新鲜鱼儿，然后用胶桶装着鱼儿到镇上去卖。若鱼儿大多，在镇里卖不完，他们便驾着摩托车赶往县城，送到酒家去。县城的饭店酒家很喜欢他们捕的鱼儿，称赞他们的河鱼肉质细腻而鲜美。数年之后，兄弟俩便积攒了不少钱，买了小车，建了新房，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天有不测风云。某一天，兄弟俩照常在河中用发电机电鱼，不知啥缘故，老二站在船头上一不留神，一头坠入河中。老大回过神来，赶紧关掉电源，施救小弟。老大跳入河中，潜入河底搜寻了好几个小时，仍一无所获。
　　 直到第二天，有人在河流下游发现了老二的尸体。那一年，老二刚满三十，养有一女，年方四岁。可怜卢家本来过上了好日子，却不料一场飞来的横祸，硬生生夺去了老二的生命。卢家上下哭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
　　 从此，卢家笼罩在一片阴云密布之中。那段时间，三更半夜，经常听到卢家的哀哭声。哭得最伤心的是老二的媳妇，她方才二十八岁，还挺着一个大肚子。过了数月，老二的媳妇生下了遗腹女。老二的媳妇擦干了眼泪，发誓不嫁男人，一生一世守在卢家，无论如何要把两个女儿抚养成人。
　　 关于卢家老二的死，村里传着这样怪异的说法。有人说，那是老二遇上了怨死鬼，怨死鬼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替身，终于可以投胎去了。要不，以老二出色的游泳技术，他就是跳进长江黄河，也会相安无事的，他怎么会平白无故地被河水淹死呢？
　　 我听了这种传闻，断然否定说，那是迷信的说法，不足为信。我猜测，老二之死，很可能是被电晕的，然后再被淹死了。只是，我不敢随便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老二出事后，卢家向镇里的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的人也前来卢家了解具体情况。最后，派出所所长下了结论：“你家两兄弟一直合作捕鱼，并不存在谋财害命的动机。这件事也不用处理了。这是你们的家事，你们看着办吧！”
　　 安安也有三个兄弟，安安年最少。老大分了家，在家务农。老二说起来可有点来历。卢家老二当过国民党军队的营长，据说还是炮兵营的营长。在解放战争中，在战场上被解放军俘虏，最后被遣送回家。我小时候见过这位营长大人，他身体中等，略有驼背，性情温和。村中有人打趣地问他：“那时你为什么不阵前起义，投奔共产党呢？如果你那时投奔了共产党，那么你就是有功之臣。今天，你就是一位大官，不用跟我们一样，在山沟里放牛！”
　　 卢营长淡淡一笑，回答说：“其实，那个时候，共军与国军正在激战之中，我们也没有料到，数百万国军竟被共军打挎，不是我们不愿投降，而是我们对形势判断不准，最后只好做了共军的俘虏。”
　　 卢营长是位鳏夫，在村里跟着哥哥生活，八十岁时，寿终寢止。
　　 我家斜对门一家姓邓，主人家叫邓文。邓文原在县里的大林场做过场长，算来也是一位领导干部，他长得肥胖，肤色白晰，总是有点咳嗽。退休后，老人家一直在县里居住，平时很少回乡。邓文的儿子叫阳，原本也是农民，他把阳接到身旁，让他学会了开车。阳每天开着大卡车，跑长途，运货物，赚了不少钱。十多年前，邓文谢世。村人说，有一回，阳在县城行走时，被陌生人拦下问路，抽了一口陌生人的烟，阳抽烟后，竟鬼使神差的回到家里，翻出了存折，到银行里取了几十万给了陌生人。邓家发现后，向公安报了案。可人海茫茫，陌生人已了无踪影。
　　 阳上了年纪后，再也没有开车，他把开车的技术传授给儿子，带着老伴回到了村里耕田种地。
　　 前些日子，我回乡一趟，瞧见阳在晒谷场上收了七八十斤的黑麻。我发现，阳已经是满头银发了。我笑问：“阳哥，你今年多大了？还如此卖力气！”
　　 阳叹了口气回答说：“我已经六十二岁了，老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村里每家每户都是赤贫，大家穷得叮当响，穿着褴褛的衣服，不少家庭，哥哥穿了的破衣服，弟弟接着穿，直到衣服无法修补，这才舍不得扔掉。每家的家庭收入没有多大的差别。
　　 改革开放后，村里终于拉开了贫富差距步伐。村头的邓忠率先买了拖拉机，自己跑长途搞运输，脱贫致富后，举家搬进了县城，租了房，从事河粉的生产与销售。不出数年，邓忠发达了，在县城买房了，洗脚上田，成为一个城里人了。邓忠的生意越做越大，成为县城大饭店大酒家河粉供应商。邓忠赚得盆满钵满，腰板也硬直了许多。
　　 我听说，邓忠如今每天需要大量的大米，他总是进越南大米，每次拉十数吨的大米回来。邓忠在村里可说是创业成功的典范。
　　 村里有一王姓人家。王家共有三兄弟，老大俗名叫汗汗。汗汗原在大队任书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汗汗辞去了书记之职，外出承包建筑工程，赚了许多钱，率先在镇上建了新房，并在县城为教书的大儿子买了新房。
　　 汗汗的大外甥叫咏，在八十年代读完职中，走种养之路，并开了间碾米厂，也挣了一些钱。咏原是我小学、初中的同学，我对他了如指掌。他在山上建了养猪场，也建了别墅，一家人守在山里。我曾经去他那儿溜达过，那儿青山绿树，环境幽美，一条山道直绕到他的家门口，那儿像世外桃源的感觉。令人称奇的是，咏身材瘦小，却有一套驾妇之术。咏或明或暗娶了两个老婆，两个老婆同居一室，跟他共睡一床，居然相安无事。这真是一件奇事！